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农村社区传统权力类型

一、文中四种权力类型及其内在联系

费孝通先生在他的《乡土中国》中为我们揭示了农村社区中存在的四种传统权力类型，即横暴权力、同意权力、教化权力和时势权力。

横暴权力是从社会冲突这个层面来理解的。社会中存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但是社会资源往往是恒定的甚至是稀有的，为了争夺这些资源，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存在冲突，冲突引发矛盾与战争，最终形成上下级别，在上的群体制定有利于自己的规则，在下的群体服从于这些规则，形成主从关系。但这种关系往往是短暂的，在下的群体时刻准备着反抗在上的群体，在上的群体也时刻警惕着在下的群体。在这个过程中，权力便产生了。这种权力用于维持在上群体的规则。这个权力的表现之一就是政府与国家组织。横暴权力会一直存在，只要社会中存在不同的阶级，那么阶级斗争必然会成为横暴权力成长的沃土。

同意权力是从社会分工这个角度来理解的。社会分工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础之一，它保障了人们在只需完成自己本职工作的基础上享受到凭一己之力无法获得的服务。但社会分工却同时将世界联系在了一起，每个人都必须依赖于他人活着。这就意味着如果有个人没有好好工作，其他人的生活就有可能被打乱，社会就会变得杂乱无章。为了防止这样的情况出现，每个人必须接受他人的监督，同时去监督其他人。权力便由此诞生，人们达成共识，共同制定规则，形成契约。这个契约便是权力形成的标志。这种权力因为是建立在大家同意的契约基础之上的，因而便被称为同意权力。

从对这两种权力的解释上，可以看出，这两种权力其实对一种事物的两种不同认识。横暴权力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冲突，同意权力产生的根源是社会合作。但冲突与合作之间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冲突也没有绝对的合作，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因而横暴权力与同意权力也只是概念上的区别并非事实上的区别。在分析农村社区权力结构时，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去分析这两个权力是如何配合的。

但费老在分析农村传统权力结构的时候认为横暴权力和同意权力都不可能在农村取得长足发展，因为这两种权力得以发展的前提是经济利益。同意权力的掌握者并不是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因而社会必须利用高薪以及良好的社会荣誉来维系。而横暴权力的产生则大多是为了争夺有限的社会资源，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它与经济利益是息息相关的。如果没有经济利益，横暴权力也就没有了意义。而农村并没有大多的经济利益。农民们生产的东西只够自己消费，这并不能够促使横暴权力的发展。同意权力也同样因为农村社会的分工不发达而无从发展起来。

但农村社区权力结构却并没有因为横暴权力以及同意权力的不得发展而消弭，它依旧在运行着，在维系着农村的日常生活。显然，农村社区存在着这两种权力以外的权力。费老在文中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种权力――教化权力。

教化权力仅凭字面就可窥知一二。这种权力发生于社会继替的过程，是教化性的权力。每个人的出生、成长、死亡相对于漫长的时间而言都只是一个旅客，与旅客唯一不同的是，人们降生在了一个存在既定规则的世界，在没有能力去改变这些规则的情况下，人们只能改变自己去适应它，对于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刚成长的少年来说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天性与既定规则之间的违背，常常使一个孩子感到无所适从。大人们在孩子刚出生时便教着孩子去适应社会，这其实就是父母对于孩子的一种权力――教化权力，强制孩子的天性服从于既定规则。当然，这种权力并不仅限于亲子之间，它普遍存在于长幼辈之间。中国农村社区讲究长幼有序就是这个原因，比自己年长的人经历的事情必然比自己多，他必然能给自己一些建议，告诉自己应该如何处理一些事情，这就是教化权力产生、存在、发生作用的基础。教化权力产生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文化环境。在稳定的文化环境中，刚刚成长的新新人类遇到的问题大多都是其先辈遇到过的问题，只要去向年长者请教，问题往往迎刃而解，这是教化权力产生的基础之一。从某种层面来讲，教化权力依赖的正是年轻者所没有的经验。假如社会的文化背景是不稳定的，年轻者总会遇到一些年长者无法解决的问题，那么年长者的经验就不再有用，其对年轻者的教化权力也就不断缩小了。

教化权力的产生、发展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社会文化环境，但是乡土社会的文化环境却并非完全稳定，它并不是静止的，可以说，并不存在一个完全静止的社会，乡土社会的静止只是相对而言的，它也在经历着变化。在这变化之中，农村社区的权力也在发生着变化，费老向我们揭示了在这个变化中农村社区出现的新的权力类型――时势权力。

时势权力产生于社会结构变迁过程中，这是与教化权力最大的不同。社会变迁与社会继替是并不矛盾的两个过程，它们同时存在，社会结构的变迁不可能一蹴而就，一般都是循序渐进的，每一次的变迁都只社会结构中的一个小环节，而整体的社会结构却是相对稳定的，因而时势权力与教化权力是同时存在的，但两者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

时势权力得以发展的根源在于社会变迁，那么社会变迁的根源又在哪里呢？费老认为社会变迁的根源在于旧有的社会结构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不再能够适应新的环境。当遇到新的问题，而旧的经验已经不能再解决这个问题时，人们必须寻找新的解决办法，这个新的解决办法必须向别的文化借鉴、或者自己思考，然后去实验，输入，最终为人所接收，社会变迁由此完成。在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人们难免一场惶恐不安的过程，这时就需要一个人来提出办法、进行实验、获取信任。“这种人可以支配跟从他的群众，发生一种权力。这种权力和横暴权力并不相同，因为它并不是建立在剥削关系之上的；和同意权力又不同，因为它并不是社会所授予的；和长老权力更不同，因为它并不根据传统。它是时势所造成的，无以名之，名之曰时势权力。”

二、四种权力类型的现代演变

在现代的中国农村，上述四种权力都不同程度的存在：

中国农村的权力结构中，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就是村民自治委员会（村委会）和村中国共产党员支部委员会（村支部）。村民委员会办理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调解民间纠纷，协助维护社会治安，向人民政府反映村民的意见、要求和提出建议。这是中国双轨政治中自下而上的轨道中的至关重要的一环。而村支部则是中国双轨政治中自上而下的轨道中的最后一环，也是最贴近百姓的一环，它是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辖与控制，负责传达上级的指令，做好地方的思想工作。村两委是现代农村社区同意权力的代表。它们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群众同意的基础之上的，而它们的职能也多是对群众进行监督与管理。

横暴权力在现在农村社区中主要表现于暴力执法机构如公安局，以及农村黑色势力。这些暴力机构的存在无论其是否合法，都存在一些共同点，首先就是它们在当地都具有威慑作用，都手握权力，其次，他们的权力都是通过暴力来维系的。

而对于教化权力，尽管现代农村社区的文化环境已经不再如之前那般稳定，社会的变迁在不断加速，但是在一个社区生活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变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总是必须遵守一些共同的规则，这些就是所谓的乡规民约。

时势权力在现代农村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发展迅猛。在经济发达地区，农村越来越受到城市及国际的影响，原来的乡土气息被城市的新潮之风所替代，其经济结构开始发生改变，人们的需求越来越多样化，旧有的农村结构已经不再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开始寻求突变。农村社区缓慢的变迁节奏被打破，时势权力在农村抬头。这些时势权力主要是乡镇企业里的领导人物以及具有新思想、能够感受并适应新变化的知识分子。

三、现今农村四种权力类型的内在关系

在现今的农村权力结构中，四种权力类型是相互交织的。同意权力与横暴权力作为权力结构中的主要部分，在对农村社区的控制上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对于教化权力，尽管其一直都存在着，但是其对于村民的约束已经大不如前，它的约束力开始流于表面。而最值得注意的就是时势权力的抬头，拥有这类权力的大多是乡镇企业的领导者，他们具有前瞻性以及一定的经济实力，在农村社区拥有一定的威信。近年来，他们不再满足于经济上的成功，开始追求政治上的发展，开始谋求同意权力，最直接的表现莫过于村办企业的董事长开始兼任村委会的主任。这样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发展还有待证明，但这样的趋势却愈加明显。

四、小结

如今的农村社区权力结构趋向多元化，横暴权力、同意权力与时势权力相互监督与制衡，教化权力开始逐渐趋向消亡。无论如何发展，只要有利于农村社区的和谐发展，那么就应该去鼓励与支持。同时，也应该注意发展其他的社会控制力量。

[参考文献]

[1]费孝通.乡土中国[M].上海世纪出版社.2013.10.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 社会学院，江苏 苏州 215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