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工荒”释放调结构信号

沿海企业如果仍然以过去的方式和待遇看待外地农民工,“用工荒”的问题将会进一步加重。

日前,温州一些企业正“全员皆兵”地招工――设摊、进介绍所、去招聘会、贴广告,甚至向中西部劳动力大省发求援急电;派出招工专员到外地“蹲点招聘”;给管理人员下发引荐指标,指标完成情况同全年奖金、评选等挂钩;派员工回家乡直接招工⋯⋯可以说,用尽了浑身解数。中国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企业正再现“用工荒”。

此“用工荒”非彼“用工荒”

据浙江省人力资源市场去年7月的供求报告显示,仅浙江省用工缺口就达25万人。广东省玩具协会近期对省内部分企业的用工情况调查显示,目前广东玩具行业特别是以加工贸易为主的企业,也存在不同程度“招工难”情况,普遍缺口在10%到3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50%。

回顾2004年那场波及全国的“用工荒”,结构性矛盾是重要原因,即农民工的职业技能不适应岗位的需求;而此轮“用工荒”的出现,果真如某些分析认为的,是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回暖及国内经济回升造成的?复旦大学国际贸易研究中心主任强永昌认为,此次“用工荒”并非真正的需求持续增加而引发的人力资源紧缺,更不能说是经济已全面复苏、企业已摆脱窘境的表现。

据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去年10月末在三季度就业情况时介绍,从整体上看,目前出现“用工荒”的主要是中小企业,尤其是那些过度依赖贴牌、代工生产又缺乏定价权的外向型或半外向型企业。此轮“用工荒”更多地表现为因去年金融危机不少企业减产停产从而大幅度裁员以后出现的用工反弹,是源于内需的逐渐复苏和外贸订单的突增,再加上之前一些企业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部分裁员以及前期大批工人返乡,造成了短期劳动力不足。

这与欧美市场短期需求增长有关,如去年圣诞节临近之时,欧美国家服装、电子等传统劳动密集型行业的订单猛增。而受累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外国企业往往不能马上开工满足市场需求,而中国产品物美价廉,进而将一部分订单转移到中国国内。外需的回暖给国内加工(贴牌、代工生产)制造业带来了原本消失或急剧减少的外贸订单,由此导致了企业短期用工需求增多的“突发式”增长。

然而,这种短期订单的环比增加仅有助于未来几个月内出口的好转,并非最终需求的反弹,订单绝对数的缩水预示今年外贸前景并不乐观。而当欧美市场补充库存的订单完成后,如果没有新的订单跟上,本轮“用工荒”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专家指出,目前企业盈利状况仅是微利,处于维持状态,订单回升及外贸出口态势仍不稳定。因此,能否通过“用工荒”来判定经济已经回暖还需要时间来再作证明。

中国就业促进会副会长、湖北省就业促进会会长周腊元指出,“时下大面积出现的‘招工难’,不能简单地认为是整个劳动力市场已出现了供给短缺,更不能以为出现了‘招工难’而‘就业难’的矛盾就不再存在了。‘招工难’和‘就业难’并存的实质是劳动力供需发生的摩擦性、结构性矛盾。”

中国农民工正在“说不”

随着中国其他地区经济的不断发展,农民工就业选择去向已经越来越多,沿海地区“首选地位”正在慢慢弱化。去年,中国4万亿元投资计划有相当一部分分布于中西部地区,提高了当地的收入水平。而这些地区往往是中国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在去年全球金融危机发生后返乡,许多农民工就不再长途跋涉外出谋生,转而选择留在当地找工作。

而在沿海地区,物价高,生活费用高,可农民工工资水平却多年没有明显提高,这是很多农民工离开或正准备离开最直接的原因。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不少外向型企业,人力资本仅占产品成本的8%左右,而欧盟为22%,美国则高达34%。以东莞为例,目前最低工资标准为770元,很多工厂以此作为薪资底线,工人高出底薪的收入完全靠加班来赚取,工人福利待遇增长水平远低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

同时,农民工游离于城市体制之外,享受不到城市应有的子女入托、入学、住房、养老、医疗等方面的保障。金融危机爆发后,很多企业为了自保,更是首先牺牲农民工的利益。企业倒闭,拖欠员工工资,隐匿、逃逸,欠薪事件明显增加。据调查,去年广东省因企业主欠薪逃匿引发的30人以上员工上访的事件达333宗,同比增加80.98%,经多年整治才得以改变的拖欠农民工工资现象又呈回升态势。

企业“用工荒”以往是短暂的,但长期缺乏社会保障的民工“慌”则是长久的。过去,在没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农民工只能忍气吞声,现在,企业的复苏是全国性的,不仅南方经济形势好转,欠发达地区的经济也在回升。中西部和北部地区的企业相对收入水平并不比东南沿海地区低,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对沿海地区企业说“不”了。

目前,农民工在家乡就业的机会越来越多,即使没有金融危机逼出的“返乡潮”,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趋势也将逐步显现。在新一年“扩内需、保增长”的政策辐射之下,民生投资项目大量增加,给民工提供了大量就业机会。民工返乡后更可利用本地扩内需契机,自主开展创业,搞活农业经济,实际上这些情况的变化已经将大量民工“拴”到了土地和经营项目上。

近年来,中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农村、农业的投入,鼓励农民发展种植业、养殖业,过去靠外出打工增加家庭经济收入的部分农民工回乡搞起了种植业、养殖业。同时,部分当地政府鼓励打工取得一定绩效的农民工反哺家乡,制定了种种优惠政策,部分农民工带着在经济发达沿海城市打工挣来的钱和技术,返回家乡办起了企业,这些企业所用的技术工和普通工人,正是当地在沿海城市打工的农民工。

目前,进入沿海地区求职群体的年龄出现结构性变化,新求职人群以“80后”、“90后”为主,约占70%。新一代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有所提高,除工资薪酬外,更注重对职业前景的选择,且把就业地区环境、就业企业工作场所环境及周边生活环境列为就业选择考虑的条件。相当部分新劳动力不愿意从事流水线的一线普工工作,就业流动性加大。为此,企业看待用工,不能再仅仅停留在打工挣钱的层面了,要从经营方式的转变上,让用工对企业的发展有更长久的期待并付诸行动。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劳动力”与产品、品牌、销售、金融、市场一样重要,应当把“劳动力”当作企业发展战略因素去考虑。农民工问题将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看,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此次“用工荒”对过去认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充裕”,“效益不好,可随意削减农民工工资,甚至零成本辞退农民工;效益好,提高工资,吸引他们来工作”,农民工可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惯性思维提出了警示。或许会促使整个社会,包括政府和企业更深刻地反思在以往发展中积累的弊端,积极催生善待农民工的各项政策出台。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

改变外贸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扩大内需市场、加快农村城镇化建设相结合;沿海城市发展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以此吸纳内地农村劳动力流动就业,已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模式之一。

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劳动力的低价优势,但这种优势正面临着种种挑战。比如,对华贸易摩擦事件频频发生,表明凭借劳动力的低价来促进出口阻力很大;又如目前出现的“用工荒”现象,既给企业当前的生产经营带来困难,还造成外资因此转移到其他国家的隐忧。内需不旺、严重依赖外需、第三产业落后,是中国经济结构长期存在的问题。

目前,尽管中国经济已步入企稳回升的新阶段,但出口不理想、就业压力大等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想要推动经济复苏、促进就业增长,关键在于内需的扩大。只有内需扩大带动市场持续回暖,企业的经营活动才能完全恢复,就业市场才会得到根本性改变。从总体看,受惠于近期国家扩大内需的一系列政策,率先复苏的行业都属于内需型的企业。作为温州经济主要支柱的服装行业,相对于服装外贸订单的恢复性增长,去年上半年温州主要内销品牌保持了30%以上的增长。

此外,农民工收入在外向型企业减少、在内需型企业增加,在制造业下降、在建筑业增加的现象,也表明国内需求对经济发展的拉动力在增大、第三产业对劳动力的吸纳力也在增多,向社会释放了“经济结构调整”信号。而无论是改变外贸拉动型的经济增长模式,还是扩大内需市场,都少不了对广大农村地区的产业发展和人口素质提升。

眼下,沿海地区正在努力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面临产业结构调整和整体经济恢复的双重压力,一方面,压缩了体力劳动者的生存空间,迫使一部分农民工主动选择退出。加上沿海地区实施的产业转移政策,已有很多企业迁到内地去了,农民工往往可以就近就业。

另一方面,推动沿海企业进行技术升级,加大技术方面的投入,提高自身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根据新经济增长理论,技术是一个内生的要素,它根源于厂商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努力,如果劳动的成本提高,企业自然会考虑进行技术升级,用来替代劳动。事实上,在出现“用工荒”的背景下,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已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

此外,通过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减小地区间人口红利转移造成的地区间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大的问题。筹措专项资金,对农村劳动力流出较多的地区进行重点扶持,以补偿这些地区的“人口亏损”。湖北省社科院院长赵凌云认为,“用工荒”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某些省份当前的发展,但是如果解决得好,可以促进这些地区形成充分涵养、开发和利用劳动力的合理机制,提升企业和产业综合竞争能力。

让更多的农民转化为城里人

值得注意的是,继本世纪初提出加快“城市化”战略以来,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提“城镇化”,把统筹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与推进城镇化结合起来。明确提出,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在城镇就业和落户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与2002年以来中国所启动的“城市化”进程不同,当时的概念更注重于大城市外延的无限扩容,而本次则更注重中小城市群。“城镇化”在下一步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中将扮演拓展发展空间的重要角色。

推进“城镇化”建设,发展县乡中小企业,使原先“转移门槛”以内的农村闲散劳动力得以就近务工,这不仅与中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相符,也可与引导外商直接投资流向内地结合起来。不仅可以提高内地农民的收入,也实现了人口红利的充分兑现。而当地政府则可以通过加强对被征地农民的培训,引导就业,解决对于劳动力流入地就业的“挤出效应”。

这样一来,一方面可以保证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可以消化过剩产能,第三方面可以落实扩大消费。在城镇化的背后,不仅隐藏着巨大的内需扩容空间,亦是中国城乡二元化体制的一个分拆与重塑的过程。“城镇化是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动力。”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部长冯飞说,中国城镇化水平提高一个百分点,就有1000多万农民转化为城里人。

稳妥推进城镇化,将推动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投资增长,以及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消费扩大,为中国扩大内需和调整经济结构提供动力。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所长汪同三指出,“加强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更有利于降低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的成本。”中央此次重大举措,将使农民工在城乡之间的流动逐步稳定下来,为消费提供较大增长空间,并推动城乡差距问题的解决和维护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