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伦理思想对比分析及其文化解读

摘 要：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伦理思想被公认为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由于两位圣人所处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有其相似性又有所差异，他们提出了相似的主张和观点，但同时也开创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思维。从社会历史根源出发，对孔子和苏格拉底的道德教育伦理思想作一个比较梳理，有助于我们从源头上更加深刻地把握中西方文化。

关键词：孔子；苏格拉底；社会历史根源；道德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B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11-0013-03

一、引言

公元前800至500年间是人类智慧觉醒、迸发、奔涌的时期[1]，它标志着全人类的共同文明目标和道德精神的形成[2]。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把这个阶段形象地称之为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axel period）”。他认为，人类文明正是以这个阶段为轴心发展出了形态各异的文化形式，“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时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存在。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3]中国的孔子和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两位巨人，他们被公认为东西方伦理思想的奠基者，他们的思想和哲学分别代表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源头，他们的思想及他们所推崇的精神，对于形成后来的中西方人们的思维方式、价值取舍，以及造就中西文化的特性，起了决定性作用。本文拟从社会历史根源的角度，对苏格拉底和孔子的道德教育伦理思想作一个比较梳理，以期通过比较、从源头上更加深刻地把握中西方文化。

二、共同的视角：哲学的伦理（人文主义）转向

罗素曾说过，哲学家“是他们时代的社会环境和政治制度的结果，他们（如果幸运的话）也可能是塑造后来时代的政治制度信仰的原因”[4]。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和学说源于对当时社会历史现实的关注，并产生于当时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如前所述，由于他们所处的历史社会现实有其相似性，因而他们有相似的主张和观点；又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以及由此形成的民族文化心理和思维有所差异，他们的著作中也体现出不同的思维方式和生存原则。

就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处的社会历史环境的共同之处而言，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还是古希腊时期的雅典，人类在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上与早期的奴隶制社会相比，都有了很大的改进，人们通过不断地实践逐步认识到了自身的力量，生存方式也从原有的依附自然逐步转向依靠自身。因而，苏格拉底和孔子都把各自文化中哲学关注的领域 “从‘天上’拉回到了‘人间’”[5]，都试图从“人”而非“上天”和“神”身上去寻找社会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将当时社会的无序归之于人没有真正找到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都把伦理道德作为政治的基础，并提出了各自的伦理（哲学）体系，都想通过重塑道德来重建社会秩序。

三、不同的“病因”：“礼坏乐崩”VS“极端民主”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对当时的社会现实都有所不满，但采取的视角和态度不同，故而为社会开出的药方也有所不同。面对“礼坏乐崩”、战乱纷纷的社会，孔子主张回到过去，恢复周初按照“周礼（即宗主制）”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细致地规定每个社会成员的地位、责任和义务，以维护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使被划分到各个等级的人安于其位、克尽职守、严格地履行他们应尽的义务，从而使社会秩序由无序回归有序、重返太平。与孔子“回到过去”的选择相反，同时代的苏格拉底主张通过“批判现实”来“面向未来”，从而重建合理的社会秩序。虽然民主制使雅典得以繁荣强大、并创造出灿烂的文化，但在苏格拉底的时代，“雅典的民主制却演变成了极端的民主，竟发展到用抽签的办法来选举官吏和陪审团团员，把城邦交给偶然中签的人管理。个人与城邦整体的关系也严重失衡，个人忙于从事各种有利于聚积钱财的工商业活动，忽视或漠视了公益活动以及必须的社会奉献精神”[6]。苏格拉底透过雅典表面繁荣，看到了人格尊重的狭隘性和民主的局限性，看到了繁荣背后的巨大隐患。他认为雅典社会的病因在于个人过分的自信与乐观，过于强调了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过分重视“利”对个人和城邦的作用，从而使整个城邦失去了一个可以统治和控制社会的最高权威。因而“他以‘马虻’自命，他要以自己的芒刺刺醒雅典这匹沉睡的马，使雅典的公民觉醒他要个人正确地认识自己”[7]。

四、不同的“处方”：“仁”VS“德性”

虽然孔子和苏格拉底所关注的都是如何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但针对他们所在社会的不同“病因”，他们开出的“药方”也不同，所建立的道德伦理哲学也有所差异。孔子对“道德”的解读，把作为君主和统治阶级获得“天命（统治合法性）”工具的“德（得）”的要求扩大到所有社会成员都必须遵守的“仁”的普遍原则，从而形成了后世的“仁政”观念，建立了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体系。论语说：“樊迟问仁，子曰：‘爱人’。”[8]《中庸》说：“仁者，人也。”[9]由此可见，“仁”最基本的意思就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爱，是一个人伦关系的概念。“仁”是《论语》的中心概念，又分“孝”、“悌”、“忠”、“信”四个层次逐步实践，首先从父兄的血亲关系开始，由内而外、由近及远推广，最后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广大境界，泛指人类间各种无差别的爱。孔子所倡导的道德，其目的是为了维护君主的统治，而把普通老百姓是无知无识的群氓加以管治，比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实行的“愚民政策”，就是长期向老百姓灌输“忠君爱国”以及其他封建伦理思想，加强对人们的统治。

苏格拉底的《对话》也有一个核心概念，那就是“德性”（arete）。苏格拉底致力于寻求道德的普遍原则，他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地探讨了正义、自制、勇敢、友爱、虔敬、智慧等问题，用“德性（arete）”这个概念把各种道德观念统一起来，把“正义”、“虔诚”、“节制”、“勇敢”和“智慧”都只是“同一个东西的不同名称而已”[10]。苏格拉底提出了“美德即知识”这一重要命题，把道德放在知识的基础上，使其成为理性和科学的对象。他把美德视为知识，把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看作是同一的，把道德和知识摆在同一水平上，使知识道德化，“肯定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作用”[11]。

虽然孔子的“仁”和苏格拉底的“德性”所强调的都是如何在社会全体成员之间建立和谐的关系，但是二者还是有所差别的，最根本的差别就在于孔子以“仁”为核心的道德伦理思想是一套立足于实践的、具体的“道德规则”，而苏格拉底的“德性”是一套“形而上”的道德伦理哲学。首先，孔子的道德伦理体系立足于“实践”，他无意于通过形而上的逻辑推演和概念界定提出独创性的理论体系，而是要通过对“周礼”的重新诠释和强调，提出可供社会全体成员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正所谓“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12]，孔子的“仁”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可以通过观察来衡量的。跟孔子相反，苏苏格拉底立足于“理性”，把美德归结为知识、理性，从生活之中，力图抽象出独立于生活之外且存在于每个人的身上的、可通过“自我认识”唤醒的道德普遍原则，认为道德就是知识，知识就是道德，知道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就一定能为善不为恶，没有人故意为恶，停留在理论层面（即道德的本身、定义）而没有结合实践层面，突出了形而上的理论特征。总之，孔子把道德中的“真”、“善”、“美”看成一个紧密联系的统一体，注重“善”，注重实践、情感；而苏格拉底把道德的“真”、“善”、“美”统一归结于“真”，注重理论、理性。

如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之所以提出不同的道德伦理体系，还因为他们所处社会和历史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条件，还因为不同政治经济条件中塑造出来的民族心理。古代中国是一个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主的社会，而对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来说，经验的确非常重要，过去长期积累的东西的确值得人们信守并在实践中遵循，造成了人们重经验、向后看，重历史、信而好古的传统。这种传统反映在社会政治思想文化方面，必然会信古、因循守旧，对新事物充满怀疑和不信任。对后人的教育必然重灌输而轻启发；在政治上必然表现为保守，强调秩序和稳定。因为只有在稳定的条件下，才可能克服天灾，迎来五谷丰登的好年景。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生产同时还造就了人们的依附性人格，毕竟小农本身是很难独力抗拒天灾人祸的，需要国家从外部代表他，将一个个分散的小农聚结起来以抗拒天灾人祸。而在古希腊，“商品经济比较发达，造就了个人的主体精神、创新精神、进取精神，培养了人们的独立人格以及权利义务相一致的观念，它要求社会尊重每个个人的独立人格，也要求人们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履行相应的社会义务”[13]。

五、不同的“疗效”：中西文化传统的源流

如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学说构成了中西文化的源头，凝结了两种成熟的文化思维方式，因而在以后的发展传承中逐步了解中西方不同的思维方式、理论品质和文化传统。孔子和苏格拉底都生活在新旧历史时代更迭的枢纽点上，各自以其思想和行为阐发了截然不同的生存原则。在孔子是一种立足现实、注重实践的现世协调精神，苏格拉底则是一种立足理想、注重哲思的舍身殉道的理想超越精神。在生存价值取向上，孔子用昔日的光荣来巩固现实，苏格拉底用未来的理想来否定现实。这两种生存原则与生存价值取向极大地影响了中西文化的历史面貌，并造成了两种文化的强烈反差。

孔子“向后看”、“回到过去”的“处方”，造成了中国历史周期性轮回和重复的怪圈，形成了后世“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抱成守旧思维，形成了知识精英“为往圣继绝学”、“代圣人立言”的学术规范和理想，后世学者无志于创造，而是严遵圣人之言，使得中国在封建社会徘徊了两千多年，曾经灿烂的文化和科技也在闭关锁国中慢慢凋零。而且，正是所开创的“未尝离事而言理”的理论品质和思维模式，导致中国古代学人极少进行“形而上”的思考，从而形成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哲学。此二者正是孔子“药方”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所造成的“副作用”。与孔子相反，苏格拉底的“药方”则是“向前看”，是以“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姿态，借助“理性”之光，引导世人通过反思现状，通过重塑道德、重建社会秩序。因而，苏格拉底注重思辨，注重形式逻辑，注重标新立异，因而奠定了西方学术“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推动着西方文明在不断否定和创新中走向了现代化。当然，苏格拉底的“药方”也是有“副作用”的，那就是西方的普遍主义思维。自柏拉图以来，西方就一直以这样的思维模式看待世界其他文化，带有文化（种族）中心主义，因为“你已经拥有了真理；而且如果你相信普遍性，你就会相信只有一个真理”[14]。而且，普遍主义思维引发了各种宗教迫害和宗教战争，而民族中心主义更是掀起世界大战，给西方文明带来灾难。

六、结语

综上所述，孔子和苏格拉底的思想形成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条件，并造就了东西方文化源头上的差异。由中西方两位圣人开启的两个截然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思维各有其优缺点，应该在相互交流、碰撞中相互学习、借鉴并共同发展、进步，而不要避免陷入“文化中心主义”。当然，我们在看待不同文化、不同思想之间的差异时必须把它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下。任何一种文化和思想都存在普遍性和特殊性，脱离特定的背景总会出现不适应的情况，但我们可以从中找到它们各自的适用范围和适用价值。

参考文献：

〔1〕胡安娜.孔子和苏格拉底教育思想之对照[J].怀化学院学报，2006（12）.

〔2〕刘长远.东西方文化的历史契合――评“轴心时代”孔子与苏格拉底的道德观[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3）.

〔3〕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4〕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刘清平.血亲情理与道德理性的鲜明反差──孔子与苏格拉底伦理观之比较[J].孔子研究，2001（1）.

〔6〕〔7〕张素玲.孔子与苏格拉底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研究[J].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1）.

〔8〕〔12〕孔子.论语[M].太原：书海出版社，2001.

〔9〕子思.大学・中庸[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0〕Vlastos G. Socrates， Critical Assessments （Vol. IV） [M]. New York： Routeledge， 1996.

〔11〕汪子嵩，范明生，陈村富，姚介厚.希腊哲学史 （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3〕李琼.苏格拉底和谐社会理论研究[D].湖南师范大学，2008.

〔14〕郝大维.通过孔子而思[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