“闲差”三年

1988年6月，我由省委统战部副部长调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调离省委统战部是意料之中的事，但让我这个时已年近花甲，且对修志一窍不通的人编纂地方志，当属情理之外了。一天，在街上遇见一位我昔日的同事，他奇怪地问：“怎么派了你个‘闲差’呢？”我笑着说：“这要问派我去的人。”

从那时到1991年8月调离，我虽然还兼任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副主任、《山西通志》总纂、《山西年鉴》副主编两年，但只是审阅志书，实际上在省地方志办公室修志也只是三年。期间，感受颇多，至今难忘。

“闲差”亦重要

“闲差”，顾名思义，就是清闲的差事。人们常把拿着俸禄、无事可做或可有可无、可干可不干的官职或工作称为“闲差”。前面说到的那位我昔日的同事，是名牌大学中文系毕业，当然知道修志特别是编修通志是一项长期而艰苦的任务，非几年甚至十几年“冷板凳”不可告罄。他之所以那样问我，之所以把修志比喻为“闲差”，我体会，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修志工作，某些领导不重视，别人瞧不上，派我这个差事，无异于“投闲置散”，干得再好，也不会有多大出息。他是担心我的前途、命运，我从心里感谢他。至于我的前途、命运，早已为我的耿直较真、好提意见的个性所注定了。我所虑者，自己才疏学浅，孤陋寡闻，怕干不好修志这一“闲差”。我深知，修志成了我面临的一门必须为之青灯黄卷皓首穷经的学问。所以一到任，在了解过去八年的修志工作情况，研究安排了当前工作后，即开始“临阵磨枪”，埋首方志学，重当小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探赜索隐”，我惊讶地发现――

历代编修的地方志书如此之多。编修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一方之志，始于《越绝》。”《越绝书》是东汉时期辑录的我国现存最早的地方志，内容极为广泛丰富，记载了吴越两国的历史、地理，详细记载了吴越交兵的经过。其实，史料记载，远在2000多年前的周朝，即已设立“外史，掌四方之志”，只是那时的“志”，内容多集中于“史”。一些学者研究认为，东汉初年的《南阳风俗传》当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地方志，可惜早已失传。据统计，我国现存的历代各类地方志书有8700余种，近11万卷，占全部古籍的1/10。无怪，人谓方志与家谱、正史是构成中华民族历史大厦的三大支柱。

地方志书的作用如此之大。古人把方志的作用提到治国安邦的高度，称“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鉴”。并将志书的社会功能概括为“资治、存史、教化”。清同治四年（公元1865年）利川知事何蕙馨在《利川县志・序》中称：“昔朱晦翁（朱熹）宰南康，下车伊始，他务未遑，先问志书。”利川，在湖北省西南部。南康，晋太康三年（公元282年）置郡。宋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分洪、江等州置军，辖境相当今江西星子、永修、都昌等县地。朱熹到南康上任时，当地属官精心搜集资料，以备垂询，并备礼载酒，远道迎接。谁知朱熹撩开轿帘，开口就问：“志书带来没有？”众属官始料未及，面面相觑，无言以对。从此这一带便形成习俗：凡地方官上任或离职，常常先接交地方志书。这一真实的故事，生动地说明古人对地方志作用的高度评价。

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修志工作如此重视。、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十分关心和重视地方志。青年时代就喜欢查阅地方志。在战争年代，“每打开一个县城，总是喜欢找当地的县志看看”。1941年，中共中央就提出要收集县志、府志、省志加以研究。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倡议：全国各地要修地方志。同年8月9日，指示：“要系统整理县志，把关于各地地方志中的经济建设、科学技术资料整理出来，做到古为今用。”当时曾正式建立了地方志小组，负责推动全国修志工作。但由于“左”的影响等种种原因，修志工作未能顺利开展，“”期间被迫中断。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关怀下，修志工作重新启动。指出：“编纂社会主义新方志是两个文明建设的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是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服务当代，有益后世的千秋大业。”全国逐渐掀起了盛世修志的热潮。

一句话，“闲差”亦重要！

“闲差”不清闲

地方志是全面记载一个地方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方面历史与现状的资料性著述，纵贯古今，横纳百科。其所载内容时间跨度之长和空间范围之广，决定它不是简单的图书编辑出版，而是一项文化建设的系统工程。志书可编，良志难求。为了编好志书，我们与省直修志单位的同志一起研究，反复讨论，于1989年8月形成了《编纂方案（修订）》。这个方案解决了三个问题：一是将《山西通志》各卷定性为行业志，不编部门志，突出了志书的科学性、整体性。二是明确了各卷志书的牵头单位和参与编修单位，各负其责，通力合作。三是确定《山西通志》共编纂50卷，并初步提出各卷志书完成初稿的时间。当年8月21日，中共山西省委办公厅、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制定的《编纂方案（修订）》。之后，我们又制定、修订了《及地、市、县（区）志版式规定》、《编纂条例》、《山西地方志编写行文暂行规定》，使志书的编纂有章可循。

省地方志办公室主要有两项任务，一是编纂《山西通志》，并编辑出版《山西年鉴》，整理历代旧志；二是负责指导全省各地、市、县（区）志的编纂工作。编纂《山西通志》是重中之重。作为省地方志办公室主任，我应该而且必须挑起总纂的重任。历史上，《山西通志》共编修过七次，分别为明成化版、嘉靖版、万历版和清康熙版、雍正版、乾隆版（辑要）、光绪版，均为鸿篇巨著。这七部《山西通志》的编纂者，多是举人、进士出身，学识渊博，有深厚的国学根底。而我只读过中学，承担如此重任，难度可想而知。虽说先后在《山西日报》、《太原日报》从事编辑工作近30年，和文字打了多年的交道，但新闻工作与修志书是两个不同的行当。隔行如隔山。但既在其位，当谋其政。我以先来者为师，向他们学习、问难。1984年调省地方志办公室任副主任的刘纬毅同志，原在省图书馆古籍部工作27年，是对地方志很有研究的专家。我在工作中遇到问题，便向他请教。我到任半年后，于1988年12月中旬召开了山西省地方志学会成立大会暨全省第二次地方志学术讨论会。会上，许多从事地方志工作的省直和地、市、县（区）的同志发表了很多卓有见识的学术论文，又给我提供了一个学习方志理论和编纂业务的机会。通过边学边干，我先后审阅了《山西通志》中的《金融志》、《地震志》、《林业志》、《农业志》、《科学技术志》、《社会科学志》、《地质矿产志》、《煤炭工业志》、《建筑材料志》、《体育志》等1 0部分卷的志稿。最先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山西通志・金融志》、《山西通志・地震志》、《山西通志・林业志》三部志书，均在全国、全省优秀志书评选中获奖。

“闲差”需人才

地方志是一项业务性很强的工作，需要有专门人才来承担。编写地方志书，提高志书质量，关键是要建设一支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又热爱修志的专业队伍。我刚到省地方志办公室时，全室只有20多名同志，要完成编纂《山西通志》、《山西年鉴》以及指导全省地、市、县（区）编纂的艰巨任务，人员显然不够。我们党组一班人采取让群众推荐、组织专人考察、党组最后拍板的办法，调有志于修志事业、具有一定文字功底和写作能力的同志来省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在调人过程中坚持唯德唯才是举，绝不滥竽充数。

我在任期间，先后从新闻单位和大、中学校调来十余名同志充实修志业务处室。这些同志后来全部成为能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和业务处室领导，全部被评为高级职称者。有的同志著书立说，成为小有名气的修志专家；有的同志退休后，仍在修志系统发挥余热；有的同志年富力强，正在第二轮社会主义新方志的编篡中大显身手。我们原来还想从地市、县修志队伍中调一些有经验的同志充实到省修志队伍。运城地区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创生同志就是我们组织考察后准备调来的。他是烈士之子，其父■灏在抗日战争期间曾任中共永济县委、稷麓县委书记，在对日作战中英勇牺牲。■创生同志大学毕业，酷爱修志工作，业务能力强，但终因种种原因未能调来，留下些许遗憾。

在充实修志力量、健全修志机构的同时，我们加强了对修志人员的培训。先后举办了十几次培训班、研讨班、学习班，学政治，学业务，相互交流，相互促进。特别是针对修志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专题研讨，效果显著。还派人到外地进修，组织人员到兄弟省市取经；编印学习资料，提供方志研究信息，开展学术交流。通过这些措施，在修志人员中逐渐形成了学习业务知识的良好风气，提高了修志队伍的整体素质。

“闲差”有楷模

在地方志这个不易引起社会重视的“闲差”上，有一批甘于寂寞、辛勤笔耕、默默奉献的修志人员。燕居谦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杰出代表。

1990年夏季的一天，省地方志办公室编审处副处长陈又新向我反映，他家乡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县志主编燕居谦身患癌症，抱病修志，事迹十分感人。我立刻派分管地、市、县（区）志的研究处处长杨志忠赴交城了解、采访燕居谦同志的先进事迹。燕居谦1982年担任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后，在只有一间房子、一张桌子、几把椅子的艰苦条件下，带领县地方志办公室的同志搜集了近千万字的资料，编写出了130多万字的县志初稿。1988年他不幸患了胃癌。手术后一星期，他便以惊人的毅力继续投入修志工作。1990年6月，燕居谦同志病情恶化，自感在世时间不多，为了排除杂务干扰，集中精力进行县志总纂，他来到交城卦山古刹文昌宫抱病宿庙修志，决心在生命之火熄灭之前做最后的拼搏，完成县志的总纂任务，向国庆41周年献礼。他在身患白血病的女儿燕爱萍陪伴下，宿庙修志两个多月，终于当年9月完成县志的总纂任务。燕居谦同志呕心沥血、忘我修志、无私奉献的精神，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和新时代修志工作者崇高的思想境界。

当年8月28日，我陪省政协主席、主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李修仁专程到交城卦山文昌宫，看望了抱病宿庙修志的燕居谦同志。李主席称赞他是“修志人员的楷模，共产党员的典范，焦裕禄式的好干部”。并代表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向燕居谦同志赠送了书有“志界楷模、吕梁英豪”的纪念册。

10月19日，中共吕梁地委决定授予燕居谦“人民公仆”的荣誉称号。

1990年省地方志办公室刊物《山西地方志》第6期发表了杨志忠采写的通讯《饱蘸心血著汗青――记交城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燕居谦身患癌症宿庙修志的事迹》，并配发了《拼搏进取，无私奉献――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评论，在我省各报刊中最早宣传了燕居谦同志的事迹，在修志界产生了较大的反响，《中国地方志》和部分省的地方志刊物予以转载。

11月25日，山西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作出《关于开展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决定》，要求全省地方志系统的全体人员认真学习燕居谦同志的先进事迹。

12月6日，山西省地方志办公室召开了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座谈会。《山西日报》就此在头版发了消息和部分人员的发言摘要。

1991年2月24日，《人民日报》头版以《生命诚可贵，事业价更高》为题登载了燕居谦的自述文章。

3月1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发出《关于在修志系统宣传燕居谦事迹，开展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通知》。同时，《中国地方志》发表了评论员文章。

3月26日，中共山西省委作出了《关于向燕居谦同志学习的决定》。之后，纪实性电视剧《好人燕居谦》等剧目相继在全省和全国上演。

通过大张旗鼓的宣传，燕居谦同志这样一位修志楷模，从地方志系统推向全省，又从全省推向全国。在燕居谦精神鼓舞下，全省修志人员振奋精神，默默奉献，开创了地方志工作的新局面。同时，通过树立和宣传燕居谦这个典型，对全社会关注修志事业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闲差”苦与乐

省地方志办公室是个“冷部门”。由于成书周期长，专业性强，信息流动慢，显时效益差，往往不被人理解，不受人重视。修志人员曾被称为工作辛苦、条件艰苦、生活清苦的“三苦干部”。鉴于此，我们一方面提倡埋头苦干、艰苦奋斗的精神，要求修志人员甘于寂寞，无私奉献，“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字空”。另一方面，我们想方设法改善大家的工作、生活条件。

省地方志办公室1980年成立后，一直没有一个固定的办公场所。八年时间，五次搬家。一个处仅有一间办公室，五六个人挤在一起。单位没有宿舍，居住分散。编审处的陈又新同志50多岁了，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就得两个半小时。为改变这种状况，我们以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正副主任（除我之外都是在职或退下来的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的名义起草了关于修建地方志办公室办公楼和职工宿舍楼的报告，并请他们一一签名，报送省政府批示后由省计委立项。李修仁主席听说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在平阳路上有块空地，就叫上我一块去实地察看。当天，李主席又把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的负责同志请到家里，商定了地皮问题，使办公楼、宿舍楼后来得以顺利建成。工作、生活在新建成的宽敞明亮的办公楼和宿舍楼里，看着新出版的一卷卷志书，大家感到无比的欣慰，乐在其中。

在地方志工作的几年间，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几位省级老同志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支持，使我未辱使命，略有成绩。在此，我向先后以李修仁主席、王森浩省长为主任的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的各位领导表示深深的谢意，向省地方志办公室和全省修志系统的同志表示深深的谢意。（写于201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