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资本市场经验数据的会计准则执行评价

摘要：2006年新会计准则的公布，标志着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中国新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准则变迁能否实现会计信息的可比性，关键在于准则如何被执行。本文从会计准则执行的角度出发，以上市公司2007-2009年公布的财务报告为样本，对具体会计准则的执行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新准则总体上实施平稳，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关键词：会计准则趋同 会计准则执行 遵循度

一、引言

会计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而发展的，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跨国公司与国际资本市场的持续深入发展，迫切需要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而会计信息可比性的提高以会计准则的协调乃至趋同为前提。欧盟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积极表态支持国际财务会计报告准则趋同的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要求欧盟的7000多家上市公司（包括银行和保险公司）2005年编制合并报表时，必须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澳大利亚受欧盟决定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影响，宣布从2005年1月1日起，澳大利亚的报告主体将采纳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继澳大利亚以后，新西兰的会计评审委员会也要求新西兰的所有上市公司从2007年起遵守国际财务报告准则。随着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认可范围的扩大，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快了本国会计准则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趋同的步伐，我国也不例外。2006年2月我国新《企业会计准则》的颁布，标志着与国际惯例趋同的中国新会计准则体系正式建立。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主席在我国新会计准则会上指出此次新准则的和实施，使我国企业会计准则与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之间实现了实质性趋同。而根据Peng和Smith（2010）的研究，中国的财政部通过颁布一系列公认会计准则来促进中国的会计准则体系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结果是将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趋同程度从1992年的20%提升到了2006年的77%（高莉芳，2009）。新会计准则体系的颁布，在我国会计规范体系建设、乃至市场经济发展中具有重大意义，因而备受社会各界瞩目。但同时也产生了诸多疑问，如会计准则能否得到普遍遵循，能否有效遏制会计信息虚假，甚至是否会成为新的“规则性”信息失真的根源，类似问题引发了会计理论界、实务界、政府监管部门和新闻媒体等各方面高度关切。事实上，对会计信息和会计准则的研究由来已久，近年来更因国内外不断出现的重大财务造假案，如Enron、WorldCom、帕马拉特、银广夏、蓝田、科龙等而备受关注。为此近年来围绕这一问题形成了公司治理、内部控制、会计监管、法律机制等多领域研究成果，其中强化会计准则又是重心之一。在对会计准则的研究中，逐步从会计准则的理论基础、内容体系、制定模式延伸到实施环节，成为本文研究的出发点。

二、文献综述

（一）国外文献 对于目前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趋同，虽然大部分学者认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全球范围内的推行会导致财务信息的可比性提高，以及财务报表信息披露的加强会导致市场效率的提高。然而没有有效的执行，即使最好的会计准则也不会有什么效果（Hope，2003）。很多研究（Street， Gray & Bryant， 1999； Street & Bryant， 2000； Street & Gray， 2001； Glaum & Street， 2003）发现在许多领域存在着信息披露要求和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严重不符的情况。因而，国际会计准则理事会以及一些资本市场的管理者开始将注意力转向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遵循和执行方面。在就准则执行进行实证检验时，重点应该关注的是如何度量一个企业是否遵循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以瑞士企业为样本的基础上，Cooke （1989）最早建立了一套评分系统，利用公司报表中实际披露的项目数与准则要求的应该披露的项目数相比，得到一个遵循指数来衡量公司对准则的遵循程度。随后，众多研究在此基础上进行发展。Cairns （1999） 在其研究中依据企业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不同状况，将其分为从“完全符合”到“差异的无保留描述”九类。Street等（1999）在研究中发现在 1996年声称遵循国际会计准则的221家公司，遵循程度是不同的，或者是有选择地遵循。在一项后续研究中，Street 和 Bryant（2000）对存货、固定资产等9项准则进行了遵循检验。他们根据国际会计准则的具体要求，关注于信息的计量和披露，设置了一个遵循调查表，根据49家样本公司的报表以及审计报告采用二分法手动搜集了公司报告对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遵循信息。检验结果表明，49家样本公司里面只有20家完全遵循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总体遵循度低于45%。于是，他们得出结论，尽管企业声称完全遵循了国际财务报告准则，但事实上，还存在很多重要的差异。后来的学者在衡量准则遵循度方面也基本上采用了类似的度量方法 （Street和Gray，2001； Glaum和Street，2003）。Hodgdon 等（2009）对声称遵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非美国上市公司的1999年和2000年的年度报告进行了检验。在其研究中不仅利用非加权项目来衡量准则的遵循度，还借鉴了（Spetz & Baker， 1999） 提出的“Saidin”指数来度量准则遵循度，该指数依据信息披露的稀有程度赋以不同的权重。

（二）国内文献 在中国，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应用将会受到更大的挑战，因为国际财务报告准则是原则导向型的，与中国传统的以会计制度为主的会计处理相比，国际财务报告准则在执行中需要运用大量的个人判断，因而在中国更应该关注于会计准则的执行。按照高利芳（2009）在其博士论文中的划分，对于会计准则执行研究的文献回顾，有或明或暗的三个维度：一是观点维度；二是方法维度；三是区域维度。从观点维度看，以往的研究主要关注三方面的问题：首先，准则的执行是否一致，或者说准则遵循程度有否差异；其次，如果执行不一致的话，哪些因素影响执行；最后，准则执行的差异性有什么后果。方法维度是指执行研究的具体方法可以分为规范研究、调查分析和实证检验三大类。而区域维度则是说准则执行研究的区域包括国内和国际两种情况。由于本文内容主要侧重于对准则的执行是否一致进行实证检验，因而本部分内容主要回顾和会计准则执行实证检验相关的前人研究成果。国内目前国际会计准则遵循度方面的研究还比较少。目前对新会计准则体系的执行遵循度方面的实证研究还主要局限于调查报告。与国外调查报告主要由民间机构进行显著不同的是，我国目前对准则执行的调查主要是由财政部组织进行的。财政部会计司与有关方面通力合作，采用“逐日盯市、逐户分析”的工作方式，对上市公司2007年至2009年的年报进行了分析（财政部会计司，2007、 2008、 2009）。据笔者不完全统计，民间进行的实证分析有两份，一份是由蔡琦梁（2007）针对中小板上市公司执行新会计准则的调查分析报告，另一份是由高利芳（2009）在其博士学位论文中，从基于趋同的会计准则变迁角度，对新准则执行一致性进行了实证检验。

三、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执行状况评价――基于资本市场经验数据

（一）样本选取 高质量的会计准则是高质量会计信息的重要保证，但是趋同的准则变迁能否实现会计信息的可比，关键在于准则如何被执行。如果准则不能得到严格、一致的执行，准则趋同的作用会被弱化。在本部分中，主要是对新会计准则执行是否一致进行实证检验。目前此方面的实证研究主要是在Cooke（1989）方法基础上进行发展，用公司报表中实际披露的项目数与准则要求的应该披露的项目数相比，得到一个遵循指数来衡量公司对准则的遵循程度。本章借鉴Cooke（1989）遵循度来衡量执行，即根据公司报表中实际披露的项目数与准则要求的应该披露项目数相比，每个公司计算一个准则遵循度分数。如果公司间的准则遵循度分数不存在显著差异，可认为公司对准则的执行无差异。本部分中的数据来源主要来源于上市公司的年度财务报告（财务报告由巨潮资讯网获得），就我国新准则实施三年以来（2007年、2008年、2009年）企业的具体执行情况进行检验分析。样本通过随机抽样的方式从沪市主板取得，剔除金融类企业、ST企业（三年内不管是哪一年曾被ST处理，或者被摘帽处理，均从样本中剔除）、所有者权益为负的企业（在三年内只要有一年所有者权益为负，即从样本中剔除），以及三年数据有缺失的企业（比如2008年或者2009年新上市的公司），这样经过调整后的剩余样本为69家，3年共207个观测值。

（二）准则遵循度的衡量 至于准则遵循度的计算，在选择需要检验的披露项目和准则时，笔者主要借鉴了财政部会计司《关于我国上市公司2007年执行新会计准则情况的分析报告》。财政部2007年分析报告中主要介绍了15项具体准则的执行情况，具体包括：存货、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资产减值、职工薪酬、股份支付、债务重组、或有事项、借款费用、所得税、企业合并、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以及每股收益。这些准则都是新颁布的或者有重大修订的准则，对其进行具体分析，可以从总体上把握新准则体系的执行状况。由于时间和成本的限制，本文没有完全按照该分析报告进行准则遵循度量表的设计，而是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些必要的调整。根据该报告，2007年所有发生存货业务的公司（共1541家）全部按照准则规定取消了后进先出法，其中，占96.88%的公司遵循了准则规定的方法并披露了采用的计价方法、各类存货的期初和期末账面价值、用于担保的存货账面价值等信息。由于存货准则修订内容不多，且财政部分析报告已经明确披露了上市公司对存货准则的遵循度，因而在本研究中，在选择需要检验的准则时，剔除了存货准则。固定资产准则也是一项新修订的准则。根据新准则，企业在确定固定资产成本时，应计提预计弃置费用。由于计提弃置费用只涉及到某些特殊行业（例如采掘业），不具有一般性，且根据财政部的分析报告，157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9家上市公司对固定资产计提了弃置费用（占0.6%）。因而在选择需要检验的准则时，也剔除了固定资产准则。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准则作为一项新修订的准则，在修订中，最大的变化是引进了公允价值的使用。由于计量基础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因而该准则本应该在计算遵循度指标时，计入量表，作为检验项目。但由于上市公司中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数额较少（根据财政部2007年分析报告，1570家上市公司中，发生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的只有40家上市公司，占比2.5%），因而在制定量表时，也将其剔除。基于同样的原因，在设计遵循量表的时候，也排除了债务重组准则。股份支付和每股收益准则都是新颁布的准则，剔除股份支付准则的原因是因为根据财政部分析报告，1570家上市公司中实施股份支付计划的上市公司只有41家（占比2.6%）；剔除每股收益准则的原因是因为1570家上市公司都遵循准则规定进行了列报和披露。最后一个剔除的准则是或有事项具体准则，剔除的原因是因为新旧或有事项准则没有原则性的变化。剔除了上述具体准则后，经过调整后需要检验的具体准则只剩下8项，结合具体准则强调需披露的具体事项，本研究所采用的准则遵循量表主要由8项具体准则的38个具体项目组成。在对准则遵循度进行打分计算时，笔者借鉴了高利芳博士学位论文（2009）采用的方法，亦即每一项目如果公司有披露相关内容，得1分，没有完全披露得0.5分，未披露为0分。将每一项目的得分相加，最后的总分就是公司的遵循分数，再除以全部项目都披露的应计总分（38分），得到的就是单个公司的准则遵循比率。

（三）描述性统计 （表1）列出了三年内所有样本公司准则遵循比率的描述性统计。根据该数据来看，企业新会计准则体系在实践中得到了平稳和有效地实施，准则遵循比率由2007年的75%到2009年的78%，成稳步上升态势，这与财政部会计司在2007、2008、以及2009年执行新会计准则情况的分析报告中得出的结论基本一致。（表2）列出了三年内所有样本公司具体准则遵循比率的描述性统计。根据平均值和中值，从单项准则来看，所抽取的八项准则中，遵循度比较高的有投资性房地产和借款费用两项准则，遵循度比较低的是资产减值和企业合并两项准则。具体分析如下：（1）投资性房地产准则。由于投资性房地产准则是一项新准则，在69家样本公司里，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存在投资性房地产业务。在存在投资性房地产的样本公司里，均采用了成本计量模式。这也许是因为企业对历史成本模式比较熟悉，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虽然能给报表使用者带来更大的相关性，但是因为公允价值的获得需要成本且不易确定，因而从节约成本考虑，公司纷纷采用成本计量模式。总体上来讲，在信息披露方面，投资性房地产准则三年的准则遵循比率达到了93%。公司普遍披露了投资性房地产的确定依据、种类以及计量模式，但在投资性房地产转换和处置方面披露不充分。（2）无形资产准则。无形资产是一项新修订的准则，与旧准则相比，主要变化有两点：一是对使用寿命不同的无形资产成本进入损益的方式有所不同。使用寿命有限的无形资产采用摊销的方式，使用寿命无限的无形资产通过减值测试的方式，减值损失进入损益；二是对研究开发支出的费用化和资本化的会计处理进行了修订。明确规定研究支出应该作为费用处理，发生时直接进入损益；开发成本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可以确认为无形资产。在信息披露方面，公司对于计入当期损益和确认为无形资产的研究开发支出金额披露不足。此外，对于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许多企业没有披露其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3）资产减值准则。资产减值准则是个新准则，但是对于资产减值的处理并不是新问题，原有的企业会计制度中早就规定了对八项资产计提减值准则。但是与以往规定不同的是，新准则引进了资产组概念，并规定资产减值一旦发生，不允许在以后期间转回。从整体上来看，企业对资产减值准则的遵循比率远远低于对其他准则的遵循比率，表现在对于企业资产组的披露不足，有些企业没有按照准则规定披露重大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和当期确认的重大资产减值损失的金额。大部分企业都披露了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依据，但却语焉不详。（4）职工薪酬准则。职工薪酬准则也是一项新准则，根据遵循比率，该准则的遵循度比较高，所有的样本公司都披露了应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应当为职工缴纳的五险一金，个别公司没有披露辞退补偿。在测量职工薪酬准则的遵循度时，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大部分公司没有披露为职工提供的非货币利。由于为职工提供的非货币利，在很大程度上，是否有非货币利，价值多少，是由企业自己决定的，且属于一般只有企业内部人才能掌握的信息，如果不披露（企业可以推说不存在所以不披露） ）或者披露金额为零，是原则上无错，实质上难以监管（高利芳，2009）。（5）借款费用准则。借款费用准则是一项新修订的准则，与旧准则相比，新准则中主要的变化就是增加了利息可以资本化的资产范围。但由于符合资本化条件的存货只涉及到个别行业中的企业（根据财政部2007年的新会计准则执行分析报告，1570家上市公司中，有473家上市公司存在借款费用资本化。这473家存在借款费用资本化的上市公司中，有86家存在存货资本化借款费用，在总体中占比5%），再加上新旧准则会计处理上并没有实质性差异，因而从总体上来讲，借款费用准则遵循度较高，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企业在披露资本化率时不充分，没有充分说明资本化率确定的依据。（6）所得税准则。所得税准则是一项新颁布的准则。与以往规定相比，一方面新准则废止了应付税款法，要求企业改用资产负债表债务法核算所得税；另一方面，新准则要求对于递延所得税要区分递延所得税资产和递延所得税负债分别列示。从样本调查的情况来看，所得税准则的遵循度虽然不是太高，但是与其他准则的遵循相比，标准差比较低，表明单个公司遵循度和平均值之间的偏离不大。根据对样本企业财务报告的分析来看，企业基本上都能在附注中披露所得税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对每一类暂时性差异和可抵扣亏损，在列报期间确认的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的金额也能列示。但是对于所得税与会计利润之间关系的企业普遍说明不充分，此外，在报表附注中，一般找不到企业对于未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的可抵扣性差异、可抵扣亏损的金额的说明。（7）企业合并准则。企业合并准则是一项新准则，与以往关于合并报表的会计处理相比，新准则的主要变化在于区分了同一控制和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并采取不同的会计处理方法。从三年中值的平均值来看，企业合并准则是遵循度最差的一项准则。大部分企业没有按照准则规定披露企业合并的类型，由于不知道企业的合并类型，因而也无法判断企业是否按照规定披露了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判断依据。此外，还有大量的公司对于被合并方和合并方会计政策是否一致没有做出明确说明，也没有按照规定披露被合并方采用的会计政策与合并方不一致所作调整情况的说明。（8）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是一项新准则，与以往会计处理不同的主要地方在于对于投资（金融资产）的重新分类，以及针对不同的类别，采取不同的计量属性，公允价值成了金融工具计量的一项主要计量基础。从样本公司的分析数据来看，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的遵循度不高，但三年的中值均为80%，均值的标准差也很小。具体分析来看，所有的样本公司都披露了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公允价值当期变动计入损益的金额、公允价值当期变动计入权益的金额，但是对于交易性金融资产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的确定依据以及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账款实际利率的确定明显地披露不充分。

（四）会计准则执行中存在问题分析 从描述性统计结果可以发现：（1）从新旧准则差异角度来讲，传统的或者基本项目遵循度高，但是新增项目尤其是涉及到职业判断的项目遵循度偏低。在对样本公司的报表进行分析时，可以发现对于一些传统的或者说是基本的项目企业基本上都能按照准则规定进行披露，比如投资性房地产的类别、资产减值损失按类别的披露、应支付给职工的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及其期末应付未付金额、金融资产和金融负债的分类等。这类项目遵循度高的原因，可能是因为准则上已经有明确规定，不需要企业进行判断分析，且有些项目是传统项目，受准则变迁影响很小，因而企业已经有足够的经验来对其进行充分披露。但是对于一些新增项目尤其是涉及到职业判断的项目，企业大部分选择的是不披露或者是语焉不详。比如只有少数企业详细披露了持有至到期投资以及贷款和应收账款实际利率的确定、使用寿命不确定的无形资产，其使用寿命不确定的判断依据、以及计提减值损失的资产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依据。这一类信息披露程度低的原因可能是因为企业对此没有经验可循，我国传统的以会计制度为主体的思维方式限制了企业进行职业判断的空间。（2）从披露意愿分析，企业对于一些只有内部人才能掌握的信息明显披露不足。在进行准则遵循度计量时，有些项目虽然准则要求如果存在的话，必须披露。但是由于该项目是否存在外部人不好判断，一般只有企业内部人才能拥有该类信息，因而对该类项目很难判断企业是否遵循了准则规定的披露要求。比如，职工薪酬准则要求企业披露为职工提供的非货币利及其计算依据。由于非货币利不像工资、津贴、保险金等一样是企业必须缴纳或者支付的事项，因而在报表上企业没有披露非货币利，可能代表企业确实不存在该项目，因而不需要披露，但也有可能企业隐瞒了该项目，没有按照准则规定进行披露。这就给准则执行的监管带来了很大的难度。（3）从披露格式来讲，新准则执行中披露的“样板化”问题非常严重。Gray（1988） 曾经在Hofstede（1984）四种文化的划分基础上，提出了四种文化价值。按照Gray（1988）的划分，我国应该属于属于统一性（Uniformity）较强的文化价值，也就是说，在财务报告实践活动中，文化价值会倾向于采取统一的报告格式或者方式。这一文化价值在报表披露方面体现非常明显。很多公司在对会计信息进行披露的时候都是照搬准则的原话，或者是仅作稍微的改动，例如很多公司对于资产减值中的可收回金额的确定一般都做如下陈述：“资产存在减值迹象的，估计其可收回金额。可收回金额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与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两者之间较高者确定。当资产的可收回金额低于其账面价值的，将资产的账面价值减记至可收回金额，减记的金额确认为资产减值损失，计入当期损益，同时计提相应的资产减值准备。”至于可收回金额究竟是根据资产的公允价值减去处置费用后的净额确定的，还是按照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的现值确定的却没有具体披露，更不用提具体披露未来现金流量和贴现率了。造成信息普遍样本化的原因可能是企业基于节约成本的考虑，因为如果要结合企业实际情况给出具体相关的信息，需要企业投入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因而为节约成本，很多企业选择了将信息披露样板化。

*本文系山东省自然基金项目“基于会计准则执行的资本市场信号机制与效率研究”（项目编号：ZR2009HL020）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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