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感于“不孝不能当官”

2006年山西河津出台了《局级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的暂行办法》，其中除国家和党内相关规定的要求以外，还包括：拟提拔任用的干部必须孝敬父母，善待配偶，诚实忠信。不孝敬父母、不善待配偶者不能当领导干部，在职的不能提拔重用。在孝敬父母后，还特别注明是“夫妻双方”。组织部门在考察县市、乡镇局级领导职务拟任人选时，要考察其德、能、勤、廉、学等各种情况。而紧随其后，甘肃省金昌市也出台了相应的规定。

此规定出台后，立即引来各界关注。就此问题，各方展开了热烈讨论，拍手称好者有之，对此质疑“讨伐”者亦有之，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无论赞成者还是反对者，观点都有其合理性。不过，决策者作出如此决定，也有其通盘的考虑，毕竟这不是一件小事。我个人认为这种选拔任用官员的办法，可能是决策者选官用官的一种理想范式。

其实，以孝作为选官的标准，并不是当下时髦的东西，而是古已有之。早在战国时期，齐国就建立了反腐监察机构，将官员是否尊老爱幼列为监察之列。汉朝的察举制更是直接把孝作为选官的一种标准，即为“举孝廉”。也就是地方官把本地至孝至廉的人士举荐出来，朝廷以此作为选拔任用官吏的依据，在当时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以后历代也都非常重视官员的个人品德修养。

孝道在儒家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中是居于首德地位的。肖群忠教授认为：孝在中华文化中是一个原发性、综合性的核心概念，孝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中国文化以儒家为核心，儒学以仁学为核心，而孝又为仁之根本，孝体现了儒学亲亲、尊尊、长长的基本精神，孝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是中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和出发点。现在，都在议论如何培育民族精神，弘扬民族文化，其实，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就应该从“孝”这一基点出发，先修身齐家，而后治国平天下乃是古今通理。党员干部在社会上起着榜样示范作用，其一言一行都对普通群众有着很大影响，只有党员干部带头尊老爱幼，践行“三德”，人们才能效而仿之，那么家庭和睦，人际融洽，社会和谐，则不难实现。同时，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也得到了继承和弘扬。

在对此的众多议论中，有人提出了“官德”、“公德”和“私德”之说，认为把孝作为选官标准是“公权对私域的僭越”。我认为所谓的官德，也即为官之德，它不仅包括为官的职业道德、社会公德，也应包括尊老爱幼的家庭美德，这才是完整的考核干部所包括的“德、能、勤、绩、廉”之德，这就不存在所谓的“公权对私域的僭越”。另外，也有人认为忠孝不能两全，以孝作为选拔干部的标准，要求干部尽孝会影响到“忠”。我觉得“忠孝不能两全”的观点是把二者割裂开来对待的，其实两者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孝不仅包括对父母膝前问寒嘘暖，也包括对社会尽责、对国家尽忠，为国尽忠更是一种大孝大义。《孝经・开宗明义》就指出：“扬名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为了“扬名后世”，就必须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做好本分工作。我相信天下所有父母不会因为子女为社会尽责、为国尽忠，导致无法经常在其膝前尽孝而大加指责，顶多会说一句“工作太忙，注意身体”。可怜天下父母心，做子女的（包括做官的）只要理解父母的苦心，工作之余，抽空常回家看看，那么忠孝两难的矛盾也就自然而解了。

当然，两市关于选拔干部的办法已经出台了，具体如何操作，实施过程中出现哪些问题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像河津市关于考察干部的途径就有三种，还要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其中所要做的工作很多，而防止假“孝廉”、如何看待“忠、孝”的关系，以及由于道德的制度化，由柔性变为刚性，如何把握其弹性，都是决策者和具体实施者要全面权衡的。汉代就出现“察举”不察弄虚作假的现象，当时有童谣讽刺：“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这也是世人不想看到的。

因此，我认为，对于这样的选拔办法，我们可以唱赞歌，亦可以质疑其有效性，但是决不应该去抨击、去压制它，因为决策者的愿望是好的，是符合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我们不能以高高在上的态度，采用抠字眼的方式去指责、甚至苛责什么，那样做只能显示我们的肤浅。官德、私德，都是一个“德”字，均要求为官者俱之。所以，我们应为决策者多想办法，多提好的建议，使选官制度趋于完善，真正能把“德才兼备”的人选出来、提上去，为党所用、为国出力、为民造福，这才是国、民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