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仲法治思想初探

时间:2022-10-10 02:23:53

管仲法治思想初探

[摘要]管仲作为春秋改革派的代表,法家思想的先驱,其思想主要见之于《管子》、《左传》、《史记》等书中。在法律思想发面,他主张以法治国,主张“天道”与法相结合,改革旧礼与创立新法并举,以法统政、礼法并用。本文就以他的以法治国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思想方面的全面探析,以求发现他法治思想可以借鉴的价值。

[关键词]管仲;思想;以法治国

中图分类号:D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78(2013)04-117-01

先秦时期,礼乐崩坏,社会动荡不安,各诸侯国征战不休,为了在征战中赢得胜利,各诸侯国的谋臣贤士也纷纷为如何强国富民出谋划策,身为齐国的臣子,管仲力倡改革,在他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中,以法治国最为突出。本文就以他的以法治国思想为研究对象,通过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思想方面的全面探析,以求发现他法治思想可以借鉴的价值。

一、立法思想

管仲认为,在社会大变革时,统治者要重视治国的策略,一方面,以民为本,他主张:“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即国家兴衰的关键在于民心,“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所谓天者,非谓苍苍莽莽之天也;君人者以百姓为天,百姓与之则安,辅之则强,非之则危,背之则亡。”(《管子·霸言》)都表明君主应该以百姓为根本,只有民心顺,才能使国家强大。管仲同时认为:“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管子·牧民》)说明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的,因此,君主立法首先应该了解和利用民心的好恶,顺民心,合人性,才能“令行禁止”,为己所用。管仲认为法令不仅可以制裁人民,而且是君主得民力,取民心的工具,即“令顺民心,则威令行”;另一方面,立法权必须由君主独掌,“故明主之治天下也,威势独在于主,而不与臣共。”然而,君主的立法,应顺应自然规律,根据“天地之气,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鸟兽草木之性”,“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管子·七法》)来制定符合天时地利的良法。而在立法指导思想上管仲也更注重立法的物质性,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根据现实情况,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他认为立法应以富民,强国为宗旨,只有人民富裕了,礼法才能得到更好的遵守。因此,立法应加强对人民物质利益的保护,鼓励人民创造更多的财富,在税收上“相地而衰征”减轻人民的负担。

二、执法和司法思想

在执法上,管仲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管子·任法》)“是故先王之治国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为惠於法之内也。”(《管子·明法》)。即执法要严格,按法律的规定强制执行。执法不仅针对臣民严格,对君主也不例外。管仲认为:“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诈伪;有权衡之称者,不可欺以轻重;有寻丈之数者,不可差以长短。”(《管子·明法》)说明法是代表国家整体利益的,是统一天下的最高标准。是“公法”而非“私惠”之法,这种法具有普遍适用性,任何人不能有凌驾它之上的权力,虽然,法自君出,但君主不能因自己的“私惠”去破坏法的权威性。在司法上,管仲认为:“凡法事者,操持不可以不正。操持不正,则听治不公。听治不公,则治不尽理。”(《管子·版法解》)即司法方面不仅要求实体上公平,而且程序上也必须公正。

三、守法思想

在守法上,管仲认为:“法律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即官吏和人民必须遵守法律,在守法上具有平等性。对于君主是否守法,他提出:“君臣上下贵贱皆发焉,故日法。”(《管子·任法》)即君主也必须守法,虽然法自君出,但君主不能因此而带头破坏法律的权威性。既然法是统一天下的最高标准,那么“刑有等级”、“刑不上大夫”的刑法观必将被取代。“夫生法者,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此谓为大治。”(《管子·任法》)这也表明君主要使臣民守法,自己必须以身作则,重令重典。然而,君主应该制定什么样的法律才能使臣民心甘情愿地守法,这里就涉及到法的起源问题,管仲认为,“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赏罚以为君。”(《管子·君臣下》)他认为君主应该制定圣人之法,只有圣人之法,才能树立法的权威,保障国家安定,社会稳定,百姓安居乐业。这样的法律臣民才能够更好地去遵守它,君主治国时也才能“不知亲疏、远近、贵贱、美恶,以度量断之。”(《管子·任法》)。

四、结语

作为法家思想奠基者的管仲,其法律思想在先秦时期的诸子百家中地位特殊,法家的学说因他法治思想而被后世被称之为“管商之术”。相比儒家的德主刑辅思想,管仲更强调法的作用,尽管他的法治是以“尊君”为前提,但在许多方面,如,重视法的公平,公正,强调法对权利的制约,注重法的物质性等思想上,具有非常突出的时代意义,在今天我们强调依法治国时,他的“法治”思想仍有值得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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