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冗官说起思考

在中国古代，人浮于事、机构臃肿常成为社会沉重的负担，北宋时期尤为严重，历史教科书上就有北宋的“冗兵、冗官、冗费”的记载。北宋一朝，官员泛滥成灾始终困扰朝廷。

唐代每届取进士三四十人，宋朝动辄四五百人。公元991年，朝廷取士总计竟达一万七千三百人。宋朝对宗室、亲信弟子特为优宠，随意授官，皇朝宗室男孩七岁便可以授官，有的甚至在襁褓中也有官阶，并领取俸禄；宗室之外，其它旁支、异姓、门客，都可以得荫补官，每年成千上万的人涌入官僚队伍。唐太宗时曾将中央政府官员从两千多减至六百三十四人，宋仁宗时代中央内外属官已超过一万七千人，而北宋所辖疆域仅为唐疆域的二分之一。是因为官与职是两回事，官是虚名，宋朝称为寄禄官，用以表示一定级别与领薪俸，职才是管理具体事务的，宋朝称为职事官，后来因官员膨胀，许多职事官也不管具体事务了。只有特别差派负责某事时的官员才有事做和有实际职务。例如"吏部郎中、龙图阁学士、知开封府"这一官号，吏部郎中是官，龙图阁学士是职，知开封府才是实际职务，前两项为空头衔，而这样的高官充斥中央和地方政权机构。宋官僚机构中的怪事之一是本官常常不管本职事务，“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有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舍人不执记笔之事，……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七八。”宋朝有识之士很早就看出了机构臃肿、用人太滥的弊端。叶适说："自古滥官，未有如此之多"，宋祁则说"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臃肿是溃烂的开始，宋朝官场十分腐败，效率很低。照理说宋朝涌现的人才数量不少但其才能不是被埋没，便是在官僚机构中被销蚀。由于吏治腐败和人才政策的失误，使宋王朝积贫积弱，显示出封建王朝末路的本色。

据有关资料显示，现今，财政供养人员比例是1∶30（一说是1∶28），个别地方甚至达到了空前的1∶9（如陕西省黄龙县是9个农民供养1个干部）；为支付众多供养人员的工资以及日常的行政管理费，政府财政不堪重负，很多地方尤其是农村的基层政府是典型的"吃饭型财政"，其中行政管理费及工资支出占了当地财政收入的80%～90%，政府根本没有余钱去推动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让人担忧的是，供养庞大队伍一方面导致了政府机构膨胀、职能转换困难、政府财政支出有增无减，另一方面进一步加剧了“官本位”现象，许多人对当官、做公务员趋之若鹜，是所谓“食之者众，生之者寡”，精简机构与人员难以真正落到实处。据说当今中国“吃皇粮”的人员大约是4000万左右，其中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约700万，这个数字与其它国家横向比显然是惊人的，但笔者以为，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财政供养人员的多少，而在于各类"吃皇粮"人员是否"各司其职"和"有职有司"。现实告诉人们，在近700万党政机关人员中，多半是整天忙于琐碎行政事务的所谓"坐办公室人员"，而社会大众迫切需要服务的公共服务人员比例却相对较低。因此，当人们整天被"假药"、"假烟"、"假酒"、"假化肥"、“残留农药超标的蔬菜”、“有毒食品”、“医生收红包”、“教育乱收费”、“矿乱”、“火灾”、“重大交通事故”、“偷盗”、“抢劫”、“杀人越货”、“黑社会势力猖獗”、“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等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新闻包围的时候，却不知道政府相关执法部门和那些“吃皇粮”的人员是如何在尽他们的职责。更不知道叫了多年的“加强政府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的举措究竟怎么在落实？

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机构中“吃皇粮”的公共服务人员不是多了，而是还需要大大增加，当然要增加的不是整天坐在办公室里瞎指挥、发号施令的管理人员，要增加的是到街头和社区去巡逻、到市场和矿山去检查、到马路上去执勤、到农村、学校和医院去巡视、到社会上弱势群体中去倾听社情民意等等服务于第一线、直接面对基层普通民众的公共服务人员。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无疑是一个政权致命的弊病，因为它还会滋生出各种致命的腐败，这一点已为历朝历代的历史所证实。但我国现在是法治社会，法治社会需要大量的社会公共服务人员，这一点又是与历朝历代根本不同的。因此我们不能笼统地说要精减机构和裁减人员，我们要裁减的是那些无职可司的机构，那些没有固定职司的、也就是北宋官僚机构中不管本职事务的冗官、冗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