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古典音乐大师中间

艺术生涯一路受到名师的指引

记者：您出生在一个音乐家庭，在您的音乐道路上，您的父母曾经给予过你什么？

杜梅：他们给我非常大的影响，当然不仅仅是音乐方面的影响。在我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音乐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爸爸是律师，但他以前是拉小提琴的。我妈妈是钢琴家，我的两位祖母都演奏钢琴。可以说我是出生在一个音乐世家，但我的父母并不非要我成为一个音乐家不可。后来，是我自己发现音乐对我特别重要，是我生命中的一部分，是我生命和思想的一种反映。

记者：听说您5岁的时候，去听一场梅尔斯坦演奏的音乐会，当时您就跟父母说，我也要像他一样，将来走向音乐舞台，为大家来演奏。您还记得当时梅尔斯坦演奏的是什么曲目吗？

杜梅：记得是一个小提琴协奏曲，之后是乐团的合奏。我那时候太小了，大概只有三岁半左右，爸爸就把我放在一个离门不太远的地方，他想，到时候我可能会哭的，如果我哭，就把我带出去。我确实是哭了，但是在音乐会结束的时候，因为我想留下来，不愿意走。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些音乐家可以演奏出这么好的音乐？我很希望能够了解得多一点。有时，孩子是有点疯狂的。

记者：您年轻的时候非常幸运，碰到当代几位非常著名的小提琴大师，您能给我们讲讲谢林对您的影响吗？

杜梅：我15岁时参加的一场音乐会上谢林就来听了，那是在瑞士举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节上。那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因为我第一次在演奏之前看到了这位大人物，而且知道还会有很多非常有名的钢琴家跟我同台演出。

音乐会之后谢林到我的房间里来，问我能不能到其他的地方去演奏？比如说南美。因为他的一个伙伴不能跟他一起到南美去。我就马上接受了，随后就跟他一起去演奏。这对我来说，是迈出了职业生涯的第一步。

记者：3岁的时候您听过梅尔斯坦的演奏，这促使您走上了小提琴演奏家的道路，后来您又非常有幸地跟随梅尔斯坦大师学习，您从他那里学习到了什么？

杜梅：这个话题可以说上几个小时了。但我觉得，从梅尔斯坦学到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必须要自己发掘各种各样的可能性。作为小提琴家，我们必须要自己发明一些技巧，而且是终其一生永无止境。作为小提琴家，必须能够在音乐背后发现一些深层的东西。

很有趣的是，跟他学习时他总是会提出相互对立的两种想法。这对年轻人来讲，并不是坏事，可以从中学到不少，而且你一旦发现了你认为正确的那部分之后，就会把不正确的那部分忘掉。随着时间不断地过去，我越来越发现他很正确，尤其是当大家看到我艺术生涯不断发展时。这样的一些想法已经随着时间的不断流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好的小提琴家和钢琴家，从技巧的角度来讲，他们都非常有天分。但通常情况是，如果你与他们交流，特别是在音乐方面，就能够发现很多是很有幻想却没有思想的种人。

我小时候，谢林也这样对我讲过，不要忘记，最重要的是人的思想。对音乐家更是如此，最重要的是思想，而不是技巧。

记者：那么后来您跟格吕米欧学习的5年，他又带给您什么呢？您能为我们形容一下，描述一下，格吕米欧是个什么样的人吗？

杜梅：我跟格吕米欧主要是学习古典音乐，尤其是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直到今天为止，这些音乐大师们对我来说都有着非常特殊的意义。我觉得如果不能够演奏贝多芬、莫扎特、舒伯特的音乐，就算不上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因此我们一直是朝着这个方向努力。我特别幸运，他那个时候同时演奏小提琴和钢琴，而且水平都非常高。经常是他弹钢琴，我们一起合作演奏室内乐，逐渐在我们中间形成一种非常强烈的、一种非常亲近的关系。

如果回答你的第二个问题，格吕米欧是一个很简单的，比较透明的人，而且非常诚实。我觉得诚实是格吕米欧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

与卡拉扬合作是艺术生涯中重要的部分

记者：和这么多大师合作过，您认为哪位大师对您的影响最大？

杜梅：我确实跟很多人都合作过，他们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比如说卡路斯?克来伯，他去年去世了，我很难过。因为他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指挥家。任何一个爱音乐的人，如果想要了解音乐中能够蕴含的那种最强烈的感情，那他一定要看克路斯指挥的交响乐，我想把这个跟中国所有年轻音乐家们分享，他的音乐是音乐中的生活。

对我影响最大的是卡拉扬。他给我了很大的帮助，邀请我去跟他合作，这是我艺术生涯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记者：对于您来说，和指挥大师卡拉扬相遇也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能为我们讲一讲吗？

杜梅：当时的场景有点奇怪，因为我本来不应该遇到他的。我跟他在同一个楼里，我在录音，我用的录音室是他两周以前刚刚用过的。我并不知道当时他会在，我正在与技师们、钢琴家合作，一个小时之后就可以听录音效果。当时我并不知道卡拉扬在听我的演奏，所以，我非常惊喜。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跟我拥抱了一下，跟我说，你是个音乐家吗？我很高兴有机会见到你，并且听你的演奏。下个星期我会到巴黎去，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音乐节，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能够与你合作。当时音乐节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他把日程改了，使我也能够参加他的音乐会。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

记者：还记得您第一次跟卡拉扬演出时的情景吗？

杜梅：我肯定记得了。一直以来，不同的人对卡拉扬有不同看法，关于他的这种性格呀、关于他如何指挥音乐会呀……。我们首次合作之前就有人跟我说，他希望演奏得比较慢，他对节拍要求非常的严格。但情况完全相反，我当时觉得非常的自由，我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演奏。

记者：我们知道卡拉扬对独奏家是非常挑剔的，而且对音乐的要求也非常严格，那么他和您合作，看中的是您演奏特色中的哪一点呢？

杜梅：我觉得他并不是那么的挑剔，他的态度很和善。他如果喜欢某些人，就会经常谈到他，如果不喜欢就不谈他而已。我觉得这是一种很正确的方式。一个人的性格很难形容，卡拉扬的性格也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形容出来。总之，根据音乐会的不同，他可能表现出来的也不太一样，但是通常情况下，他都会表现得非常自然，而且非常有热情、有魅力。

记者：德国人性格比较严谨，做事比较认真，而法国人又比较浪漫，如果在合作过程中遇到一些问题、有一些争议的时候是听您的，还是听他的？

杜梅：一些德国人也是很浪漫的，一些法国人也很严格、很挑剔。我认为人的这种个性的不同从音乐这个角度来讲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我听过郎朗演奏莫扎特的乐曲，非常好，我认为是中国人演奏并不一定要在音乐中表现出怎样的中国性。

记者：您和钢琴家皮尔斯是怎样开始合作的？

杜梅：我们的合作主要是在室内音乐节的时候开始的，在法国。我那时候本来是要与两个钢琴家在此次音乐节上合作，一个是皮尔斯，另外一个是德国钢琴家。那个时候我跟皮尔斯的合作比与德国钢琴家的合作要更多一些，更好一些。演奏时，我们会相互注视，一下子就产生一些很特别的东西。并不是跟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们的这种默契是经过长时间的合作才形成的，才能有这样的默契。

做不为商业利益驱动的指挥家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室内乐感兴趣？

杜梅：我10岁之后就开始对室内乐感兴趣了。室内乐就像是人的生活，你不可能一个人过一辈子，必须要与人交流，室内乐就是你与人交流的一个过程。我不理解为什么有些音乐家不需要跟其他人交谈，对我来说这一点是很无法理解的。我与搭档经常会有一些交流，这是必须的。你不可能与别人的观点永远一致，在音乐上也一样。但是通过交流与磨合，新的想法就会不断地产生。对我而言，如果没有室内乐，这样的一些想法就不存在了。如果你想要在音乐上有所建树，那你就需要演奏室内乐。而且室内乐并不仅仅是一种对音乐的态度，还是一种哲学思想。比如与交响乐团一起演奏的时候，就是在应用室内乐的这种哲学思想，这样就会把自己的部分演奏得更好。

记者：现在除了对音乐以外，听说您对哲学和科学都很感兴趣，能谈谈吗？

杜梅：音乐就是一种哲学的解释，对思想、灵感的一种表现。如果没有思想、没有精神境界、没有哲学的话，就不会再有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这样的音乐大师了。我对哲学本身也很感兴趣，这是我生命中很核心的部分。

科学为人类发展提供了可能。有很多科学家都很热爱音乐，我有很多科学家朋友，其中不乏疯狂的音乐爱好者。在科学家和音乐家之间其实有很多的共性。

记者：您从什么时候开始又对指挥感兴趣了？

杜梅：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我先是跟室内乐团合作，演奏莫扎特的小提琴协奏曲。后来一段时间乐团没有指挥家了，于是他们就邀请我来担任，于是很自然我就成了一个指挥家。

但是我16岁的时候，就开始跟卡拉扬学习，那个时候他给了我很多帮助。他跟我说，你是一个小提琴家，但是我看得出你对音乐的这种态度，你必须同时也做一个指挥家。后来我住在巴黎，卡拉扬就组织我和他的助手们定期会面。所以，我每周都会到他那儿去练习指挥。很多钢琴家、小提琴家都会成为指挥家，就像是一种很流行的东西。我并不想这样，不想把其他一些东西加入我的音乐生命，比如由于商业的利益。于是我就一直与一些商业的东西保持了距离，我很高兴、很自豪，能够做一个不为商业利益驱动的指挥家。

我想说，做指挥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非常自然的一个发展阶段，我现在在世界各地担任指挥。最近，正与一些英国乐团合作，日本的一个交响乐团也希望我能够合作。

记者：我们从您的唱片中看到，您演奏的曲目并不是很宽泛，比如说像柴科夫斯基、萨拉萨蒂，还有帕格尼尼，他们的作品您都很少涉及，为什么？

杜梅：其实，我的录音里也有一些柴科夫斯基的作品，是和伦敦爱乐乐团一起录制的。我每次与钢琴合作的音乐会都会有柴科夫斯基的乐曲，但是你说得很对，我并不想染指所有的小提琴文献，因为我觉得没有必要。我想每个音乐家都有一个中心，必须要以这个为中心来展开其他的事业。这不是一个市场需求的问题，我不会由市场和商业利益来决定我将过怎样的生活，我生命中心的部分就是巴赫、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等这些古典音乐大师，我会一直演奏他们的作品。

中央电视台《音乐人生》栏目供稿

赵世民 王敏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