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密度紧凑城市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方法

摘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在保证城市生活质量和经济效率的前提下，选择合适的城市发展形态，其不仅能满足当代城市的发展需要，又能满足未来城市的发展需要。本文探讨了高密度紧凑城市的空间模式及其测度方法并提出了相关的建议。

关键词：高密度；紧凑城市；空间模式；测度方法

1、空间模式

根据城市的不同规模，可以定位不同的城市空间模式，而不同的城市形态对应的城市空间模式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在不同发展时期，城市外部形态和内部空间结构可能差异很大，并会随城市规模的扩张发生路径依赖特征的演化。在这种演化过程中，高密度城市和紧凑城市两种类型可能会互相发生转换。

早期城市一般呈现为集中式和连片向郊区扩展，形成“团块状”形态。由于城市形态紧凑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高，此时期城市空间模式一般属紧凑城市。如果城市建设密度和人口密度也高，则是高密度紧凑城市，反之则为低密度紧凑城市。随着城市规模扩张或因城市所处地形条件限制，城市有可能形成星状、带状、蔓延等分散式形态，城市形态紧凑度低，土地混合利用高低差异可能很大。这种情况下可能出现高密度城市、低密度城市、紧凑城市等各种城市类型，包括高密度紧凑城市类型。

由于城市规模的进一步扩张、城市内各区域联系强化或政策管理因素的作用等，部分城市可能再一次步入集聚发展时期，空间上连成片，城市形态紧凑度和土地利用混合度提高，形成紧凑城市；或人口与建筑也同时高密度化，出现高密度紧凑城市，反之亦然。对于那些由于地形条件限制，城市用地空间不能连成片的城市，城市形态紧凑度虽低，但各建成区则能高密度化并提高土地的混合利用水平，可能形成高密度城市。

当城市规模太大或其它原因导致城市又进入分散化时期时（如在其远郊建设卫星城或新城），可能再一次重复第二阶段的现象，或由于自然的阻隔或人为控制，形成组团式城市。这样，将再一次可能形成高密度城市、低密度城市、紧凑城市等各种城市类型，包括高密度紧凑城市。因此，每个阶段的城市均可演化成不同的城市形态类型，关键是自然条件是否允许和政策管理措施是否得当。同样，也不是所有的城市都能演变成紧凑城市。

2、测度方法

高密度紧凑城市可以用社会经济指标和空间指标来测度和衡量其城市密度和紧凑状态（见下表）。社会经济指标主要测度城市密度。其中，人口密度反应了城市人口的密集程度，而资本密度和城市体积密度指的是单位土地面积上的资本积累量，开发状态则反映了城市土地的投资强度，而土地开发率测度土地建成区化水平，用以测度土地横向和竖向开发利用的差异性。空间指标主要测度城市形态的紧凑度化水平。

这些指标如何组合，各自的阀值或临界值如何界定？一般说来，如果采用历史对比方法，以各指标提高或其增量为正值，都可以视为城市正在高密度化和紧凑化。但城市是否为高密度紧凑城市，则需要较为准确的判定值，这一工作非常困难和复杂，难以找到公认正确的数值。其原则应根据国家和城市的人口规模和土地总量及其发展趋势、不同国家的社会经济整体水平、不同城市的发展阶段、文化价值观和消费模式、食品安全水平和自然条件限制性等因素综合确定。

例如，就紧凑城市人口密度指标而言，美国、加拿大等西方国家所谓紧凑城市的人口密度，与日本、中国的一些城市相比相差十几甚至几十倍。伦敦巴比坎（Barbican）地区改建是英国公认的高密度建设方式，但其人口密度仅为406人/公顷。吉姆・托马斯研究了苏格兰爱丁堡老城，将其作为紧凑城市发展中的一个成功实例，但其人口密度大概仅为57人/公顷。可见，西方国家建设紧凑城市的标准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大国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前者直观上看属于低密度紧凑城市，而后者才是高密度紧凑城市。

然而，在美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地广人稀的国家，人们对于拥挤或宽敞的判断立足于文化价值观和传统习惯上的认识，其标准与中国、日本等国家的城市居民差异很大。因此，这些国家依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划分和建设自己国家的高密度紧凑城市，而对密度高低只能进行相对的理解。例如，虽然学界没有给出高密度城市精确的界定数值，但普遍认为香港、北京、上海、广州、兰州、重庆等城市是高密度城市。

3、注意问题

“二战”后，“郊区化”和“逆城市化”成为西方国家城市化的普遍现象，导致了城市的飞速蔓延式空间扩张。为解决城市中心的衰败问题，保护乡村环境和景观，减少对城市绿地的占用，重新振兴城市中心，紧凑城市概念及其相关理论被视为一种先进的理念和手段而采用。西方国家城市的紧凑度是十分有限的，高密度化进程更受到法律和传统文化的限制。然而在中国这类“人多地少”的国家，建设高密度紧凑城市则势在必行，因为高密度紧凑城市能节约土地，保护耕地，降低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同时满足更多城市人口的居住需求。

城市消费人群密集增加了就业、购物、娱乐、教育等设施的分布密度，减少了居民出行距离；有效的规模经济提高了城市基础设施的服务效率和利用率，尤其是减少了管线、道路等设施的服务距离，有利于减少能源和资源消耗；优先发展公共交通，减少私人小汽车的使用，有利于降低污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提高建筑高度，减少建设用地比例，可增加绿地和开放空间面积，有助于改善城市生态环境。

虽然中国的城市中心区衰落问题尚不突出，但保护乡村环境和景观、增加城市绿地比例、提升城市竞争力、有效控制大城市的无序蔓延、切实解决日渐增加的交通阻塞，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等肯定是我国城市未来建设需要重点解决的核心问题。因此，制订相应的高密度紧凑城市的建设标准和规划规范十分必要。指标取值既要保证我国城市化进程和现代化的用地需求，又要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农业用地需求和生态环境安全及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即高密度紧凑城市建设需要“度”的限制。否则，会产生一系列难以预料的后果：如城市过高的密度会迫使人口外流，造成郊区化；环境过于拥挤，城市容易变得肮脏、凌乱，增加疾病传播的可能、不良的社会治安因素及对自然灾害的防护不利；交通压力增大，加重道路交通堵塞，延长通勤时间，导致空气质量恶化；紧凑城市中常见的高层住宅不利于社区交往和邻里交流，影响居民的室外活动，这对于老人和孩子尤其不利；过高密度的居住环境难以保证良好的室内通风和采光效果，尤其会增加城市热岛效应，破坏微气候；过高的居住密度，会导致环境噪声加重，增加居民心理和精神上的压力。

参考文献：

[1]李金伟：《环境心理学在城市高密度发展中的应用》[J]城市建筑，2013（10）

[2]李浩：《城市高密度环境下的建筑学探讨》[J]科技创业家，201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