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学视域下“杀妻”主题的比较

摘要：“杀妻”主题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都有出现，但很少有人在这一主题上作深刻探讨，并发掘这一主题在不同文化的演变中所折射出的异文化内涵。本文从主题学的角度来比较霍桑的《胎记》与蒲松龄的《陆判》中的“杀妻”行为，并分析“杀妻”这一主题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所体现出的差异性。

关键词：“杀妻”；主题学；《胎记》；《陆判》

主题学溯自19世纪德国民俗学的开拓，而主题研究应可溯自柏拉图的“文以载道”观和儒学的诗教观。[1] 主题学研究探讨的是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不同作家对同一主题、题材、情节、人物典型的不同处理，重点在于研究对象的外部――手段和形式。说得形象些，一般的主题研究着眼于一个点，而主题学研究着眼于一条线，甚至一个面。[2]“杀妻”主题在东西方文学作品中均有出现，但不同的作家对其的处理方式是不一样的。本文将以霍桑的短篇小说《胎记》和蒲松龄的短篇小说《陆判》为例，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对比分析“杀妻”这一主题。

1、 作者的背景及创作来源之剖析

《胎记》创作于1842-1845年霍桑与新婚妻子索菲亚居住于“古屋”期间。这篇作品从酝酿到完成，长达六七年之久。早在1836年，霍桑就有一个模糊的想法：“那些觉得好妻子难找的人似乎不愿接受大自然现成的作品，而是想按照他们的要求特别定做女人。”[3] 到1839年，想法更为具体：有人想把心爱的人变得更加完美，结果却导致她的死亡。霍桑对《胎记》的全部构思基本完成了。《胎记》一文讲叙了，科学家埃尔默，认为妻子乔治亚娜左颊上一块绯红色的酷似小手的胎记破坏了她的完美，他想法设法提炼药液去除妻子脸上的胎记而致使妻子死亡。埃尔默为了心中的完美，牺牲了妻子，制造了“杀妻”这一恶行。对于埃尔默的“杀妻”行为，霍桑是以谴责的笔法来描叙的。通过“杀妻”这一恶行来谴责人性的自私自利和不切实际的理想。

《陆判》选自清代蒲松龄所著《聊斋志异》卷二第五篇。蒲松龄在创作《聊斋志异》这部鬼怪志异小说时科举上屡屡失意，长期处在落拓、困苦的境遇中，因而他没有和贫苦大众拉开距离，保有一种名利场中人所没有的自由、真诚的心态，对现实社会投入更多的关注，在他“喜人谈鬼”“雅爱搜神”的心性中也就增入了更多的现实社会的鲜活内容。[4]《陆判》详细的主要描述了朱尔旦偶然和灵鬼陆判成为朋友，陆判助其成功的故事。而其中朱尔旦为妻换头，在某种意义上也已经构成了“杀妻”的事实。才子配佳人，一直是过去读书人的浪漫理想。蒲松龄在写《陆判》一文时，对于朱尔旦的际遇是完全艳羡的。

蒲松龄的写作出发点与霍桑的完全不一，主要是因为时代的差异。蒲松龄创作《陆判》是在17世纪末，而霍桑创作《胎记》是19世纪中期。时代在作家身上就具有了明显印记。蒲松龄生活的时代是正是中国的封建主义时期，对外闭塞，对内思想压制。对于读书人来说，通过科举而扬名显亲乃是社会普遍认可的人生正途。[5]蒲松龄的《胎记》更多的是聊以，至于为妻子换头纯粹是为了满足美妻这一愿望。霍桑的时代已经是资本主义发展迅猛。这时期的美国正盛行精英文化，对成功的推崇，让人迷失在欲望和自私之中。霍桑作为知识分子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并试图通过文字来警醒人类，认识人性之恶，以期摆脱人性之恶。而“杀妻”之恶正具有这样的作用。

2、“杀妻”的主体意识的差异

《胎记》中的埃尔默是个极端，他所追求的是生活中的绝对完美。他妻子乔治亚娜，除了脸上的那块胎记之外本就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理想的可爱之人的活生生的典型”，艾尔默则无法忍耐，一定要用科学的力量将妻子脸上的胎记去掉，以致妻子死亡[6] 尽管埃尔默追求完美的愿望是真诚的，但他心中容不下一点人类的不完美性，这与人类存在本身的现实性和客观性是完全相悖的，是人性异化的真实体现。[7] 一个丈夫在爱科学的幌子下杀死妻子，谋害了妻子。

《陆判》中的朱尔旦因自身平庸，不能在科举中扬名，生活颇为不顺。遇上陆判后，生活发生巨大变化。为了满足自己才子配佳人的愿望，便向陆判请命为妻子换头。朱尔旦的妻子换头过程颇为顺利。因为妻子正在睡梦中，无任何意识。这种“杀妻”行为较埃尔默的“杀妻”更为惨烈。在未经妻子同意下，换掉了她的脑袋。妻子已经失去了她的主体性，成为了朱尔旦的附庸品，个人财产。在朱尔旦的眼里，妻子的存在好比一株观赏植物，可以为了美的效果而任玩赏者随意修剪，甚至被削掉树稍，在光秃秃的主干上嫁接从另一植株上剪下来的嫩枝。这是一桩移花接木的谋杀案。[8]

3、 被杀之妻的妥协与悲壮

《胎记》中的乔治亚娜对埃尔默的百依百顺的言行实际上已经演变成为对丈夫的愚忠。当埃尔默用自己调制的药水对窗台上的天竺进行实验获得成功时，她甚至说：“用不着什么试验，把药水给我，我愿意把一切都交给你”。[9] 乔治亚娜顺从了男权社会对她的一切要求，她没有独立的人格，放弃了自己的女性命运，自愿成为男性社会中柔顺的羔羊。即使这样，她依然逃脱不了被她奉献一切的男性中心社会毁灭的命运。这份对命运的妥协带着悲壮和凄凉。

《陆判》的朱妻对于换头一事则更是漠然。惊觉换头为丈夫所为，只觉满意。这种对于丈夫的顺服已经变成了一种愚昧了。她可以为了丈夫的赏心悦目保留着没有意识的肉体，顺从丈夫的一切要求，对自己的独立性完全无意识。较之《胎记》中的乔治亚娜，朱妻则活得更没有主体性。这种对于命运的妥协已经不只是悲壮了，更多的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4、结论

通过上述三个方面的比较分析可以看出，“杀妻”主题出现在中西方文学作品中，但它折射出不同背景下截然相异的文化思想。霍桑的《胎记》是强调的人性的异化，对人性恶的忧虑。同时还流露出对女性命运的悲悯。蒲松龄的《陆判》则是反映出封建社会的夫纲迫害，女性失去了独立人格，依附男人存在。在浪漫主义的思想下，忽视了人性的重要性。由于时代的差异性，《陆判》在“杀妻”的主题的深刻上没有达到《胎记》的水平。少了“杀妻”的悲壮和痛彻。因此，“杀妻”主题也可以说是不同文化在时代的演变中，对于文学作品的不同映射。（作者单位：温州大学）

参考文献：

[1]陈鹏翔：《主题学研究文论集》[M]，台湾：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

[2]陈，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3]Lea Bertani Vozar Newman.A reader’s Guide to the Short Stories of Nathaniel Hawthorne[M].Boston：G.K.Hall，1979。

[4]袁世硕，徐仲伟：《蒲松龄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5]蒲松龄 著，朱其铠 主编：《全本新注聊斋志异》[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

[6]纳撒尼尔・霍桑，林之鹤译：《霍桑短篇小说精选》[M]，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2012。

[7]方文开，《人性・自然・精神家园――霍桑及其现代性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8。

[8]康正果，《女权主义与文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9]黄立.霍桑笔下的女性神话[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09：211-2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