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学的历史传统及其与现代的接轨

摘要：本文通过对中华民族古老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含图谱之学、金石学），引入西方国家的外来文化因素（含考古学、图像学）等进行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提出传统与现代接轨（含大文化系统、图像学系统）的基本构想。认为充分地正视本国本民族品质优越的学术文化传统，自觉地继承弘扬和开发利用“金石学”这笔丰厚学术文化遗产的综合性、包容性理念与方法，充分吸纳融入世界各国各民族有关考古学、图像学等的学术精华，自主创新地构建和完善中国艺术图像学、音乐图像学等现代学术理论体系，既顺应世界学术文化发展的主流趋势，又符合我国“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的文化强国发展策略，应是中国乃至世界各国寻求传统与现代接轨与学术文化繁荣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音乐图像学；历史文化传统；外来文化因素；包容吸纳；学术创新

中图分类号：J0文献标识码：A

我国有关“图像学”的学术研究，历史悠久，自成体系，作为专学，至少可以追溯到北宋时期的“金石学”。在当时和后世的一些金石学著述中，都涉及到对出土或传世的金石器物、石刻画像及其相关铭文的考证研究，当时学术研究的标准主要是“摹其形、录其文”，目的是“补经传之阙亡，正诸儒之谬误。”自清以降，金石学达到鼎盛。近现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原有的学术基础上，进一步把古遗存所反映的新信息和历史学密切结合起来，从而使得这种研究更好地起到了“正经补史”的作用。

作为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图像学”理论，发轫于19世纪末叶的西方国家，音乐图像学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初得以确立。伴随着80年代改革开放的步伐，西方国家图像学和音乐图像学的理论和方法一并传入我国，犹如催化剂般强力推动了该领域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的进程。

20世纪末叶以来，由于西方科技文化“先进论”、“中心论”神话的不攻自破，世界各国各民族开始努力反思和寻找曾经遗弃了的本土文化之根，在中国音乐图像学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进入全新发展阶段的当下，传统与现代接轨的问题也必然地浮出水面。本文通过对中华民族古老悠久、延绵不断的图像文化传统，以“金石学”为表征的学术文化传统的追本溯源，并将中西方图像学及音乐图像学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综合分析与比较研究，试图寻求古今中外学术文化融会贯通的路径，找到传统与现代接轨的可行性立足支点。

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

众所周知，古老悠久的华夏文明经历过图像时代。即在我国语言文字尚未成之前，先民们曾经有过一个以图记事、以图说事和以图表情达意的漫长历史时期，故图像文化应是早于文字而独立存在的中华早期文明之一。而当自汉以降文字语言孕育成熟并逐步取代了其功能和地位后，图像的形式则一方面转化为一种艺术文化的独立形式延绵发展，一方面作为文字文化的原型伴生至今。应该说，包括举世公认的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和古代中国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都经历过这种图像文化的历史文明发展过程，而西方诸国均因文字文化渐变为符号形式，从而失去了图像文化的伴随功能，只有中华民族的图像文化和文字文化形影不离伴随古今。

1.图像文化传统

关于我国图像文化和文字文化起源的确切时间，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而古代先民们长期口口相传的许多美好的故事，在先秦时代的典籍中就有明确的记述。如《周易·系辞上》说：“天垂象，见吉凶，圣人象之。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1]“河图洛书”的故事，是说人类处在荒蛮混沌之状的伏羲的时代，有龙马背负“河图”出现于黄河，有神龟背负“洛书”出现于洛水，人类的缔造者伏羲融合“河图”、“洛书”的精华画成八卦，遂使“图像”和“文字”这两种人类早期文明的结晶，一直伴随着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漫延发展的纪元流布于世。

诚然，我国先民们创造的“图像”文化早于“文字”文化是不争的事实，但“河图洛书”的早期文字记载，应该说是以一种高度集中概括和精炼生动的比拟手法，奇特传神地把我国历史文明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一些不朽的历史印迹连缀在了一起。据多种资料信息的互证，在“河图洛书”基础上生成的“图谱之学”和“书籍之学”两种不同的文化形态，确实相生相伴了非常漫长的历史时期；《后汉书》中见有关于“古学”的记载，被认为是对于上古时代相关物象进行研究的一种学问；魏晋南北朝至北宋时代孕育形成的“金石学”，则全面开启了对于传世与出土古代金石器物和图像进行综合性考证研究的学术历程；及至清代西方田野考古科学方法的传入，20世纪80年代西方音乐图像学理论与方法的蔓延等；进而渐渐地营造了中外图像文化理念和方法融会贯通、和谐发展的基本氛围。

据考证，作为具有中华文明象征意义的中国文字，也是由先民们勾勒勾画的表现世间万象的图形图画渐渐地演化而成。如“象”字的产生，即缘于人和大象密切接触的历史基础。上古时代，中原地区炎热潮湿，大象得以繁衍生息。商人驯化大象，役象代劳，并根据象的形象创造了“象”字。也因于此种历史的缘故，位居中原腹地的河南省的简称“豫”字，主体框架为“象”，其详细字义为：形声，从象，予声。本义：大象。如《说文》说：“豫，象之大者。”[2]中国字则被称之为“象形”文字。安阳殷墟遗址出土甲骨文中，可见“象”字的初始形态“”。战国时代，由于气候变化等多种原因，象在中原地区绝迹，人们看到的只有象骨。如韩非子说：“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3]故有学者指出：“音乐图像学之‘案其图以想其生也’的方法，却早已被中国音乐史家、特别是乐器史家所谙熟。”[4]

应该说，尽管《周易》中的相关记载，是经过了长期以来民间口头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加工，有了一些夸饰和虚构的成分，但作为客观的文化认同的角度，却足以反映出我国图像文化与文字文化悠久的历史。目前考古发现最早的实物遗存，是安阳殷墟出土商代后期的甲骨文（约公元前14世纪），这说明起码在商代甚至更早的时期文字已经形成。根据已见相关证据，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汉字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古文（含甲骨文与金文）、篆书、隶书、楷书等四个阶段。而甲骨文则已经是跨越了象形文字的早期形态，进入表意、形声和具有抽象意义的较高级发展阶段，至西周后期的大篆和秦朝小篆阶段的删繁就简和对线条的规范，几乎完全脱离了图画文字，成为整齐和谐、简洁美观的方块字体，又经过汉代隶书发展阶段的再度规范和完善，从而奠定了中国文字（汉字）的格局体系，并逐步普及和取代了图像的功能和历史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