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资本视角下的农村基层选举

摘 要：农村基层民主选举在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突出表现在以血缘关系网络为中心的宗族势力的恶性膨胀，姻缘关系网络嵌入血缘关系网络之中，社会资本的动员手段日益多样化，诸如通过金钱投资（买选票和换票）、请客送礼、利益承诺等方法拉拢选举人。为此，就需要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发展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核心的公民自组织。只有这样才能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合力”，进而促进村庄整体的发展。

关键词：农村基层选举；社会资本；血缘关系网络；姻缘关系网络

中图分类号：D03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3）03-0098-06

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主要包括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这四个方面。其中民主选举是农村基层民主政治建设的基础，只有民主选举搞好了，其他三方面才有可能搞好。但从对国内外有关社会资本理论研究的疏理中，我们发现，体现在以社会关系网络为载体的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和民间组织等维度上的社会资本与农村基层民主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农村社会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然而附着在血缘和姻缘关系网络之中的社会资本往往并不发挥积极的作用。为此，本文着重探讨了社会资本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的表现及其对农村基层民主政治的不利影响，进而提出只有不断提升社会资本存量，发展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核心的公民自组织，才能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合力”，从而促进村庄整体的发展。

一、社会资本概念的界定及研究的缘起

20世纪70年代后期，经济学家洛瑞从社会结构资源对经济活动影响的角度，首次提出了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相对应的一个崭新的理论概念――社会资本。洛瑞虽然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但并没有对此进行系统研究，因而也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

1980年，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这一概念，并且指出，“社会资本是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体，那些资源是同对某种持久性的网络的占有密不可分的，这一网络是大家共同熟悉的、得到公认的，而且是一种体制化关系的网络，或换句话说，这一网络是同某个团体的会员制相联系的，它从集体性拥有的资本的角度为每个会员提供支持，提供为他们赢得声望的‘凭证’，而对于声望则可以有各种各样的理解……”。[1]布迪厄对社会资本概念作了社会学的解释，开创了社会学也能研究资本的先河，从而使社会学和经济学有了进行对话的可能。但是，这种解释仅仅将社会资本局限于网络这一种形式，缩小了社会资本这一范畴的理论内涵。在此基础上，美国社会学家詹姆斯・科尔曼（James Coleman）从学理上对社会资本给予了全面的界定和分析。科尔曼从功能角度将社会资本界定为：“社会资本是根据其功能定义的。它不是某种单独的实体，而是具有各种形式的不同实体。其共同特征有两个：它们由构成社会结构的各个要素所组成；它们为结构内部的个人行动提供便利。和其他形式的资本一样，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是否拥有社会资本，决定了人们是否可能实现某些既定目标。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一样，社会资本并非可以完全替代，只是对某些特殊的活动而言，它可以被替代。为某种行动提供便利条件的特定社会资本，对其他行动可能无用，甚至有害。与其他形式的资本不同，社会资本存在于人际关系之中，它既不依附于独立的个人，也不存在于物质生产的过程之中。”[2]但是，科尔曼从功能的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如同用其结果给社会现象下定义一样，混淆了前项和后项。我们知道，不同的前项可能导致同样的结果，或者说，同样的前项在不同的条件下可能有不同的结果。遗憾的是，许多研究者都错误地认为，社会资本可以从其结果来理解，或者认为社会资本总是导致“生产性”结果，即社会资本总是起积极作用，而忽略了社会资本也会带来“破坏性”结果，即社会资本也会带来负面影响。

美国学者亚历山德罗・波茨（Alejandro Portes）正是持对科尔曼的批判态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处在网络或更广泛的社会结构中的个人动员稀有资源的能力。”[3]正是由于侧重于从网络的功能意义上界定社会资本的概念，波茨进而提出了消极的社会资本概念，他在总结这方面研究的基础上，认为“最近的研究至少已经指出了社会资本的四个消极后果：排斥圈外人；对团体内成员要求过多；限制个人自由以及用规范消除秀异。”[3]可见，提出消极社会资本的概念是波茨对社会资本理论的一大贡献。美国社会学教授罗纳德・伯特（Ronald Burt）在总结科尔曼、波茨等人思想的基础上，指出：“（社会资本指的是）朋友、同事和更普遍的联系，通过它们你得到了使用（其他形式）资本的机会……企业内部和企业间的关系是社会资本……；它是竞争成功的最后决定者。”[4]可见，伯特是从结构的观点来界定社会资本的，他注意到了自我凭借在网络中的地位拥有资源的能力。也就是说，他关注的是网络结构形成的过程及其分配结果，而不是组成网络的个体自我。

以上学者都是从社会学角度来界定社会资本的，而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罗伯特・D・普特南（Robert D.Putnam）是将社会资本概念引入政治学研究的第一人。普特南和他的同仁花了20年时间就社会资本问题对意大利行政区政府进行了调研，他在这次调研的基础上写成的《让民主运转起来》一书，则成为美国当年最畅销书之一，在社会上引起广泛影响；书中提到的社会资本概念也因此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在这本书中，普特南是这样界定社会资本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组织的特征，例如信任、规范以及网络，它们能够通过促进合作行为来提高社会的效率。”[5]在此定义中，普特南强调的是集体行为或组织行为的重要性，强调信任、规范和网络的重要性。对普特南的社会资本概念我们可以结合中国的现实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社会资本主要是由与公民的信任、互惠和合作有关的一系列态度和价值观构成的，其关键是使人们倾向于相互合作、相互信任和相互理解；其次，社会资本的主要特征体现在那些将朋友、家庭、社区、工作以及公私生活联系起来的网络人格；最后，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一种特性，它有助于推动社会行动。

从普特南的界定中我们不难看出，社会资本不仅具有经济学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的意义。也就是说，社会资本不仅可以用来解释经济增长，同样可以用来解释政治稳定等现象。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社会资本这一理论范式引入农村基层选举之中。到此为止，本文认为，社会资本就是存在于特定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和规范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它具有社会结构资源的性质，其中，信任、互惠和合作构成社会资本的三大基本要素。在中国，尤其是在农村，因血缘、地缘等因素而构成的关系网络，是中国农村社会资本的主要表现形式，这种参与网络体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从而成为影响农村基层选举的重要因素。

二、个案介绍及选举纪实

1.所选样本村基本概况

A村距镇政府驻地1公里，距B市15公里，现有人口约1200人，耕地约1400亩，机动地60亩，集体所有林地、山地约500亩，河床约2公里，是附近比较大的村。据2003年村财产清单显示：房产、车辆等资产约300万元，个人欠集体约6万元，集体欠个人约3万元，信用社投资10万元。

据考证，最早在本村落户的是孔姓，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陆续又有臧、张、李、刘、肖、王、陈诸姓到此落户定居。到2003年底，孔姓已无人在村中居住，比较大的宗族有王、李、肖三家，中等的宗族有臧、范、董几家，其他如陈、张等都是比较小的宗族。在A村，流传着这样一句顺口溜：“臧家有权，肖家有钱，王家老弱病残，李家抱成一团。”

2.两次选举

（1）关于2004年的选举

2004年的选举实际上从2003年冬天老书记臧某①的下台就开始了。副书记董某通过全体党员会将即将退休的老书记逼下台，自己任书记。由此，臧、董二人势不两立。在2004年的选举中，采取村“两委”一票制的选举方法，即“两委”一共选出4个人，按得票多少，得票第一的任书记，得票第二的任副书记兼村主任，得票第三、四名为委员，其中一人兼任会计。

这次选举是A村村民自治以来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选举，一切靠选票说话，凡符合报名条件的都可以报名参加，结果一下子冒出十几个候选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权衡后，感觉无胜选把握的一些人选择放弃。最后剩下了6位候选人。

董某，46岁，中共党员，书记，长时间担任副书记，并有一定的人脉。

臧某，35岁，初中文化，中共党员，曾在镇上干过临时工作，又是村里的“赤脚医生”，为人灵活，是原书记的侄子。

肖某，48岁，中共党员，小学文化，当了20年的小组长，家族内部不团结。

刘某，50岁，中共党员，小学文化，原村长，担任村长期间没犯什么大错误，也没干出什么大成绩，一切按老书记的意思办事。

陈某，34岁，中共党员，初中文化，没有做过“两委”工作，是原书记的内侄。

李某，40岁，群众，初中文化，李姓家族为A村第二大家族，内部很团结。与陈某有亲戚关系。

这次选举中，臧、陈、李三人以老书记为中心形成一派；董某本来势力不大，但由于村里的两位“精英”的鼎力支持，并不势单力孤。肖、刘两位候选人由于准备不充分，基本上是孤军作战。不难看出，这次的选举结果已经十分明了。同时，由于是第一次进行选举，在制度、程序方面还存在问题。最后，董某以占微弱优势的选票获得第一，臧某紧跟其后为第二，陈、李两人选票相差不大。肖、刘二人选票没超过半数。故董某为书记，臧某为村主任，陈、李为支委，陈同时兼任会计。

（2）关于2007年的选举

第一次选举过后，肖某总结自己选举失败的教训，认为自己失败的重要原因就是自己家族力量分散，对自己的支持不够。所以，在2006年农历正月，自己投入很大的资金和精力，并通过游说本族的几位长辈，重修了肖家的族谱。

借助这一举措，肖家初步团结起来。开始，肖某想竞选书记，但遭到家族部分成员的反对，一是他年龄太大；二是与他的远房侄子相比，他的竞争力显然小得多。于是肖某只能竞选村主任。这次选举，肖家杀出一匹“黑马”，那就是肖某的侄子肖某某竞选村支书。现在介绍一下肖某的侄子：

肖某某，38岁，中共党员，高中文化。当过镇办企业的副厂长，思想开阔，门路广。本来他已是城镇户口，因为厂子倒闭，他又把户口迁回A村，为竞选做好了准备（如果董某和臧某知道他迁回户口是为了和自己竞争，估计不会那么痛快地同意）。

这样，就分别有两个人来竞选村支书和村主任。选举时，2004届当选的村委会4个成员均为第一候选人，第一候选人和第二候选人采取一一对应的原则，某一职位的候选人如果在选举中落选，不再参加其他职位的选举。肖某的侄子肖某某和肖某为村支书和村主任的第二候选人。选举时取消委托投票，所有符合法定选举权的村民，全部到会进行选举。凡符合法定选举权但没有到会进行选举的，视为自动放弃选举权。不识字、不会填选票的，由镇政府指定人员，在监督人员的监督下当场代为填写，当场投票。最后公开唱票，公布选举结果。

本次选举结果是，应到约560人，实到约540人，肖某的侄子肖某某、臧某、李某、陈某分别得票422、409、398、354。肖某不到200票，董某不到100票，均未过半数。故肖某的侄子肖某某当选为村支书，其他人连任。

三、农村基层选举中的社会资本及其动员

1.以宗族势力为中心的血缘关系网络

农村基层选举遵循着一定的潜规则，即凡是家族势力比较小的候选人，即使被认为比较能干和公正，也可能无法当选；大家族代表人物的当选，成为理所当然的。比如肖某的侄子肖某某，虽然他年富力强，学历比较高，眼界开阔，但如果没有背后强大家族势力的支持，那么，他当选几乎是不可能的。从以上两次选举中可以看到，在2004年的选举中，肖、刘两位候选人由于准备不充分，基本上是孤军作战，所以落选了。而臧、陈、李三人以老书记为中心形成一派，董某有村里的两位“精英”鼎力支持，最后的选举结果是董某以微弱优势的选票获得第一，臧某紧跟其后为第二，陈、李两人选票相差不大，肖、刘二人选票没超过半数，因此董某顺利地当选为村支书，臧某当选为村主任，陈、李当选为支委，陈同时兼任会计。第一次选举过后，肖某总结自己选举失败的教训，他投入了很大的资金和精力并通过游说本族的几位长辈，重修了肖家的族谱，将家族力量团结起来。从而在2007年的选举中，肖某的侄子肖某某得票422，位举首位，因而顺利地当选为书记。

由此可见，农村选举中的所谓“铁票”，很大一部分来自候选人各自的家族。在农村，正如某个当过村干部的人说的那样：“如果你得罪一个人，往往意味着你得罪了一个家族，甚至是几个家族。”

2.姻缘关系网络与血缘关系网络互嵌

“村内婚姻的增加使得村内不同家族形成复杂的婚姻关系，形成‘网络家族’与‘家族网络’，由此改变了不同家族之间在村庄权力分配中的力量对比关系。”[6]以A村为例，本来臧某的家族充其量算是中等家族，陈某的家族更小，但两次选举却都能以高票当选，除了老书记的背后鼎力相助外，最重要的就是姻亲把臧、陈、范几个中小家族联合起来，形成强大的联盟，除了肖姓家族，其他家族不能与之抗衡。如前文所述，臧某和陈某分别是老书记的族侄和内侄，两族的联合很自然。臧某娶了本村范家的姑娘，而且臧某的亲姑姑早就嫁到范家，为其媳妇的三婶。自然，范家近60张选票就成了臧、陈的“铁票”。陈某的母亲是李某的远房姑奶奶，本来平时不怎么走动，但因为选举，两族的关系又逐渐亲密起来。农村的另一种重要关系即所谓的“干亲”，通过收干儿子或干女儿的方式进行联结。在A村，孙家是个很小的家族，一共不到20张选票，却成了肖某的“铁票”，就因为孙家的头面人物是肖某大哥的儿子的干爹，两家是“干亲家”。

3.动员策略

第一，金钱投资。买选票和换票是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动员社会资本的最为实用的两种手段。买选票。被选举人也就是行贿者为了在选举中胜出，不惜重金从村民手里买选票。一张票多少钱，明码标价，一般是50元、100元、200元。以A村为例，各候选人用于买票的花费如表1所示：

在A村，2007年选举时各个候选人采用的是“划片包干”的方式进行，具体来说就是各个选举团队中的得力助手去买，这个人要有一定的威望并且要与“被收买者”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候选人是绝对不会亲自出马的。王姓家族在A村算是大族，但经济势力普遍不强，团结差，又没有有能力的候选人，因此不参与竞争。但其家族的选票很重要，成为各方争夺的焦点。王姓家族分成五支，臧、陈、李一派经过分析认为，全部把票买过来不现实，因此决定只买其中的两支（这两支票多，且老书记在任时给过他们一定的好处），如果选举时这两支的选票流失，那么负责买选票的人选举过后就要自己把票款垫上。买选票一般是在选举前一天（但工作在这之前一直不能停），早了怕反复，晚了被别人买去就无法挽回了。

换票。以A村为例，在选举时，各族之间通过协商达成协议，如：李家全力支持臧家的候选人竞选村支书，臧家要保证李家的候选人能选上支委，如果臧家支持李家100张选票，李家也必须用100张选票甚至更多支持臧家，以保证臧家的人能够当选。臧家支持李家的选票不需要李家花钱，反之亦然，但这些选票必须是“铁票”，如果李当选而臧落选，李就要按一张选票多少钱付给臧。对此农村有人给起了一个名字叫“押宝”。

第二，请客送礼。在中国这样一个关系本位的社会，往往当人们碰到事情且需要摆平时，请客送礼便是惯用的一种手段。在A村，第二次选举时候选人李某前后请客近30桌，按每桌200元计算就花掉近6000元。十几桌甚至几十桌的“贿选宴”，热闹非凡。或赠送礼品，烟、酒、茶等等笼络人心。俗话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本来又是同族或亲戚，这样一来，选票上写谁的名字，心里早已做出了决定。

第三，利益承诺。利益承诺作为双方当事人间的一种互惠合作机制在农村基层民主选举中也是候选人动员其关系网络的一种重要手段。以A村为例，第一次选举时，董某当选，贺某出钱出力，功劳最大，选举后村中150多亩的林地让其承包，据说那片林地其实是180多亩；于某为其出谋划策，是其选举的“参谋长”，选举后，董某批给其6亩多地建厂房，损毁的庄稼由公家出钱赔偿。第二次选举，贺某在权衡利弊后又坚定地站在肖家一边，选举过后，村里修路、线网改造的工程都由他来承包。

四、简要结论

社会资本作为存在于村庄共同体之中的以信任、互惠、合作和规范为主要表征的参与网络，能够促使底层民众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更加积极地投入到基层民主政治生活之中，关心民主政治、参与民主管理，并最终实现基层民主自治。但与此同时，在当下中国社会资本分布不均衡，普遍的相互不信任、规范缺失、公民参与网络不发达以及社会监督缺位，这些都极大地制约了基层民主政治的建设。为此，就必须不断提升农村的社会资本存量。

第一，加强村民自组织的建立。[7]促进建立村民自组织，成立村民兴趣小组，组织适当的活动，使村民能有机会多多走动联系，在沟通交往中增进彼此的感情，深厚的感情自然会增加村民之间的共享和互惠行为，也会使村民信任感上升，从而提升村民的社区归属感，增强社区凝聚力。与此同时，要不断优化村庄的组织管理。村干部要为民办事、为民着想，让村民都看到自己村子的发展，从心里有一种自豪感，对社区的归属感自然也就增强了。

第二，加快经济发展，为建立农村新型人际关系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8]经济发展是农村人际关系协调的构成条件。通过深化改革，提高生产效益，使农民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勤劳致富；加大对农民进行农业技术培训的力度，使农民能够运用先进的手段进行农业生产、加工和销售，提高农业的技术含量，以促使其向现代农民转变；通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规范收费项目，做好帮扶工作，从而解决农民的一系列生活问题；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同时，要用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等手段，正确引导、科学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营造有利于群众交往的良好环境，建立和完善促进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的经营机制。

第三，加强村委会的建设，提高农民参与集体事务的意识和能力，为促进民主政治的现代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提供组织平台。[8]普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认为，公民广泛地参与能够巩固基层社会的自治制度。意大利的经验表明，地方政府的民主改革给地区政治社会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影响，改革改变了旧的权力模式，创造了意大利统一后从未有过的真正的地区自治。[5]中国的村民自治与意大利地区改革也有类似之处。从1987年《村委会组织法（试行）》的通过算起，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推行已经有近20年的历史，虽然这一制度变革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还没有达到预期的理想目标，但是村民自治倡导的农村群众自主管理农村事务，以及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在各地都有不同程度的实行，村民自治改变了以前农村基层干部由上级任命的传统。社会转型期中国农民的选举参与、依法抗争等政治活动，正在把老实巴交的“顺民”、爱顶撞权威的“刁民”塑造成民主社会所需要的公民。[9]村民自治运动和自治组织的发展，在客观上促进了适合民主政治的现代社会资本总量的增长，也实现了新农村建设中的“民主管理”的要求。因此，在中国推行村民自治就是一项能够创造现代社会资本的制度改革，这在一些村民自治规范运作的乡村地区已初见端倪。只有真正地落实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才能够发挥家族等农村原有的传统社会资本的积极作用，实现家族、民间宗族组织等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现代社会资本。

综上所述，只有发展以信任、互惠和合作为核心的公民自组织，培育起村民集体行动的意识，形成发展农村经济、社会、文化、政治的“合力”，才能促进村庄整体的发展。正如普特南所指出的那样，社会资本是民主进步的一种重要的决定性因素，即社会资本存量丰富与分布均衡，政府工作运行效率就高，这个社会就有效率和活力；反之，社会资本缺乏或分布不均，政府工作运转效率就低下，社会就没有效率和活力。

注释：

①为保护隐私，地名以大写字母代替，人名一律称某。

参考文献：

[1]布迪厄.文化资本与社会炼金术[M].包亚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202.

[2]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 （上册） [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354.

[3] Alejandro Portes.The Economic Sociology of Immigration：A Conceptual Overview[A]. in Portes（ed.） The Economic Sociology for Immigration：Essays on Networks，Ethnnicity and Entrepreneurship[M]. New York：Russell Sage Foundation，1995.9.

[4]Ronald Burt. Stuctural Holes[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5]〔英〕罗伯特・D.帕特南.使民主运转起来 [M]. 王列，赖海榕译.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1―2.

[6] 朱秋霞.家族、网络家族和家族网络在村庄行政权力分配中的作用[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8，（23）.

[7]牛喜霞，张生元等.农村社会资本：基于经验的研究[M].北京：线装书局，2012.43.

[8]牛喜霞.新农村建设：重建农村社会资本的路径选择[J].江西社会科学，2006，（11）.

[9]郭正林.当代中国农民政治参与的程度、动机及社会效应[J].社会学，2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