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孙犁爱书

读书之人多为爱书之人，爱书之人通常都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太愿意把书外借他人。河北的朋友韩大星，最近在整理其父作家韩映山的资料时，说到了一则 关于韩先生爱书、借书的逸事，为书林又添一个佳话。事情虽发生在多年以前，但至今听来，仍令人感慨唏嘘，不禁为之悄然动容。

和大多数读书人一样，作家韩映山对书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他把自己珍爱的书，包上牛皮纸外套，安置在书橱里，供若珍璧，秘不示人。从不舍得在书上涂画，也不肯外借他人，就是自己的几个孩子，也不轻易允许翻看。时，同为作家的朋友李克明借了他的藏书《红楼梦》——人文社1957年版，一套两册，精装，橙红色的硬皮封面，内有出自名家之手的林黛玉工笔线描画像，观之极为赏心悦目，是韩先生的最最珍爱之物。半年过后，韩向李反复催要，书还回来时，却赫然发现已面目全非，书页上用红铅笔留下许多记号和批语。见此情状，韩大为震怒，气得浑身发颤！大星回忆说，这是他第一次见向来温和忠厚的父亲，竟为一本书而发这么大的火气。此后很长时间，父亲都不愿再搭理李克明。爱书之人的惜书之情，只此可见一斑。

大星说，父亲爱书的习惯，是和孙犁一脉相承的。这话没错！韩映山和孙犁一样，都是天下第一等的读书人，他们气质相近，爱好相同，两人相交数十年，感情上的亲近不是一般，人称韩是孙门“荷花淀”派的大弟子。孙韩师徒二人，在对待书的态度上，如出一辙，何其相似。在爱书方面，孙犁堪称一个生动的典型。他曾在自作的《书箴》里说：我之于书，爱护备至，污者净之，折者平之，阅前沐手，阅后安置。藏书家谢其章感叹地说，这是孙犁爱书心迹的真情表露，是一位爱书人的自画像，是藏书人书案前的座右铭。

孙犁爱书的习惯，由来已久，自小就在乡里小有名气。17岁刚结婚那年正月，去往丈人家作娇客。本来吃香的喝辣的待遇很好，还有新媳妇的兄弟姐妹陪着玩，大家在一起说笑打闹，可谓其乐无穷。但孙犁偏偏对这些事情不感兴趣，却翻出几部满是灰尘的旧书埋头去看，别人叫，妻子催，也不为所动。这样，村里老年人说他到底是个念书人，年轻的姑娘们则笑话他是个书呆子。婚后居家读书，孙犁通常是把书放在妻子陪嫁的红柜里，妻子嘲笑他是“轻拿轻放，拿拿放放。”旧医书上有一种“书痴”的疾病，孙犁承认自己的行为，庶几近之。

孙犁爱书惜书，他所珍重的书，是不愿借给别人的。有人就传言说，到孙犁家里去，千万莫提借书的事。孙犁坦言自己有洁癖，总怕别人借去将书弄脏。比如一部《金瓶梅》，就惹出很多麻烦。他的《金瓶梅》是解放后国家影印的本子，共24册，两布函，价50元。之前，就常有人想借看，但碍于孙犁的脾气，不好意思直接开口。有人拐弯抹角问：“我想借你部书看。”孙犁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书？新出版的诗集、小说，都在这个书架上，你随便挑吧！”“不，我想借一部旧书看看。”“那也好。”孙犁心里自然清楚：“这里有一部新印的《聊斋》。”对方见此情景，就不好再说话了。

当然，这种说法也不尽属实。对于用处不大，不太喜欢的书，孙犁还是愿意送人，而不要归还的。屋里的书架上，孙犁常备着一些书和杂志，院里院外的孩子们要看，他就装上封套送给他们。即使是自己喜爱的书，在特殊时刻，孙犁也是可以慷慨送人的。抗战期间，王林、路一、陈乔等人，都到孙家拿过书。这些书都是孙犁从中学求学，北平流浪，同口教书期间节衣缩食买下来，平日惜如性命的。1964年，韩映山生了病，孙犁到尖山韩的住处看望时，带去了一部自己珍藏多年的旧籍《聊斋志异》，韩把它摆放在床边案头，每当看见它，就觉得一股暖流激荡着身心。孙犁买的第一本《太平广记》，是扫叶山房出的石印本，4函32册，过后，他又把这部书送给了韩映山。这种民初石印本，在当时的市场上并不多见，异常珍贵，是读书界争相收藏的古籍。后来买的一部小木版的《太平广记》，8套64册，孙犁把它送给了李克明。

一个作家不爱书，而能创作出好的作品，是令人难以相信的；一个文化工作者不爱书，而能搞好文化工作，也是令人怀疑的。从童年时期开始，孙犁就养成了给书包皮的习惯，每当遇到心爱的书，孙犁觉得先把它保护好，然后才能心里踏实，看着舒适放心。这个习惯，到老来也不曾有一点改变。后期，孙犁获得“解放”，每天呆在家里整理藏书，利用废纸包装书皮，以消磨时日，排遣积郁，并把翻检修整时的所思所想所感，随手记在书皮上，这些写在书皮上的文字，就是孙犁后来著名的“书衣文”。

孙犁平生粗食布衣，在生活上从不讲究，不用说声色犬马，就是打扑克、下象棋这种简单的玩法，他也不会，惟对于书，不能忘情。爱书如狂，惜书如命，爱书之情，至死不渝、白头偕老，可谓此矣！孙犁曾形容清代藏书家黄王烈说：“他对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好像接触的不是书，而是红颜少女。一见钟情，朝暮思之，百般抚爱，如醉如痴。偶一失去，心伤魂断，沉迷往返，毕其一生。”仔细一想，孙犁这话何尝不是在说他自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