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居民高储蓄率的再认识

[摘 要]在界定居民储蓄率概念的基础上，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进行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均呈现上升态势，但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在此基础上，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对如何降低过高的居民储蓄率提出了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演资金流量表；居民储蓄率；可支配收入

中图分类号？演F832.22 ？眼文献标识码？演A ？眼文章编号？演1673-0461（2013）12-0087-05

近年来，中国过高的储蓄率问题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众多专家学者和政策制定者围绕着中国高储蓄的结构、高储蓄的形成原因以及如何降低过高的储蓄率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持久的讨论。进入2007年以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性金融危机，导致国外需求的减少，中国经济增长受到较大冲击。面对外需不振的形势，中国政府开始把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推动经济平稳较快增长的一项重要措施。刺激消费与降低储蓄是同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此，进一步理清中国高储蓄率的现实状况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利用国家统计局2012年最新修订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数据，着重对我国居民储蓄率的现状及成因进行分析，以期得出一些新的认识，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文章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居民储蓄率测度问题的讨论；第二部分分析居民储蓄率与国民储蓄率、其他部门储蓄率之间的相互关系；第三部分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分析居民储蓄率攀升的原因；第四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一、关于居民储蓄率的测度问题

研究中国居民高储蓄率成因的前提是测度问题，很多研究结论的巨大差异是由居民储蓄率测度方法不同造成的。从已有的文献来看，目前对居民储蓄率的测度方法主要有四种：一是运用国家统计局分城乡的住户调查数据，城镇居民储蓄为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减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支出，将其除以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就是城镇居民储蓄率；农村居民储蓄为农村居民纯收入减农村居民生活现金消费支出，将其除以农村居民纯收入就是农村居民储蓄率。Kraay（2000）、Horioka & Wang（2007）的研究就是采用以上的测度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利用国家统计局编制的资金流量表数据，将资金流量表中的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就是居民储蓄率，Kuijs（2005）、何新华、曹永福（2005）、任若恩、覃筱（2006）等人的研究运用了这种测度方法。第三种方法也利用资金流量表数据，稍有不同的是，这种方法将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住户部门可支配收入定义为居民储蓄倾向，而将住户部门总储蓄除以国民可支配收入定义为居民储蓄率。李扬、殷剑锋（2007）采用了这种定义。第四种方法则是通过估算，将当年居民总财富（包括实物资产和金融资产）的变化量作为居民储蓄，将其除以居民可支配收入即为居民储蓄率，中国人民银行课题组（1999）、Modigliani & Cao （2004）在研究中采用了该方法。

在四种测度方法中，第一种方法中采用住户调查数据同时拥有各省市和分城乡的数据，但其界定的收入和消费的范围偏窄，容易存在低估可支配收入和实际消费的问题；第四种方法则主观随意性较大，估计的准确性很难得到保证。第二和第三种方法的区别在于分母不同，前者的分母是居民部门的可支配收入，后者是用国民可支配收入。根据联合国牵头编制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2008》，其中对储蓄率作出了严谨定义：“储蓄率，尤其是住户部门的储蓄率，是一个很关键的经济变量，通常用各部门的储蓄除以其可支配收入来计算”。① 因此，在本文的研究中，采用第二种定义方法，即用住户部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的余额除以住户部门的可支配收入。

2012年，国家统计局根据财政部提供的全口径财政收支详细资料、国家外汇管理局修订后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数据，以及部分交易项目编制方法的调整，系统修订了2000～2008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并新公布了2009年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其中部分历史数据发生了重大变动。我们可以通过下图由中国资金流量表数据计算的居民储蓄率，对未修订和修订后的变动作一简要对比：

通过上图的分析，我们可以明显发现，修订后的居民储蓄率较修订前明显上升，特别是2000～2003年的调整尤其显著，平均上调了近5个百分点。同时，从居民储蓄率的发展趋势来看， 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一直在稳步上升，特别是发生国际金融危机（2007～2009年）期间，中国居民储蓄率甚至接近40%左右，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水平。通过对修正后的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居民储蓄率的认识，并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重新审视和修正。

二、从国民储蓄结构角度看中国的居民储蓄率

自2005年以来，一些专家学者利用国家统计局定期公布的资金流量表，开展了对中国高储蓄的来源和结构等问题的研究。Kuijs（2005）通过对2001年以前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发现中国居民部门的储蓄率高于其他国家，同时企业和政府的储蓄率也大幅超过其他国家水平。何新华、曹永福（2005）通过对1992～2001年资金流量表的研究，认为我国居民储蓄率呈现快速下降的态势，国民储蓄率之所以居高不下，主要原因在于企业与政府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持续上升以及政府储蓄率过高。国内消费需求不足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所占比重的持续下滑。李扬、殷剑锋（2007）以1992～2003年中国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对居民、企业（包括金融机构部门和非金融企业部门）、政府等3个部门储蓄率的比较分析，发现政府部门储蓄率急剧提高，企业部门储蓄率缓慢上升，而居民部门储蓄率逐步下降。他们认为，居民储蓄率下降的主要原因在于居民部门获得的劳动报酬、财产收入和再分配收入均有所下降。那么，在国家统计局对资金流量表数据进行调整后，这些研究结论是否仍然成立？通过对修订后数据的分析能否为中国居民储蓄率现状提供一些新的认识？本文将对此展开分析。

为了进一步深化对居民储蓄率的认识，我们将从分析国民储蓄的部门构成入手。根据中国资金流量表的编制说明，我国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将全部经济部门划分为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住户和国外等五个部门。其中，非金融企业、金融机构、政府、住户等四个部门为国内部门。对于非金融企业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而言，他们没有消费支出，其可支配收入就是储蓄。为了便于展开分析，我们将非金融机构部门和金融机构部门合并为一个部门，统称为企业部门。对于住户部门和政府部门而言，他们各自的可支配收入减最终消费就是他们各自的储蓄，将储蓄除以该部门可支配收入便可得到住户部门储蓄率（本文称之为居民储蓄率）和政府储蓄率。我们将企业部门、政府部门和住户部门的储蓄相加的总和称为国民储蓄，国民储蓄与整个国内部门的可支配收入之比就是国民储蓄率。另外，为了更好地分析国民收入分配结构，我们将政府部门储蓄除以国民可支配收入定义为政府储蓄占比，将住户部门储蓄除以国民可支配收入定义为居民储蓄占比，将企业部门储蓄除以国民可支配收入定义为企业储蓄占比。因此，按照以上定义，可得：

部门储蓄占比=部门储蓄率 *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额

因此，国民储蓄率就等于各部门储蓄占比之和。表1是根据修订后的2000～2009年资金流量表计算的国民储蓄率及各部门储蓄占比情况。

从上表我们可以发现，自2000年以来，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呈现不断上升态势，其中住户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无一下降，呈现出普遍上升的态势。其中，政府部门的储蓄上升尤为明显，自2000年至2009年的10年间，政府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上升超过6个百分点，而居民储蓄占比和企业储蓄占比分别上升3个百分点以上。因此，我们认为，中国高储蓄率是居民、企业和政府共同推动的结果，其中政府储蓄的上升最为显著。

下面，我们根据部门储蓄占比的公式，将住户部门、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占比，分解为部门储蓄率和部门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见下表）。

通过上表我们可以发现，自2000年至2009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份额呈现逐年下降的态势，居民储蓄占比的提高完全是由居民储蓄率的提高带来的。由此可见，虽然中国政府近年来多次提出要刺激居民消费，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一方面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低于经济增长速度，导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不断下降，另一方面是居民的储蓄倾向不断加强，在短短的十年间居民储蓄率上升了近10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的储蓄率迅猛上升，从2000年的负储蓄上升到2009年的27%，其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一是政府财政、税收等收入的大幅增加，这一点从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中可以得到映证；二是政府教育、医疗、卫生等公共支出相对不足。

三、从国民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中国的居民储蓄率

根据我国资金流量表的编制原理，国民收入核算的起点是各部门的增加值，收入分配可以分为初始分配和再分配两个阶段。对住户部门来说，初次分配收入主要由增加值、劳动报酬净额和财产性收入组成。由于国情特殊性和数据基础薄弱等问题，中国资金流量表中的劳动报酬不仅包括受雇劳动者的劳动报酬，还包括个体经营者的经营净收入和离退休人员的工资收入。因此，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这里所指的住户部门的劳动报酬净额是劳动报酬项来源与运用之差，再减去住户部门生产税净额之后的余值。根据这一定义，住户部门的初次分配总收入就等于住户部门增加值、劳动报酬净额和财产性收入之和。下表是2000～2009年各组成部分占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比例的变动情况（见下表）。

从上表我们发现，自2000年以来，劳动报酬净额始终是居民初次分配总收入的主要部分，并呈现略有上升的态势。与此同时，增加值所占比例有所下降，财产性收入比例有所上升，但变化不大。由于增加值是由个体经营者在生产过程中创造的价值，增加值比重的下降意味着个体经营者在我国经济中的影响力有所减弱。

下面，我们通过计算各部门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之后获得的可支配收入在国民可支配总收入中的比重，进一步认识中国居民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的状况。表4是我们计算的企业、政府和居民部门在两次分配后获得的可支配收入与国民可支配收入之比。

下表的数据表明，2000年以来的10年间，我国居民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的分配格局中，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均出现了大幅度的下滑，下滑幅度均超过6个百分点。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均有所上升。从收入再分配的情况看，我们可以发现，经过收入再分配后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均呈现下降趋势，而政府部门在再分配中的比重进一步上升。

收入再分配主要涉及经常转移项目，下面又分为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其他项目转移共5个子项。对政府部门而言，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是主要的来源项，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是主要的运用项，其他项目转移一般规模较小。对居民部门来说则正好相反，社会保险福利和社会补助是主要的来源项，收入税和社会保险缴款是主要的运用项。自2000年以来，政府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的收入不断增加，但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并未明显增加，导致政府部门在再分配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特别是2007～2009年的3年间，政府经过再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均提高了近4个百分点。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政府收入不降反增，表明政府公共支出明显不足，很多应该由政府承担的公共服务成本被转嫁到居民身上，这或许是解释居民部门储蓄率不断上升的重要原因。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4点结论：

一是自2000年以来，中国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均呈现逐年上升的态势。这一点显然与何新华、曹永福（2005），李扬、殷剑锋（2007）利用未经修正的资金流量表原始数据得出的结论不同。但政府储蓄率上升速度远高于居民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的事实依然成立。

二是中国居民储蓄在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份额呈现上升态势，这种上升是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的背景下出现的，这意味着中国居民储蓄率更快速度的上升。从这种情况来看，自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国家采取有关刺激居民消费的政策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三是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报酬，其在居民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中的比重逐步提高，与此同时增加值所占的比重在10年间却下降了近4个百分点，这表明个体经营者群体的影响力逐渐减弱。

四是在收入再分配过程中，由于居民部门的收入税、社会保险缴款不断增加，而社会保险福利、社会补助并未明显增加，导致居民部门在再分配后的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有所降低，与此相对应的则是政府部门在再分配后占国民可支配收入中的比重不断增加。公共支出明显不足是导致居民部门储蓄率上升的重要原因。

针对目前我国居民储蓄率过高的现实情况，我们基于2000～2009年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提出3点政策建议。

（1）从长远来看，降低居民储蓄率的关键在于提高居民部门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目前，我国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过高，相当程度上挤占了居民部门的收入增长空间。虽然国家已经将扩大消费作为一项重要政策，但在居民收入增长有限、预期未来存在教育、医疗、养老等刚性支出的情况下，不得不提前进行预防性储蓄。这一点从2007年金融危机以来居民储蓄率不降反升的情况可以得到映证。因此，国家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结构，较大幅度地提高劳动报酬，否则刺激消费的愿望难以成为现实。

（2）短期来看，在政府储蓄大幅度增加、公共支出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应该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的作用，恢复财政的公共属性，适度增加在教育、医疗、养老、住房保障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这一方面可以降低过高的政府储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降低居民部门的预防性储蓄，刺激消费增长，从而较好地起到“一石二鸟”的效果。

（3）面对我国居民储蓄率、政府储蓄率和企业储蓄率 “三高”且短期难以根本扭转的形势，国家要进一步理顺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提高储蓄的利用效率，努力提高储蓄的边际收益。

[注 释]

① 具体内容可参见《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Chapter 9：The Use of Income Accounts，Calculating Savings Ratios.

[参考文献]

[1] Horioka，C. and J . Wan.The Determinants of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 A Dynamic Panel Analysis of Provincial Data[J]. Journal of Money，Credit and Banking，2007，39（8）： 2077-2096.

[2] Kraay，A. Household Saving in China[J].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2000，14，（3）：545-570.

[3] Kujis，L. Investment and Saving in China[J].World Bank China Research Paper，2005（1）.

[4] Modigliani，F. and L. Cao .The Chinese Saving Puzzle and the Life-Cycle Hypothesis[J].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2004， 42（1）：145-170.

[5] 何新华，曹永福.从资金流量表看中国的高储蓄率[J].国际经济评论，2005（11-12）.

[6] 李扬，殷剑锋.中国高储蓄率问题探究——1992-2003年资金流量表的分析[J]. 经济研究，2007（6）.

[7] 任若恩，覃筱.中美两国可比居民储蓄率的计量：1992-2001[J].经济研究，2006（3）.

[8]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课题组.中国国民储蓄和居民储蓄的影响因素[J]. 经济研究，19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