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合同制作家制度掀开新篇章

妙语连珠，欢笑声声。近日，史铁生、张承志、毕淑敏、凌力、张之路、任洪渊、邱华栋、祝勇、宁肯、韩小蕙、星河、杨鹏、周晓枫、温亚军、张悦然等29位作家相聚一起，在有如家庭聚会的和乐气氛中挥笔签约，正式成为北京作协第十届合同制作家。

“与老文学前辈和年轻的新面孔一起签约，我感到十分荣幸。签约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后，我不仅在过去三年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的创作，还在精神上获得了文学圈的归属感。与此同时，作家身份也带给我更多社会责任感和证明自己的动力”，作家宁肯在签约仪式上这样说道。据悉，宁肯在上届签约三年中提前完成了创作任务，随后向北京作协提出“读一年书”的请求，作协当即同意，一年中宁肯阅读了数百万字的经典文学作品，大有收益，完善了下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达到了创作上的“可持续性发展”。

从2001年至今已签满两届合同制作家的邱华栋则风趣地表示：“过去签约的六年是我摆脱青春进入壮年的时期，也是我写作上进步最快的时候。其实经济补贴等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良好的‘气场’。进入这个‘气场’，我就愿意成为一个气泡，不断迸发出好的作品。”

以《誓鸟》《红鞋》《十爱》《葵花走失在1890》等作品崛起于80后写作群体的张悦然是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队伍中的新面孔。她坦言自己“看合同感觉很有压力”：“我之前的写作完全是自发的，很散漫。不知道以后在作协的年度总结会上说什么。后来秘书长王升山告诉我说，‘总结会是最精彩的，很多人年终就等着这个呢’，颇有如果不听就抱憾终生的感觉。我想，为了这个总结会，我也得努力写东西。”她所企盼的北京作协的年度创作总结会也受到其他合同制作家高度好评，有作家将其形容成“大家像老农民一样在年尾聚在一起谈谈收成”的集会，“参会交流时心里很温暖，这种友谊、这种氛围、这种激励只有在和作协签约期间才有。”

作家们的心声道出了北京作协合同制作家制度取得的累累成果。据悉，北京作协自1986年实行合同制作家制度以来，至今已聘任过9届，共54位作家。以去年为例，驻会合同制作家、合同制作家共发表、出版了长篇小说7部，中篇小说17部，短篇小说28篇，散文、报告文学数百篇，儿童文学十余篇，影、视、话、戏剧剧本上百部（集），出版作品集39部。由刘恒编剧的电影《云水谣》一经播映即获得各界广泛好评，在受到商业大片的冲击时仍取得了较高的票房，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展示了新时期农村的巨大变化和农民的真实生存状况，表达了作家对社会转型期乡村生活变化的理解与思考。刘庆邦的长篇小说《红煤》又一次把目光聚焦到煤矿工人身上，通过对煤矿中各色人等心态的深刻发掘，将当下现实中一些人的劣根性及病态心理暴露无遗。曾哲的新作《转场，来自帕米尔高原的消息》，将虚构与非虚构并于一书，开出版界之先河，受到了读者和评论家的好评，北京作协与同心出版社为此召开了作品研讨会，对曾哲的创作进行了学理性的探讨，会后还组织合同制作家、评论家与曾哲一道回访帕米尔高原并向当地赠书。邹静之不满足于在影、视、话剧上取得的成绩，积极开拓创作领域，与人合作为北京京剧院创作了京剧剧本《新白蛇传》，受到了剧院领导的高度评价。邱华栋潜心创作的长篇小说《贾奈达之城》，一经发表即引起评论界的关注，被认为是他在创作上走向成熟的标志。阎连科关于艾滋病村题材的长篇小说《丁庄梦》、史铁生“十年磨一剑”的长篇小说《我的丁一之旅》面世后均得到了读者与评论家的认可和喜爱。张承志、祝勇、凸凹、星竹等人的散文作品格调高雅，可读性强，为散文创作做出了有益的尝试。这一年中，徐坤、阎连科的短篇小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推介，邱华栋、郭雪波等人的多部作品被翻译成法、日等国文字在海外出版发行；杨鹏在坚持创作的前提下，努力学习外语，翻译了一套6本的外国幻想小说，交由外研社出版，为中国与世界儿童文学的交流做了一件实事……在回顾过去取得的大面积创作丰收的同时，文学界也见证着北京作协与新一届合同制作家信心满满地开始了他们新的篇章。

“随着时代的发展，合同制作家制度也要不断改革以适应新的形势。”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李青告诉记者，作协在今年对合同制作家制度做出新的尝试，推出新的举措：一方面根据作家的创作需要和实际情况，保留了以青年作家为主的三年一签“以人带事”的形式；另一方面大力发展了选题合同制，以灵活多样的时间限度“以事带人”，面向北京作协会员，不限年龄、职业，实行普惠原则，按照分级资助、照顾重点、扶助弱项的方针，以扶植有价值的文学原创项目，促进文学全面持久地发展。“经过这次合同制改革，会有更多文学工作者从中得到创作的便利，希望大家珍惜时间和机会，充分利用作协给予的交流平台，创作出更好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