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地经济模式及其互利共赢机制研究

摘要：本文的研究目标是探寻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发展机制及其约束条件。飞地经济模式是一种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它通过建立地区之间互利共赢的利益机制，找到了突破行政区划分割、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新思路。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对地经济模式的认识仍然存在着许多误区和疑问。笔者以利益共享和资源空间配置为着力点，结合我国各地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个案，系统而全面地探讨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理及其对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这方面的研究对于更好地透视我国区域合作关系，深入思考我国区域体制的变革方向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飞地经济；互利共赢；区域合作

中图分类号：F12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3）07009409

一、引言

飞地经济是近年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嵌入式”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的核心在于，在打破原有体制和行政边界限制的前提下，通过在行政上不存在隶属关系的另一地建立自己的产业区，进行跨区域的经济开发，实现产业和相关要素的整体性转移，进而推动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的重新配置。

飞地经济模式的出现，有它的客观必然性。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增长在带来经济的高速、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引起宏观层面上区域发展的不平衡性和地区内不同城市之间产业成长的差异性。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助推了这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和差异化。伴随着经济全球化时代的来临，跨国资本流动越来越频繁，范围越来越广阔。在这种情况下，开放之初那些坐拥有利地理位置和政策优惠的我国沿海开放城市或地区成了外国跨国公司和其它外资企业的海外飞地。这些地区很快成为海外产业转移的承载地——它们或者成为资金的实际或潜在的目的地，或者成为跨国公司总部的所在地，抑或成为新工厂、新购物中心和新住宅区的所在地。然而，由于受我国长期以来实现出口导向型发展战略的影响，再加上行政边界的刚性约束，早期利用国外飞地发展模式的发达地区或城市与相对落后的内地经济缺乏密切联系。眼下，这些发达地区受到土地、环境以及生产要素价格大幅度上涨的制约，大都面临着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压力，这促使趋利的资本急需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因此，借鉴国外建立域外飞地的经验，我国沿海一些发达地区创造性地提出了跨行政区的飞地经济模式，并试图借助地经济模式，为这些地区在区域之外寻求提升本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飞地经济模式产生必然伴随着制度上的重大创新。近年来，国家确立“统筹协调”的基调，要打破地方封锁，推进区域整合。究竟以何种经济形式取代各自为政的经济发展模式成为各级政府考虑的重要问题之一。飞地经济模式可以在不改变行政体制框架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要素向优势区位转移。在这种情况下，它不仅很好地解决了发达地区寻找产业转移的承接地、各地竞相招商上项目，工业区重复建设，以及区位条件差的地区或受空间约束的地区突破土地资源限制拓展发展空间等问题，也为欠发达地区解决资本、人才和技术短缺问题开辟了一种新的扶贫模式。而这些恰恰构成了不同发展水平的城市或区域之间经济关系的重要传导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飞地经济模式必将成为引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模式，为区域体制改革和区域协调发展提供一个全新的发展思路。

本文的研究重点聚焦于国内跨行政区的飞地经济模式及其实现机制方面。在综述国内外学者有关飞地经济领域的研究进展后，以资源共享、利益均衡和协调发展为着力点，通过构建理论分析框架来探讨飞地经济模式利益主体互利共赢的内在机制及其相应的理论命题，并结合中国各地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典型个案，对这些理论命题进行深入剖析和佐证，同时，还将对飞地经济模式的区域发展效应及互利共赢的约束条件展开进一步讨论，最后，提出分析结论和相应的政策含义。

二、文献综述

飞地（enclave）原本是一个地理学概念，它是指位于其它国家境内而与本国不相毗邻的领土，或同一国家内位于某一行政区域包围之中而为另一行政区域管辖的土地。

飞地既可以存在于国与国之间，也可以存在于某一国家范围内的行政区域之间。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一些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建立的工业区可视为“国外飞地”（foreign enclaves）。在一个国家内部不同行政区之间也存在着许多地区性飞地。比如，飞地型城镇就是其中一种[1]。在城市研究中，飞地通常是指城市向外推进时，出现了空间上与原建城区断开，职能上却与原有市区保持密切联系的城市用地，这种空间上与原建城区分隔的城市建成区，称之为“飞地”，而这种城市扩展方式则称为飞地型。许多大城市的卫星城实际上就是飞地型扩展的结果。显然，飞地不仅有政治含义，还有经济含义。飞地与经济活动结合起来，就形成人们所说的飞地经济。

国内外学者关地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有不同的视角。现有的文献中，国外学者对地经济的关注主要集中在国外飞地或出口飞地、飞地与经济增长、飞地对就业的影响等方面[2]-[5]。作为一种新的经济模式，飞地经济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近年来西方发展起来的那些有趣的飞地经济理论一直都在试图探究的核心问题。Gallagher 和 Zarsky[6]的新书“The Enclave Economy”是第一本以“飞地经济”为名的著作，在这本书中，他们以墨西哥的IT产业为例，全面而系统地探讨了外国直接投资（FDI）与可持续发展问题。在这里，作者不仅关注飞地给当地经济带来的影响，更主要的是考察了FDI对当地社会和环境造成的一系列影响。在此基础上，深刻反思了FDI在经济社会发展和相关政策制定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他们是站在飞入地的立场上，来分析由国外直接投资形成的飞地经济的现实意义。其隐含的前提假设是：FDI给飞入地带来经济利益的同时，也要付出环境代价。与此相反，Kaulik和Manash[5]在哈理斯-托达罗（Harris-Todaro）模型的基础上，就国外飞地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系统地探讨了存在大量国外飞地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动力问题。他们的研究表明，对外资税率的降低尽管会在短期内导致国民收入的减少，但在某种情况下，它提高了国民收入长期均衡水平。他们从发达国家的立场出发，认为欠发达国家只要适当地进行财税政策调整，飞地就可以为其经济的持续增长做出贡献。针对这一问题，Jonathan和James[7]进一步实证研究了飞地是否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少有证据表明已有飞地的情况与长期经济增长、不平等和政府规模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但是，在经济增长过程中，大量存在飞地的国家其政府的行政力量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比那些无飞地的国家来得更强、更大。应该说，这些研究告诉我们伴随着开放的区域结构体系的形成，以飞地为依托的国家之间、区域之间和城市之间的经济往来及要素流动会越来越频繁。尽管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由于制度层面的原因，对地经济发展的源动力不同，但飞地作为一种经济模式，有着它对经济发展特定的作用路径和机制。这一命题对于我们认识区域协作和资源空间整合问题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遗憾的是，上述研究鲜有涉及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制。

在我国，学术界和实际工作中人们关注飞地经济的问题截然不同。从整体经济运行来看，我国的区域经济具有典型行政区经济的特征[8]。所谓行政区域经济，是指资源空间配置受行政区划的刚性约束、经济活动受地方政府的经济职能和经济行为直接影响的一种区域经济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区域之间也存在经济联系和合作关系，但区域经济关系的协调成本非常高。飞地经济模式恰恰是基于这种特定的经济活动的空间组织体制之上的，它是两个相互独立、资源禀赋存在差异的行政地区打破原有体制和边界限制，通过规划和税收分配等合作机制进行跨空间的经济开发，实现两地资源互补、互利共赢、协调发展的一种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飞地经济模式可以绕过行政壁垒，充分发挥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同时还可以有效避免经济发展中的各种矛盾[9]。但由地经济模式牵涉到多方利益，因此，需要建立一个市场主导的区域合作机制来完成这种利益协调过程。安增军和林昌辉[10]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探讨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基本共赢条件与战略思路。笔者认为，作为飞地经济主体的政府的目标是多元的，因此，可持续的飞地经济模式的互利共赢应该建立在社会—经济—生态—资源复合系统整体效益最优目标基础上。应该说，这方面的研究触及到了飞地经济模式发展中深层次上的合作机制的问题，但还远不够深入。我们发现，面对飞地经济的实践，人们更多进行的是多维度、多视角的对策性研究。比如，李昌昊[11]对“飞地工业”的概念内涵、既有实践、理性价值和推广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探寻“飞地工业”推进新型工业化发展的思路。李骏阳[12]则从开发区扩张的角度，对开发区飞地经济发展模式进行研究，总结了其基本特征和实现形式。李瑜[13]系统分析了飞地经济模式的基本特点和产生条件。童彤[14]总结了各地发展飞地经济可资借鉴的经验，提出了赋予飞地经济以生态意义的观点。王泽夫[15]及其创立的飞地经济研究中心对飞地经济模式的创新意义做过更为深入的研究。飞地经济涉及主体广泛，关系到飞出地和飞入地两方的利益问题，只有紧紧围绕这个关键才能更好地构筑起飞地经济模式的内在机制，从而使飞地经济成为推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正是本文试图努力达到的研究目标。

三、理论假设

针对现有文献的缺陷或薄弱之处，我们需要构筑一个飞地经济互利共赢机制的理论分析框架。众所周知，飞地经济模式的主要载体是飞地型的产业区。飞地型产业区的行为主体是由飞出地与飞入地组成的。假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飞地经济所牵涉到的各方主体均具有经济人特性。在飞地经济模式运行过程中，各方主体都会根据自己所获得的利益和承担的代价来做出最有利于自身的决策。那么，互利共赢往往就成为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区域合作的现实基础。

因此，本文的研究中，我们始终以“互利共赢”作为主导概念来确立研究的视角。在这里，“互利共赢机制”不单纯是指收益分配机制，它是对飞地经济发展中的发展目标、收益分割、产业兼容、资源特性、风险和合作结构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整体性的制度安排。

1飞地经济发展目标选择的冲突与调适

一般来说，飞地型产业区是由多个行为主体构成的，这种多个主体共生共存的特性决定了飞地型产业区是典型的需要协调的系统。因为飞地型产业区的各利益主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往往会单独采取行动，从而与飞地的整体发展目标产生冲突。因此，协调的目的在于使整体收益大于部分收益之和。

假定飞入地的目标是双重的：收益水平和环境保护。但飞出地更注重对产出水平的追求。通常，为了保持一定的环保水平，飞入地必须进行相当规模的资金投入才能补偿环境破坏。在规定的环保标准下，飞出地往往依据环保投入选择产出水平或投资规模。如果双方能够就产出水平和环保目标的选择进行磋商，并达成协议，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把环境问题内化为飞地经济的约束，实现各方发展目标的一致性。可见，飞地经济模式取得成功的一个基本前提，是使得飞出地与飞入地都实现正收益，经过利益主体之间的反复调适过程，最终达到互利共赢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飞地经济各利益主体存在着自治性，每个参与者都努力在自己的决策范围内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若要在各利益主体之间达成合作，也必然要求将合作收益进行适当的分配。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1：在飞地经济中，各方利益主体的发展目标往往存在冲突和不一致的地方，各方必须通过相互调适，然后通过契约约束功能和自履行机制来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和市场行为，最后才能达到整体效用最优的目标。

2预期收益分割与利益分享

一般地，双方预期收益分割或分配要求双方利益所得均达到最大化。当考虑机会成本时，预期收益的分割还会受到各自机会成本的影响。机会成本是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放弃眼下的合作后的所得，它是双方进行合作的“底价”。引入机会成本因素后，利益均衡要求双方扣除机会成本后的净收益的乘积最大化。这时，机会成本也可被看做双方各自在飞地经济中能够得到的最低收益。它表明，双方利益所得等于在自己最低收益的基础上，加上总的收益扣除机会成本后的余额再按分割比例进行的利益分享。

问题的关键在于，对于未分定的利益的分配比例该如何确定。它涉及两个问题：一是由于合作契约的形成可能是以飞地的某一方为主而建立起来的，也可能是各方利益主体经过均衡协商的结果。利益分割比例和利益共享要经过讨价还价来实现。二是一切导致一方机会成本增加的因素，都会造成另一方未分定利益的减少，进而改变原来的分割比例和共享利益。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2：预期收益的分割，要求飞地利益主体在考虑机会成本的基础上，通过讨价还价将预期收益在双方之间按比例进行分配。分割比例的确定是分享专业化利益的有效机制。

上述命题表明了这样的道理：飞地经济模式带来的利益不能由一方所独享，而是由整个飞地经济的各方利益主体共同受益。而利益分割比例的确定是实现飞地经济互利共赢的基本保障。

3产业结构上的兼容性与互补性

飞地的设置要和当地的产业结构相融合，形成优势互补，才能发挥产业集聚的效应。从分工的协调考虑，双方产业相容，将带来协作利益。因此，存在一个产业兼容度。

定义兼容的困难在于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兼容性这一事实。比如有强式兼容、弱式兼容或部分兼容之分。完全兼容是无法实现的，现实中也没有百分之百的兼容。所以，设兼容度通常表示部分兼容。

产业兼容度影响实际产出规模和效率。换言之，改变兼容度对飞入地与飞出地双方的产出均衡有重大影响。比如，将飞入地的兼容系数提高，而产出保持不变，它意味着产业对入地来说有更大的互补性。相反，则具有排斥性。

飞地经济中产业优势互补使双方受益。但是，飞出地能否通过使自己的产品与对方的产业结构相匹配而受益就成了问题的关键。为了获得互补利益，需要双方进行产业兼容性方面的一系列协调。而协调会引起交易成本上升和潜在的利益损失。因此，处理好互补性和兼容性的关系日益成为飞地经济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3：飞地经济中，飞入地与飞出地产业是替代还是互补关系到双方的利益。通常情况下，互补型的产业结构往往有更大的协作效益。

4资源、风险与合作结构的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说，飞地经济模式可以理解成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合作联盟”。一般情况下，在飞地经济活动中可能会存在“强势”一方，它主导着合作契约的安排和飞地管理方式。另一种情况，合作契约和管理方式则是由飞出地与飞入地双方协商均衡的结果。这就是说，存在着两种飞地经济的合作结构：单边主导型结构与双边共管型结构。

单边主导型的飞地合作结构和管理模式的选择取决于投资比例、收益分割比例、风险成本、环境成本和监督成本的权衡。双边共管型的飞地合作结构因为共有权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了风险，但是，由于文化与价值观方面的原因，使它具有更大的合作弹性，从而带来额外成本。

为此，我们做出如下假设：

假设4：飞地经济合作结构模式的选择是参与飞地经济活动的各利益主体对投资、分割比例、风险和其它额外成本进行权衡的结果。

需要说明的是，飞地经济中的合作结构及其管理模式应该是一个动态的、开放的体系，其内部具有市场与行政双重机制。从长期来看飞地经济中的各利益主体之间的位势关系可能会发生动态变化，随之也会要求原有的合作契约安排变化。因此，客观上要求飞地双方既要保持相对独立性，又要有一个科学的管理体制保证飞地各方利益主体实现互利共赢。

四、案例分析：三种典型飞地经济模式

这里，我们要系统地考察我国飞地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几个经典个案，以此来佐证上述命题，并展示我们新的研究发现。我们看到，在各地飞地经济实践中均有成功和失败的案例。成功的飞地经济实践一般都会实现多方互利共赢，而失败的案例中总有一方无法从中获利。尽管实践中的飞地经济体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模式，但各种模式内在的运行机制尤其是“互利共赢机制”是大同小异的。

1案例的选择与模式分类

研究案例的选择应该具有代表性和差异性。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飞地经济模式一般有三种：一是飞出地经济发展水平较高但土地资源有限，为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选择在其它行政区进行规模扩张，飞入地主要承接飞出地的产业转移，这种飞地经济模式可称为产业转移型。二是飞出地为了寻找条件更为优越的发展区位，而在其它行政区辟地建立飞地型园区，这种飞地经济模式可称为区位寻优型。三是为了克服产业布局分散、土地利用粗放现象，平衡各行政区间的利益，由不同行政区共建一个飞地型园区，这种飞地经济模式可称为集约发展型。以上三种飞地经济模式在我国的区域发展实践中非常有典型性，且可以找到丰富的个案素材。

依据上述三种案例类型，本文选择了三个代表性个案：产业转移型——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案例一）；区位寻优型——大连长海工业园区（案例二）；集约发展型——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案例三）。这三种模式都是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在资源优势互补的基础上，实现互利共赢的范本，但三种模式的差异也非常明显。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与欠发达地区共建工业园区，通过产业梯度转移，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的一个案例。近年来，江苏省将飞地经济模式推广到市与市、县与县的层面，有效地弥合了江苏南北发展鸿沟。其中，江阴与靖江的合作就是这方面的典范。大连长海县与普兰店市经济发展水平相近，但长海县地处海岛，经济发展长期受制于区位条件的限制，它通过在普兰店市建立飞地型产业园区，解决了海岛资源不足而制约工业发展的难题。这个案例在突破行政区划、发展资源优势互补的飞地经济方面具有广泛代表性。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是针对工业园区重复建设，难以形成产业链，无法发挥规模优势和集聚效应的现实建设飞地的典型案例。

上述三个案列基本上可以涵盖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飞地经济模式的基本类型，因此通过比较案例研究所得到的结论及其对前述理论命题的佐证将更具一般性意义。

2三种模式的特征和发生背景

本文研究的案例一是产业转移型，以江苏省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为代表。江苏省是我国沿海经济发达省份，但是，江苏南北经济发展却极不均衡。为了实现区域共同发展，江苏省想尽了各种办法，如财政转移支付、南北挂钩等。政府的“有形之手”起到了积极作用，然而，相对于苏北如此之大的面积和人口（ 苏北人口接近江苏全省的一半，面积也超过了全省的一半），政府帮扶的力量终究有限。更重要的是，这种方式由于缺乏共同利益的激励，一些南北之间的合作实际效果也不佳。

实践使江苏省委、省政府认识到，要破解跨区域合作的难题，光靠“先进支持后进”的老办法不行，必须有新的思路和非常的举措。那就是，用利益的纽带来强化贫富地区之间的合作，用“无形的手”将双方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有效地调动合作双方的积极性。2003年，经过反复研究、酝酿，江苏省推出了跨区域联动开发的举措——设立江阴开发区靖江园区。江阴与靖江，一个地处江南，一个身在江北，是两个隔江相望而又发展差距巨大的城市。2009年，江阴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 71336亿元，人均GDP达到20 880美元。在全国县域经济基本竞争力排名中连续七年名列第一。而靖江市2009年GDP只有364亿元，两者相差接近5倍之多。由于存在产业聚集度和产业级次之间的差距，两市存在着广阔的合作空间。然而，多年来，两市之间的合作除受到长江天堑的制约外，还受到行政壁垒的阻隔。利用飞地型产业园区这个载体，实现江阴市与靖江市跨区域合作开发，是一种打造区域经济利益共同体的大胆尝试。

本文研究的案例二是区位寻优型，以大连长海工业园区为代表。长海县与普兰店市（现已调整为大连市的一个涉农区，称普湾新区）同为大连市的两个县级单位，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但区位条件完全不同。作为一个远离大陆的海岛，长海县由140多个岛、坨、礁构成，不足120平方千米的陆域却拥有7 720平方千米的广阔海域，素有“小县大海”之称。尽管大海让长海人摆脱了贫困，走上了致富之路，但作为一个渔业大县，也有它自己的发展局限和苦恼。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是水产品加工量不足15%，在海洋生物资源的深层开发和精细利用方面基本上是一片空白。由于受海岛自然条件制约，长海县自身根本无法突破发展水产品加工业所必需的土地和淡水资源这一瓶颈。相反，与长海县隔海相邻的普兰店市地处沈大高速公路南端，海陆空交通十分便利，但却有着一望无际的废弃盐田、滩涂急需开发和善加利用。2005年，长海县在与之一海相隔的普兰店市海岸线一带的皮口镇购地建设大连长海（皮口）海洋渔业加工园区，大胆尝试发展飞地经济，将资源优势有效地转化为产业优势，并希望将其打造成海岛经济发展的新增长极。

本文研究的案例三是集约发展型，以厦门同安工业集中区为代表。厦门是一个空间局促的城市，特别是岛内思明、湖里两区，面积还不到岛外同安等四个区的1%。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厦门岛内土地稀缺、用地成本高的制约日益明显。为了提高土地利用率，合理规划产业布局，厦门市推出了“同安工业集中区”的飞地模式，鼓励工业企业把生产环节迁到岛外，岛内则重点发展高科技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同安工业集中区成立于2005年，总面积约12平方千米，包括思明园、湖里园、同安园和火炬高技术产业园四部分，它们是集中了若干行政区参与建设的飞地模式的集中区。尽管建设时间短，但其成效斐然。凭借飞地经济效应，同安工业集中区既最大限度地避免了工业园区四面开花导致日益稀缺的土地资源难以得到集约利用的问题，又有效地促进了优势产业由散到聚、做大做强。从宏观层面上看，它也使城市建设的重心从岛内向岛外转移，并形成岛内外一体化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3讨论与研究发现

（1）政府目标偏好、环境保护与追求经济增长的关系

在三种飞地经济模式中，由出地和飞入地的发展重点不同或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存在差异，案例一、二、三的共同之处是：解决经济发展中的土地约束是它们采用飞地的主要动因；追求地方性经济增长是两个地区政府共同的目标偏好。这种共同的基础，是三种飞地经济模式存在的前提。

然而，如果将环境变量作为约束条件引入之后，三种模式在飞地发展中的目标冲突就凸显出来。案例一和案例二在兼顾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上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案例一是经济发达地区到经济相对欠发达地区寻找空间设立飞地，实现产业转移。飞出地更注重对产出收益的追求，飞入地则急于引资，通常存在“先发展，后治理”的观念和行为，短期内置环境保护于不顾。案例二虽然是两个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之间进行合作，但仍然属于在异地建立飞地。飞出地对于当地环境保护的责任意识可能会淡薄一些。大连长海工业园区建设之初，就是因为征地和环境破坏引发了飞入地当地居民的强烈抗议，甚至于矛盾冲突。这三类案例中，案例三由于土地的集约利用对环境的影响最小。

现实中，尽管飞出地和飞入地双方都在不同程度上意识到环境约束的存在，但是在具体到飞地投资决策时，由地方政府强大的财政支出压力和拮据的财政现状所决定，实现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仍然是一些地方政府的目标结构中最突出的目标。在各项目标难以兼顾时，经济增长成为压倒一切的目标，环境投入可能被作为经济增长的代价而被部分地放弃了。解决这一问题须依靠契约约束功能和自履行机制的构建，来调适双方在目标追求过程中的矛盾。在上述三个案例中，案例一通过委托—托管合约把环境保护问题内化了；案例二采取了调整行政区划的办法，使利益双方的冲突变为飞出地的自履行约束； 案例三则是通过用地合约把不同行政区之间共同开发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当然，这三种情况都是在实践中飞出地和飞入地双方反复调适的结果。

（2）飞地经济的动力与区域之间发展时机相随

与没有合作之前的状态比较，不论哪种飞地经济模式，其飞地的建立皆因存在帕累托改进的机会，即存在合作净收益。案例一收益分配的比例是双方协议的结果。但由于江阴、靖江两市归属同一省所辖，飞地设立之初，两地政府就是以9∶1的出资比例成立投资公司，进行园区开发建设。收益分配比例的确定看起来似乎具有某种程度上的帮扶性质，但从长期看，江阴在收益分配上却可收长远之效。案例二在收益分配上具有一次性买断的特点。双方的分配关系体现在一次性的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协议上。其中，分配协议的达成，明显地可以看出飞地合作双方对机会成本和未来收益的考量。案例三在收益分配比例的确定上完全是多方博弈的产物。表面上看，它是通过税收比例协调厦门岛内各区与同安区之间的利益分配，实际上同安工业集中区本身就是一个非零合作博弈过程，因此，税收分成比例是各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当各方利益分配比例合理时方达到博弈均衡。

合作性收益分配不仅为飞地经济发展提供内在激励，而且这种分配比例的形成还与飞地各方对发展时机的把握有关。三个案例中的飞地协议之所以能够达成，很大程度上取决地双方对不同发展时机的认识。案例一的双方尽管经济发达程度不同，但都可以在飞地发展中寻求到自身的利益增加。案例二是在发展区位的选择上各得其所。案例三则是各利益主体在飞地产业园区的自主开发中获取相应的利益。可见，对于发展时机和当地的比较优势，三个典型案例的飞地各方都有非常清醒的认识。也就是说，参与飞地经济活动的各方都是理性的决策者，他们抓住良好发展契机，在对利益和机会成本精心计算的基础上，选择了飞地合作模式。当然，一旦达成合作，也必然要求将总合作收益进行适当的再分配，同时必须满足一定的公平性条件。

（3）产业关联、区位选择和资源空间配置效率

发展空间是飞地经济赖以生存的根本，寻求更广阔的空间释放发展过程中不断积累的能量和经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是飞地设置的本能，也是成功飞地的价值体现。不论是哪种类型的飞地模式，都是产业的重新布局过程。飞地型产业区的设置会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如当地的资源禀赋、经济潜力、社会环境和政策等，但更重要的是，要考虑与当地产业的关联性。一般地，飞出地不会脱离原来在某些产业发展上积累下来的特色和产业优势，通常会选择在飞入地对原有产业进行延伸和转移。在这种情况下，与当地产业的关联、兼容和互补对地区位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本文中的三种类型飞地区位的确定在产业兼容和互补方面的考虑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区位选择的背景条件。案例一在趋利的资本跨行政区寻找发展空间时，重点考虑的是如何在资金、技术、人才和产业链方面与飞入地对接，通过产业分工合作机制，形成与当地产业的梯次发展局面；案例二在飞地设置上虽然以冲破地域局限为目的，但在考虑区位因素后，直接选择了与飞出地相毗邻、产业结构相近的区位，显然，这样的选择机会成本最低；案例三的飞地模式鼓励企业把生产环节迁向飞地，在新的空间中重构产业链网络。

观察我国各地飞地区位选择的实践，既存在着行政区内的区位选择，也有跨行政区的区位选择，那么，究竟怎样的区位选择在宏观上有利于区域资源要素整合和空间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按照新经济地理学，资本外部性的相对规模（市场作用的范围）、劳动力的可移动性和交通成本将决定经济活动和财富在空间配置上的区域整合程度。一般而论，出于对报酬递增、贸易成本和市场外部性的考虑，厂商倾向于选择靠近市场的区位安排生产，而靠近市场的区位正好是其它厂商比较集中的区位；反过来，选择在其它厂商比较集中的区位生产的厂商又会面对在当地产品和要素市场的更为强大的竞争，高强度的竞争倾向于使从事生产活动的厂商空间发散。飞地区位的选择和设置，同样依赖于产品市场竞争与本地区域市场效应。当前者占主导时，飞地区位再选择决策倾向于那些竞争最低的地区；当后者占主导时，飞地区位会倾向于选择企业成群存在，通过贸易成本集中使产业集中。可见，产品和市场的竞争为厂商舍近求远的飞地区位抉择提供了解释。

（4）合作风险与基于资源共享机制的区域协作结构

飞地经济中各方利益主体的发展目标、收益分配和产业融合程度都与投入的资源特征及其对资源的风险评价有直接关系，这种评估的过程其实就是各方主体的决策过程，它决定着各方合作模式的选择和区域协作结构。合作风险关心的是飞地经济中的合作关系，或者说是飞地合作伙伴不遵循合作精神的可能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上述三类案例中，各自所面对的合作风险不同。案例一采取托管方式进行飞地管理。目前，这种做法在国内比较普遍。很多地方都在推动那些有条件的地区兼并或托管那些有土地等资源但没有项目、资金和产业基础的产业园区，以拓展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形下，往往是飞出地主导着合作的方向。同时，它也是风险的主要承担者。飞出地面临的风险除投资收益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外，就是较高的运营和控制成本。案例二也属于单边主导型的合作结构，但较之于案例一，由于解决了行政区划的限制，它与飞入地政府的关系相对简单，开发的自较大。因此，灵活、应变能力强是它们显著的优势。明显的，单边主导的管理由机会主义行为带来的风险最小，同时，它也回避了飞地各方由于文化差异引起的冲突。如果存在风险，最大的可能性是来自于投资和运营决策本身。案例三是共建统管型的合作模式。即多方共建一个工业园区，而园区的规划、管理却是统一的。这种合作结构中每个飞地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其中都有自己的利益或“相互质押”，共有权的性质帮助限制了机会主义行为。但由地成员的合作动机不一样，这极易导致飞地各方收益与共同利益之间不一致，从而造成飞地合作关系的不稳定。

从一般意义上说，在各种飞地经济模式中，任何一个飞地参与者的潜在目的都是为了从飞地经济中获得本身无法获得或获得的机会成本太高的其它特有资源。因飞出地与飞入地投入资源重要程度不同，其所面临风险也不同。由此，资源共享机制就成了两地协调的一个关键因素。也就是说，资源共享机制实际上也就是在飞地经济活动中建立一个多主体共生共存的协调系统。在一个缺乏协调的飞地系统中，就会出现“个体理性与集体非理性恶性共生”的现象。因此，资源共享机制要求飞地经济中的各利益主体之间要通过激励性契约来约束各方的市场行为。沿着这样的思路，我们发现区域协作结构的形成实质上是对资源、机会成本和风险进行权衡后，建立起一个基于契约的协调系统的产物。

五、进一步的讨论

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飞地经济模式的区域发展效应：飞地经济模式及其互利共赢机制给区域经济发展带来怎样的影响？

1产业空间布局效应

飞地经济模式的实施将会影响企业空间区位的重新选择及产业布局均衡状态。

首先，区域协同增长效应。飞地经济引发了资本、劳动和技术等要素的区域流动并形成内在的区域联系，推动了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之间由过去的点对点的企业转移转变为区对区的产业转移，由单纯的资金承接转变为管理与项目的复合承接。在我国，由于劳动力价格和地价不断上升，资源日趋匮乏，东部发达地区原有的劳动力密集产业开始向外转移。在这种背景下，飞地经济意味着产业的重新布局，是实现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过程。它必然带来区域协同增长，进而影响各地区发展模式的选择和区域合作关系。其次，区域产业结构的成长效应。飞地经济往往是地区产业结构调整的产物。通过实施飞地战略，飞出地一方面为自身发展更高级的产业留下了空间和资源，另一方面通过向飞入地转移产业也创造了利用较低土地、劳动力等资源获取超额利润的机会，进而增加本地的价值盈余，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与此同时，飞入地也会获得一定量价值盈余，推动本地产业结构的转换和工业化的步伐。最后，产业布局所引发的技术效应、就业效应和价格区域传导效应等也是不能忽视的。技术效应是由人力资本转移所产生的技术、知识外溢。实践表明，这种伴随飞地经济的知识及技术信息在区域间的转移，是落后地区形成产业集聚、生产力增加等促进经济增长与发展的一个关键。就业效应是因产业向飞入地转移带来的竞争强度增加所引起的劳动力就业区位选择的改变。一般地，劳动力选择就业的标准是与地区间的工资水平相比较的，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只要飞入地的工资水平与飞出地大致相当，就愿意接受就业。近年来，我国沿海地区产业不断向中部、西部寻求发展空间，中西部外出打工的劳动力选择就近就业的比例也在逐渐增加，这一现象包括了飞地经济带来的就业效应。价格区域传导效应则是飞地经济中产业区位变化对两地价格水平产生的影响。那么，它是如何形成区域之间的价格传递机制及效应呢？通常地，产业转移至经济相对欠发达的飞入地，使得本地区的消费需求增加，进而本地区价格水平提高，而价格水平提高使得资本投资的边际收益提高，在劳动力成本相对较低而资本边际收益率提高的情况下，必然导致本地区收入水平增加，进而开始经济增长的正向反馈效应，从而进入落后地区向发达地区的转换过程。也就是说，对入地而言，价格区域传递机制不仅提高了区域内的需求及价格水平，而且还增加了资本投入的边际收益，进而为吸引外来资本进入及资本形成提供了基础，使落后地区能够形成自主发展的良性循环。

2行政边界羁绊的突破

飞地经济模式是保持现有行政区划、又突破区域分割、实现区域间合作的一种新模式。目前来看，飞地经济这种区域合作新模式并非名正言顺，但是它可能会在一段时期内成为诸候经济破局的重要动力。众所周知，我国区域经济的一个典型特征就是行政区经济，它是由行政区划对区域经济的刚性约束而产生的一种特殊区域经济现象。在行政区经济体制下，各地区之间竞相竞争，尽管在更多领域寻求合作可能达致共赢的效果，但现实中真正成功的区域合作却难以出现。其根本原因在于实现合作的交易成本太高。一些学者因此主张通过调整行政区划，让行政区适应经济区的变化。然而，以行政边界整合的方式推进区域合作，不但操作起来困难重重，而且其社会成本也非常高，又后果难料。飞地经济模式绕过行政壁垒，通过构筑资源共享机制，借助市场力量引领区域经济整合，同样可以突破现行行政区划和地区本位主义的樊篱。

从微观上看，飞地经济主要表现为微观主体的区位决策行为，但它带来的宏观结果却是区域之间产业和其它要素资源冲破原有的行政边界约束而进行的重新配置。与一些人主张的通过区划调整推动区域合作不同，飞地经济追求的是从各方利益差异的“合作”到共享整体利益最大化的“融合”，从而实现空间资源配置的社会整体效率提升。在这个过程中，飞地经济作为一种制度上的创新，它可以在不触及行政区划体制内在矛盾的情况下，通过建立合理的利益机制，在利益共享的基础上形成相对合理的区域产业布局和产业空间分工体系。

实践表明，跨行政区的城市之间的合作是时展的大趋势，只要建立起利益共享和互利共赢的机制，就可以找到一条打破地域限制，实现优势互补和区域合作的新途径。在我国，东南沿海地区是飞地经济最为活跃的地区，同时，也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进程比较快的地区，这表明飞地经济是一种非常具有生命力的经济发展模式。在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飞地经济模式重新审视了传统上的区域合作规则，在平等、互利、协作的前提下，通过规范的制度建设来实现地区与地区之间的产业转移，进而实现各种利益在地区间的合理分配，最后达到资源空间优化配置的目的。从一定意义上说，飞地经济模式通过一系列的制度安排有效地降低了体制转型的交易成本，它可能成为我国区域经济体制转型中必不可少的中间环节或带有过渡性的历史阶段。

3异地开发的外部性

以飞地为代表的异地开发需要冒一定的风险。一个既定的事实是污染产业转移和扩散带来的负外部性。对入地而言，它涉及到资源分配的取舍或选择，换言之，在资金供给有限的条件下，增加环境投入，就会分散资金的使用，使经济增长速度降低，二者存在着一种交替关系而非互补关系，至少在短期内如此。在建立飞地过程中，飞入地地方政府虽然可能已认识到环境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逆的，将来治理要付出更大代价。但是，地方政府经常面临的经济决策往往是当前的、短期的，它所要解决的问题一般具有更大的紧迫性，特别是在收入水平较低的情况下，环境消费似乎只是一种“奢侈品”，而经济增长和其它目标具有大得多的吸引力。在这种情况下，通过飞地的方式和途径，大批污染产业和有害产业可能会源源不断地输送到飞入地，给社会整体利益造成严重损害。

从区域发展的战略高度上去观察，地方政府如果恪守以单纯追求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传统发展模式，那么，在引入飞地模式时，结果可能是在使当地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高，经济规模得到扩大的同时，却造成了大量的外溢性影响，使社会承受着各种片面发展所带来的代价和社会成本。因此，飞地发展中的污染产业转移和扩散总是与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密切相关的。解决飞地经济中的污染产业转移问题的根本途径也需要从改变地方经济发展模式入手。

环境是一种稀缺资源，飞地的设立必须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范围之内，在节约资源的前提下实现飞入地和飞出地经济的互动发展。尤其是在飞入地环境补偿能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飞地产业的转移与承接契约中必须将飞入地的环境投入作为战略性投资来对待。在目前区域发展水平上，能否将产业转移、扩散与环境问题解决的更好一些呢？我们认为是完全可能的。即使现阶段还不可能把较多的资金用于提高飞地产业园区的环境品质，但至少我们可以减少对环境的损害；即使用于改善飞地环境质量的资金为既定，也可以使各种用于提高环境质量的资金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从长期来看，飞地发展中的产业转移和环境投资之间并不矛盾，飞地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反过来，飞地产业的发展又可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和技术。因此，可以认为环境投入是一种潜在的生产力，是一种兼顾产业转移与地方经济增长的长期的投资行为。

六、结语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非均衡发展，区域间差距越来越大，已严重影响我国经济的和谐发展。飞地经济模式为解决此问题提供了一个新的方法和路径。飞地经济作为一种制度创新机制，既保持了不同行政区域的独立性，又解决了不同区域互补发展的问题，它在促进资源优化整合、区域产业梯度转移、发展集聚经济并最终对解决我国不同区域的非均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飞地经济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要求我们必须深化我国区域经济管理体制和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制度改革，完善市场化的资源空间配置机制；同时，要合理制定发展规划，为发展飞地经济提供框架和方向；通过制定适当的互利共赢的利益分配机制，推动飞入地和飞出地之间的联系，促进产业集聚和转移；应鼓励尝试建设多种类型的飞地，并推进相关行政体制改革和产业园区管理体制改革，使飞地经济模式真正成为我国区域体制转型的内在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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