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和孙中山的友谊考略

20世纪初期，中国革命和俄国革命之间的联合反帝斗争深远地影响了世界历史。作为当时两国革命的最高领袖，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则是这一复杂历史进程中的重要环节。列宁和孙中山都曾在文章中高度评价对方，这种互相认可，为苏俄和之间的合作奠定了基础，但同时两人对彼此革命理念的质疑，也为苏俄和后来的决裂埋下了伏笔。

作为中俄联合斗争的标志，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私交也为后人津津乐道。据说，列宁曾将孙中山于1918发给苏俄政府支持其反帝斗争的电报视为“东方的光明”，而孙中山也曾经称列宁为“革命圣人”。就在2010年，台湾政坛还曾就列宁是否嘲笑过孙中山“如少女般天真”而争得不可开交。这都给人一种错觉：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私交一定非常好。事实果真如此吗？通过仔细梳理和甄别史料可以知道，列宁和孙中山之间既未曾谋面，也没有过之间的函电往来，列宁甚至对孙中山这位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也是非常陌生的。 列宁和孙中山未曾谋面

尽管20世纪初期中俄两国的革命者曾经携手共同抗击帝国主义，而且同时代的列宁和孙中山又都是世界性革命家，但是两人毕生未曾见过面。 孙中山

1920年7月10日，孙中山曾收到旅俄华工联合会邀请其访问苏俄的邀请信。孙中山收到信后，将旅俄华工联合大会的消息以及大会致国人的通电刊登在7月13日的《民国日报》上。但是，当时的孙中山还对英美日等西方列强的支持抱有幻想，为避免赤化的嫌疑，孙中山并未答应去俄国。列宁和孙中山两人可以见面的这次机会，因为孙中山的婉拒而未能成行。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发动叛变，孙中山避居黄浦江永丰舰的时候曾表示“倘若失败，我就去苏俄”。后来，陈炯明的叛乱被镇压下去，孙中山的苏俄之行又被搁置起来。

一直到孙中山逝世，他也未能到苏俄去与他心目中的“革命圣人”见面，对此孙中山一直引为憾事。他在临终的时候，曾要求夫人宋庆龄“替他访问莫斯科”，以实现他未遂的心愿。因此，列宁与孙中山之间曾有几次可以见面的机会，但因为种种原因而未能成行。 列宁与孙中山之间没有直接的函电往来

关于这个问题，国内史学界一直没有明确的结论。支持孙中山和列宁之间有直接函电往来的证据，主要有如下几点。

第一，孙中山有很多写给苏俄政府，甚至是直接寄给列宁的书信和电报。从孙中山遣词造句的语气来看，列宁似乎是他的一位老

朋友。

第二，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以及廖仲恺的遗孀何香凝，都曾回忆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有通信往来。宋庆龄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中国革命的历史联系》一文中说，“在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第一次建立了直接的联系。在通信往来中，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战士在争取人类自由和进步的斗争中携起了手来，可惜的是，这些信件在那年6月陈炯明广州叛乱中火烧总统府的时候被焚毁了”。何香凝回忆说，“在1919年左右，中山先生在上海就屡次与列宁有函电往还”。

第三，美国学者韦慕庭在《孙中山——壮志未酬的爱国者》一书中，引用了一位名叫索科尔斯基的美国新闻记者的回忆录。索科尔斯基在《回忆》中称，1920年7月左右，“列宁经由伦敦给孙中山打了一个法文电报，邀请他去俄国‘研究他们应当如何做’”。这位索科尔斯基还言之凿凿地说，是他翻译了列宁发来的电报，并帮助孙中山进行回复。

第四，1919年12月，来华访问的苏俄代表马特维耶夫·博得雷得到了孙中山的接见。博得雷回忆起那次会见的时候说，孙中山曾经拿出一份列宁拍发给他的法文电报，并说孙中山当时“面部带着一点刚刚能够察觉到的幸福的微笑”。

其中一部分证据和孙中山本人的说法，有很大的出入，不足为信。1921年6月14日，孙中山收到了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寄来的信。关于这封信，孙中山在回信中告诉契切林，“这是我从您或者苏俄某一位那里所收到的第一封信而且是唯一的一封信”。既然孙中山在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苏俄方面的第一封信，那关于列宁和孙中山之间函电往来问题的何香凝1919年说、索科尔斯基1920年说，以及博得雷1919年说，均不可信。

宋庆龄提出的1922年列宁和孙中山第一次建立联系这种说法，比较可信。但是，细究起来，也有一些疑点。目前尚未发现列宁本人写给孙中山的信件，这是一个关键问题。据宋庆龄的说法，这些往来的信件都在1922年6月份陈炯明的叛乱中被焚毁。但是，既然是往来信件，孙中山保存的信件被焚毁，那苏俄政府方面保存的档案中应该会有。这一时期苏俄政权已很稳固，部级信件遗失的可能性极小。但是，查阅俄罗斯陆续解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档案，其中并没有列宁写给孙中山的书信或电报。甚至，煌煌60卷的《列宁全集》收录了列宁在各个时期的文章、著作、书信、批示等各种文献，其中也没有列宁发给孙中山的任何书信或电报。

相反，列宁曾明确表示并不认识孙中山此人，也并未通过信。孙中山在收到苏俄方面的第一封信（1921年6月14日）后，曾于当年8月28日给契切林回信。在回信中，孙中山称列宁是自己的朋友。契切林收到信后，不敢怠慢，随即于11月6日写信给列宁，询问列宁本人是否认识孙中山，并将孙中山的信件一起送上。而列宁在第二天（11月7日）就回了信，其中很干脆地说，“我不认识他，我们也互相从未通过信”。

在列宁和孙中山之间函电往来这个问题上，孙中山、契切林和列宁的说法，高度吻合。因此可以认定，列宁第一次看到孙中山的来信，是在1921年11月7日，而且这封信并不是寄给列宁，而是给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外交部的。另外，列宁并未看重孙中山的来信，对信中的内容也很陌生。以至于列宁在两个月之后接见参加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大会的代表张秋白时，曾坦承“他对中国的情形知道得很少，只知道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领袖，但也不了解孙先生在这些年来做了些什么”。其实，孙中山的来信中，着重谈了他自己这些年都做了什么，而列宁竟然全然不了解，以至于对张秋白的提问无法回答。值得注意的是，列宁这个表态并非虚词。他在接见完张秋白后，曾经于1922年1月26日向契切林又索要过孙中山的那封来信，准备了解孙中山。由此看来，列宁对孙中山这第一封来信的重视程度极为有限。

至于列宁在1月26日之后有没有给孙中山回过信，这一点有的可能性很小。其一是因为此后列宁的身体每况愈下，从1922年春天开始逐渐离开工作，他甚至都不能出席3月份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全会。其二是因为目前包括《列宁全集》在内的文献中，并没有列宁给孙中山的信件。因此，宋庆龄的回忆可能有误，那些被陈炯明焚毁的信件，极有可能并不是孙中山和列宁之间的往来信件，而是孙中山和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以及苏俄驻华代表等人之间的通信。 今人为何误读列宁和孙中山的关系

既然列宁和孙中山之间从未有过直接的函电往来，而且列宁对孙中山这位伟大的革命家甚至表现得相当陌生，那为什么当今史学界似乎不加考虑地就认为列宁和孙中山的私交一定很好呢？这里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重要历史人物之间的交往向来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折射的是20世纪初中俄两国革命之间合作关系。列宁和孙中山交好，实际上有其政治象征意义；其二，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私交被人为地进行政治性的拔高。

20世纪初期，中俄两国革命者都面临对内反封建，对外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任务，这是苏俄和，同时也是列宁和孙中山接近的革命基础。不管是考虑到苏俄政权的现实利益还是世界革命的长远利益，列宁都有接近孙中山的主观愿望和客观必要性。

辛亥革命前后，列宁发表了一系列文章称赞孙中山的民主主义精神，对新生的中华民国进行道义上的声援。但也正因为是道义上的声援，所以列宁可以在文章中从容不迫地批评孙中山的民粹派倾向，并提醒俄国的工人阶级“一分钟也不要忘记工人阶级的特殊任务，既要反对米留可夫，又要反对孙中山们”。

十月革命后，稳定新生苏俄社会主义政权的迫切任务被提上日程，列宁曾询问身边的工作人员，“能否在被赶到俄国做苦工，受到十月革命鼓舞的中国工人中找一些能去和孙中山建立联系的勇敢的人”。从现有的史料来看，刘绍周就是被选中的那个能联系孙中山的旅俄华工。作为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会长，刘绍周曾数次受到列宁的接见，也正是列宁安排刘绍周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进行发言。“那个时候很年轻，对国际局势没有太多的认识，对国内情况知道太少”的刘绍周竟然在共产国际成立大会上进行发言，并披露了诸如孙中山曾给克伦斯基政府致电、契切林曾给孙中山回电等非常机密的政治信息，这说明刘绍周得到了列宁极大的重视。后来孙中山于1920年7月10日收到的邀请其访问苏俄的信件，也正是刘绍周领导的旅俄华工联合会的手笔。旅俄华工联合会与孙中山的这次通信往还，背后隐隐有列宁的影子。不过，当时列宁主动接近孙中山以及他领导的，主要是出自反对帝国主义的共同利益要求。

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之后，莫斯科将关注的重心从欧洲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运动转到殖民地国家民族解放运动上来。殖民地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也被视为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同路人，同时，也只有与发达国家无产阶级力量进行联合作战，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才能走上一条非资本主义的道路。从这一重大的理论转向出发，与孙中山以及的联合，并非只有反对帝国主义的现实需要，而且也有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长远考虑在里面。这为即将到来的苏俄和的合作，奠定了必要的理论基础。此后，苏俄和的联系开始密切起来，在两者的努力下，终于掀起了中国大革命的第一次高潮。

虽然此后列宁较少关注与孙中山联合的实际政策的制定，但是共产国际这一重要的理论转向是在列宁手中完成的。列宁为共产国际二大拟定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应该支持落后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运动”，并将“‘资产阶级民主’字样几乎都改为‘民族革命’”，这就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理论体系里面，为中国的革命运动正了名，也为与孙中山名正言顺的联合做好了铺垫。

因此，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新阶段的背景下，从稳固苏俄社会主义政权和实现世界革命的利益出发，列宁与孙中山有其必然接近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革命基础。孙中山和列宁不必见过面，甚至也不必有过函电往来，因为两个人各自领导的革命运动有其共同的历史任务和相同的革命前途，他们必定会被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两人不相识，但是莫斯科的旅俄华工联合会在开会的时候将两人的肖像一起悬挂在会场上，就毫不奇怪了。

此外，出于政治的考虑，后人对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人为地进行拔高，学界对这些说法不加辨别地引用，也是导致误读孙中山和列宁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因。试举一例来说明。

关于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关系，目前学界普遍引用一个说法是，列宁曾将孙中山1918年夏天发给苏俄政府支持其反帝斗争的电报，视为“东方的光明”。根据上文的论述，我们已经知道，列宁最早看到孙中山的信件是在1921年11月7日。那这个所谓“东方的光明”的说法又是怎么来的呢？

1918年夏天的时候，孙中山确实给苏俄政府发去一份电报，在其中表示“愿中俄两党团结共同斗争……一个类似的新的制度一定会在东方建立起来”。苏俄方面也确实收到了这份电报，1918年7月4日，苏俄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第五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曾确认说，南方“革命政府的代表把这个声明交给了我们和世界上的一切民主派”。这封电报在中苏关系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孙中山之前在欧洲流亡的时候，就结识俄国的革命者，但是“打电报致意，却以此为第一次”。不过，当时列宁根本没有见到过这份电报，更没有做出过什么“东方的光明”之类的感慨。 列宁

1925年，苏联驻广州代表鲍罗廷在纪念十月革命8周年的纪念活动上，回顾与苏俄友好合作的历史的时候，曾经多次提到这份电报。鲍罗廷在11月7日的一次演讲中提到，“当俄在困难奋斗中，孙先生给列宁一电报，内说你们安心与帝国主义奋斗，我们帮助你。列宁接了这一电报，感激不已”。半个月之后的11月22日，鲍罗廷又在美洲同盟会欢宴席上提到了此事。作为高级政治顾问的鲍罗廷，来自世界革命的圣地——苏维埃俄国。他的此种言论，引起了广州国民政府政要们的关注。时任宣传部部长的也曾在文章中引述过鲍罗廷这个说法，他说“当此危急存亡之秋，首领列宁，接到孙中山先生一电，嘱其奋斗，列宁等十分感激”。当时和苏俄的合作正打得火热，鲍罗廷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刻意将这份电报的重要性予以拔高。将契切林表示对这份电报感激的话，强加到苏俄最高领导人列宁身上。这是第一次拔高。

这种以列宁的身份发表的称赞孙中山的话，在孙中山的信徒——听来，不仅十分可信，而且十分受用。在1926年1月的二大上，在做政治报告时也引用了这个说法。不过，他继续拔高，“列宁此时正在帝国主义四面的封锁，忽然接到总理这一封电，实在生出意外的感动，视为这是东方的光明来了”。这是“东方的光明”说法的最早来源。至此，经过鲍罗廷和的两次政治性拔高，本来列宁根本没有见过这份电报，传到大员的耳朵里，却变成了列宁曾言之凿凿地将孙中山的这份仅仅在道义上支持的电报视为“东方的光明”。

这就是所谓的“东方的光明”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

当然，鲍罗廷和出于维护和苏俄之间的合作这个目的，对一些事实进行政治性的拔高，也无可厚非。不过，现在很多学者却不加辨别地引用这个说法，却是治史不严谨之弊。

在中苏关系史上，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的革命友谊有着重要的政治象征意义。而且，孙中山确实视列宁为“革命圣人”，曾写过一些直接收信人是列宁的信件，甚至在列宁患病的时候，孙中山还以医生的身份过问列宁的健康状况。因为种种原因，列宁并未看到孙中山的来信，也对孙中山这个领袖并不熟悉。但是，在伟大的历史人物之间关联的问题上，有无直接的联系，并不是最重要的。正如列宁虽然没有给中国共产党直接下过什么指示，但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将列宁视为革命导师一样。

1924年2月24日，中国在广州举行追悼列宁大会，孙中山主祭，在悼词中他说：“相望有年，左提右挈。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敌其不乐，民乃人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 “邈焉万里，精神往还”，这才是列宁和孙中山之间真正的革命友谊。 （编辑 王世英）（作者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