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影响了中国教育改革中的利益博弈

在对中国教育改革的研究与反思中，似乎已经形成一种基本共识：包括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在内的几乎所有改革，都是某种利益博弈，且早已从原先的单一博弈转变为多元博弈，从抵制性零和博弈置换为共谋式双赢博弈，甚至从双赢博弈升格为多赢博弈。

但是，需要进一步质疑与揭示的是：如何透过多方利益群体之间达成的多元博弈、多赢博弈，检讨中国教育改革中的“不变”与“多变”。

笔者曾概括出，中国教育改革三大主体国家、地方、学校，在改革中有三种较为典型的利益博弈关系表达形态，即利益获取的不言自明、利益平衡的通权达变和利益收受的情理达成。这些利益关系形态不是也不可能单一形成或孤立存在，而是与中国传统社会历史文化一脉相通、彼此呼应的。

实际上，国家、地方、学校不会始终享有各自画地为牢的利益格局，三者在不同改革场域中的力量配比与行为选择，会依据其所处不同时期的特点、不同改革重点、不同群体期待引发多种变式。中国教育改革的复杂性恰恰存在于“不变”与“多变”之中。

在充满本土元素的、关系多变的利益博弈中，作为重要变因的文化对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到底有何影响？

简单说来，国家、地方、学校制度化的利益机制更多具有空间意义，而文化则更多表达和建构时间上的延绵。利益的本性是因时因地制宜，面对同样的改革，不同的利益主体有不同的利益诉求。利益不仅具有客观性，而且“利”和“益”本身就是一种判断，在这种判断中，文化是最具稳定性的函数。

美国学者希尔斯在《论传统》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在过去的掌心中。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传统似乎已经“声名日下”，“然而，尽管存在着无可置疑的区别，却没有哪一代人创造出他们自己的信仰、机构、行为范型和各种制度，即使生活在今天这个传统空前分崩离析的时代里的人也不例外。这一论点适合于现在活着的几代人和整个当代西方社会”。人们总是“在过去的掌心中”。在这个意义上，制度，包括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都是利益和文化的结果，更确切地说，是二者结合的结果。丹尼尔・贝尔指出，当代资本主义所面临的最深刻矛盾，不是制度矛盾，而是文化矛盾。

这至少给我们启示，即便是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的形成，也无法割断与特定历史文化的牢固纽结。因为一定的文化特质会建构和造就相应的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而不同的利益表达机制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群体精神、行为方式、关系格局又会产生各不相同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存在于个体之间，而且存在于群体之间。国家、地方、学校虽然利益表达机制有所不同，但植根于中国社会历史与文化的脉络关联，使这些事实层面的殊异既具有同根同宗的影子，更显现为认知方法、思维形式、群体精神等诸方面的同族相似性。

社会学家曾用问卷调查这种被认为最具实证力的方法，揭示这种典型的利益表达机制与整个文化背景之间的关系。第一，在自由民主风气的长期熏陶下，欧美人自小即被鼓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态度且愿意表达。第二，在欧美，由于教育普及而且水准较高，一般人对文字的运用与理解问题的能力较强，而且整齐。显然，在这两大文化条件支撑下，问卷研究可信度高得多。由此反观我们的社会，伦理型的文化传统并不积极鼓励表达自己，甚至反过来，力求内敛和谦虚，甚至不惜掩饰自己而顺人意。在此文化背景下，人们在问卷中表达的可能只是个人认为的那些社会共同接受的“正当”看法或态度。

（作者单位：江苏教育科学研究院）

（摘自《中国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