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2岁的航天功勋、“中国航天四老”之一任新民与世长辞

他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曾担任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总设计师献身中国航天60载，被航天人亲切称为航天“总总师”。

2017年2月12日下午3点，102岁的航天功勋任新民与世长辞。

任新民是钱学森的得力助手，导弹总体和液体发动机技术专家，是我国“两弹一星”元勋之一，与屠守锷、黄纬禄、梁守被尊称为“中国航天四老”。1980年，当选为中科院首批院士。

他作樵嗽鼗鸺技术负责人领导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曾担任试验卫星通信、实用卫星通信、风云一号气象卫星等六项大型航天工程总设计师，被亲切地称为航天“总总师”。

他是航天系统的“任老总”，也是不少航天工作者眼中生活朴素、平易近人的“任老头”。在他百年人生中，完整地记载了中国航天事业的从无到有、从小变大、从大到强的过程。他心系中国航天事业，晚年仍念念不忘长征五号运载火箭的发射。长征五号成功发射后，他欣喜欣慰，两次在病房内题词，庆祝“长五火箭永保成功”。

功勋累累“任老总”

在中苏导弹交接仪式上签字

1915年12月5日，任新民出生在安徽宁-国。他的父亲在当地曾担任过小学教师、校长，后来相继担任过教育局长，银行行长。

任新民天资聪慧，1937年6月肄业于位于南京的中央大学化工系，进入重庆兵工学校大学部造兵系学习，并于1940年毕业。

1945年，他选择了赴美留学，并顺利获得了硕士、博士学位。随后，被美国的大学聘为讲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他于1949年明辗转回国。

回国之初，任新民任教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1956年，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开始组建我国首个导弹、火箭研究机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任新民被钱学森邀请而来，自此正式开启了他的航天生涯。他也成为钱学森的得力助手。

1956年10月8日，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任新民作为初创人员之_，参加了成立大会。11月23日，国防部五院成立了十个研究室，任新民被任命为主管导弹总体技术研究的总设计室主任。

1956年12月29日，中国与苏联在北京举行了援助导弹交接及签字仪式，航空工业委员会秘书长安东，国防部五局局长钟夫翔、副局长林爽和刚调入国防部五局的史成章，国防部五院总设计室主任任新民、发动机研究室主任梁守磐等出席了签字仪式。苏联人员提出，双方签字者需要军衔对等，因此，中国由任新民上校和史成章中校分别签字。

攻克导弹发动棚，冷却技术

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曾任国家“863”计划航天领域专家组组长的中科院院士朱森元，1960年在莫斯科包曼高等技术学校获副博士学位后回国进入航天系统。

在朱森元看来，任新民非常重视基础研究。他向记者回忆说，1961年他同任新民工作时，经常遇到近程导弹发动机烧损问题，原因在于当时冷却发动机技术水平还很低。

“‘任老总’要求专门研究火箭发动机冷却方案，这是非常重要的基础性课题。”朱森元说，在任新民领导下，他担任这个课题的负责人，用了三年时间做电传热、电加热试验，模拟火箭发动机烧毁故障。经过这个课题的研究，火箭发动机烧损故障就容易解决了可以通过设计参数防范烧损。

“这是个很广泛的课题，是‘任老总’提出来的题目，主要是在他的领导下完成的。”朱森元说，以后的近程、中程、远程、洲际导弹的研制中，火箭发动机冷却问题就一揽子解决了。

1963年初，中、远程导弹发动机研制中，研究人员又遇到了不稳定燃烧问题，这是世界性难题。“在任新民领导下，经过研究，我们使用了多台发动机试验验证，最后把燃烧喷注系统分割成几个小区，采用液相分区及隔板分区的方案，克服了燃烧不稳定问题。”朱森元回忆。

力撑火箭氢氧发动机研制

航天飞行力学、火箭弹道设计专家、中科院院士余梦伦1960年自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后，就成为航天系统一员，现在是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研究员。

余梦伦告诉记者，在中国运载火箭发展历程中，任新民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尤其是氢氧发动机的研制。

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酝酿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当时有两种火箭第三级方案，一种是采用常规发动机，另一种是用氢氧发动机，不过当时只有很少国家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

氢氧发动机是运载火箭发展的重要方向。“当时我们不掌握，‘任老总’特别希望突破这项技术。”余梦伦说，使用常规推进剂发射性能比较差，运载能力比使用液氢液氧推进剂少30%～50%。“氢氧发动机的使用，可以把卫星做大，对卫星的发展有利。对中国航天技术提升到世界先进水平，也是很重要一步，所以，‘任老总’抓住不放。”

在任新民的领导下，朱森元直接参与了氢氧发动机的研制。朱森元说，大概在1965年，就成立了一个氢氧发动机研究组，后来暂停，他本人也下放至北大荒。1970年，任新民把朱森元从北大荒调回来，让他继续研制氢氧火箭发动机。

对于长征三号是否用氢氧发动机，当时国防科工委领导拿不定主意，主要是因为氢氧发动机低温技术没有常规发动机技术成熟，在向中央打报告时，把常规发动机作为第一方案，把氢氧发动机作为预选方案。不过，时任七机部副部长的任新民修改报告时，把氢氧发动机改成第一方案上报中央。后来证明，长征三号第三级采用氢氧发动机是正确的。

长征三号第三级采用液氢液氧推进剂方案，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氢氧发动机技术的国家，让我国运载火箭水平得到显著提升。“1984年4月8日长征三号成功发射了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当时在世界上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一代通信卫星、北斗导航卫星全是靠氢氧发动机送到同步地球轨道上去的。”朱森元说。

“后来，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长征五号的液氢液氧低温技术，特别是氢氧发动机技术，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余梦伦说，新一代运载火箭是“863”发展纲要里的重要一步，提高了我国火箭的运载能力，对空间站建设、探月工程都是很重要的一步，在领导工作方面，任新民起到了很大作用。

心系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发展

余梦伦介绍，任新民黄纬渌、屠守锷、梁守磐四位是中国航天界威望极高的科学家，被尊称为“中国航天四老”，“四个航天元老是和钱学森同辈的，都是钱学森的左右手，也都是放弃国外丰厚待遇，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的。”

在火箭动力专家王桁看来，任新民特别关心航天事业发展方向。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就是他晚年比较挂念的事情。

王桁说，长征五号的助推器使用的是我国自主研制的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原本苏联掌握这个基础技术。20世纪80年代，中苏关系趋于和好的时候，我国提出向苏联购买液氧煤油高压补燃发动机，当时任新民跃龇炊裕他说这种发动机我们自己也能研制出来。

1990年，我国航天系统组成了两个调研组访问苏联，王桁是技术组的组长，调研之后认为，苏联的发动机确实有很多新技术值得学习，如果自己研制，要耗费很长时间。回国之后，就专门向任新民如实汇报了苏联发动机的技术优点。

“我建议‘任老总’亲自到苏联走一趟，他在国际上名气很大，苏联欢迎他去。他动心了过了半个多月，就去了苏联。”王桁说，任新民了解到很多情况，最后同意购买少量苏联的液氧煤油发动机，在自主设计时作为参考。“买来的发动机推力小，和长征五号的需求有差别。我们参照它的技术，加大推力，重新设计了比馥大的发动机。”

朱森元说，“当时苏联同意卖给我们液氧煤油发动机，任新民想亲自去验收，但他是全国人大代表，没有批准他去苏联，后来确定让我去验收。之后，我们自己的液氧煤油发动机研制非常成功，现在用在了新一代运载火箭长征五号上。”

王桁依然记得，他在三四年前一次看望任新民时，任新民问他什么时候能发射长征五号，问他为什么那么晚，能不能快点发射。“他特别关注长征五号，他希望赶紧成功发射。”

2016年11月，长征五号运载火箭成功发射后，任新民非常欣慰，科研人员去向任新民报喜，“他们是后起之秀，‘任老总’很喜欢他们。”

长征五号成功发射后，任新民两次题词庆祝。2016年11月4日，发射成功第二天，任新民在航天医院病房内提笔写道：“祝贺长征五号首飞成功”。2017年1月4日，任新民在航天医院再次提笔，写下“长五火箭永保成功”。平易近人“任老头”

“除四害”不忘关注生产

王桁1956年成为国防部五院发动机研究室的一员。王桁告诉记者，任新民1958年调任发动机研究室主任，自此他开始与任新民产生交集。

王桁清楚地记得，第一次直接接触任新民，是在1958年春天。在他看来，这次见面颇具戏剧性。王桁回忆，当时全国都在“除四害”，其中包括打麻雀。他们的办公地点位于北京南郊一个大院子，平时工作特别忙，没有时间顾及这些麻雀，于是周围不少麻雀都到他们大院来“避难”。后来，附近的生产单位找上门来，称为完成“除四害”任务，让他们把麻雀从院子里轰出去。担任研究室主任的任新民就让大家早晨起来敲着盆子赶麻雀。

王桁说，他所在的生产部门位于一条河边。一天早晨，任新民专门选择了这条沿河小路，一边轰着麻雀，一边查看生产部门的生产进度。途中，看到一个还没制作完成的储箱容器，询问之后，得知是王桁设计的，顺便也知道了王桁准备休假回家，没参与赶麻雀这一活动。任新民让人转告王桁去见他。正收拾行囊准备休假的王桁早饭时在单位食堂见到了任新民，任新民向他询问了实验设备设计制作进度情况。王桁向他做了详细汇报，任新民非常高兴，鼓励他决点干。

在王桁看来，任新民是一个很好的领导，对问题了解得非常细致，还问到了许多细节。“只要把问题说清楚了，什么事情没有他还挺高兴。这样的领导好接触。”

斩钉截铁力保技术骨干

1958年秋天，王桁所在的单位扩大规模，任新民要成立一个总体组，就把他调了过去。王桁介绍，这个总体组是发动机的顶层设计部门，主要工作就是按照苏联的图纸，仿制苏联的导弹，设计制作代号为“1059”的导弹。

但是，苏联并没有把全部设备都给中国，其中就缺少发动机试车台。王桁说，苏联的想法是，中国的发动机研制成功后，要到苏联做试车试验。对此，任新民非常不满，决定自主研发发动机试车台，就抽调了王桁和另外两人，一起来写发动机试车台任务书。

“这个任务书要写得非常详细，实际上就是试车台的设计书，包括制作原理，试车台多大规模，怎么建设，具体系统是什么样，都要有详细的设计框架，然后让施工人员按这个来做。这是很难的一件事。”

王桁说，他负责试车台控制系统，“发动机试车时，它的工作程序是自动控制的，非常有难度，后来经过努力完成了'任新民很满意。”同时，他还兼顾试车台建设，经常要向任新民汇报进度和问题。

发动机试车台任务快要完成时，王桁又接到了新任务，去研究从苏联引进的更先进的发动机。但这个任务需要个人情况审查。结果审查过程中出了问题，王桁有个舅舅身在台湾。按照当时的规定，他不仅不能去研究新的发动机资料，还得调离现有工作单位。王桁自己也认为肯定将被调离，就直接跟保卫处的人说，“晚走不如早走，赶紧把我调离吧。”

然而，王桁最终没有被调离，过了段时间，他不能看资料的事情也解禁了。后来，一些相熟的政工干部告诉他，在讨论会上，是任新民强留的他。“研究所领导讨论的时候，任主任斩钉截铁地说，这个人不能走。”

王桁说，“经过这件事后，我很感激他。他一句话没给我说过。这是决定我一生前途的大事，我一辈子的方向就这么定下来了。”

经常背书包下生产一线

在余梦伦印象中，作为技术专家，任新民为了工作，经常一个人背着个小书包，像普通工人一样下到生产一线。

余梦伦告诉记者，作为普通技术人员，在1975年参加长征二号发射时，他曾与任新民有过直接接触。他说，为了提高火箭运载能力，火箭发射采用了制导关机、耗尽关机两种方式，当时初定了制导关机、耗尽关机概率各50%，这样就能把火箭运载能力提高几百公斤。“耗尽关机是第一次使用，‘任老总’比较关心，他认为我们想的办法非常好，亲自跑到宿舍来找我讨论，我们一起聊了很长时间，他的意见是第一次用耗尽关机，要尽量可靠，后来我们把一些飞行参数做了调整，把耗尽关机概率适当降低，把制导关机概率提高一些。”

还有一次与任新民的交往，余梦伦印象非常深刻，他回忆，1999年底在甘肃酒泉发射神舟一号飞船时，“任老总”在发射场见到他就说，“余梦伦祝贺你啊，当选院士了。”当时余梦伦并不知道自己己经当选院士，“任老总’对我们下一代科技人员的成长特别关心，他是第一个向我祝贺的，当时我感到很激动。我说，我感到自己做得很不够。他说，没关系，当选院士后还是要虚心学习，为国家多做贡献。这是‘任老总’对我的关心，当时我很感动。”

严格律人律己勇于担责

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总体设计员韩厚健看来，任新民是个学识渊博、要求严格、责任心强的领导。韩厚健对记者说，“回想整个长征一号研制过程，在那样困难又没有经验的情况下能够发射成功，确实离不开‘任老总’。”

任新民曾说过，“哪有‘常胜将军’啊，干航天更没有‘常胜将军’，掉下来并不可怕，只要认真对待，总结经验教训，再干，再实践一定会成功的。”

1969年11月16日，首次发射两级火箭没有完全成功，1970年1月30日第二次飞行试验才发射圆满成功。作为总技术负责人，任新民要求各个单位都要总结汇报两次火箭发射发现的问题。韩厚健拿出当年两次火箭发射的问题汇总材料，上面有任新民在1970年1月31日写下的工作便笺，这是发射圆满成功的第二天。韩厚健说，“他翻阅汇总材料后，会用红笔标注出反映的问题，附上亲笔书写的便条，把有关问题落实到第二批设计当中。他要求马不停蹄地干这件事。”

韩厚健说，他手上这份材料，是任新民给第十研究室副主任陈寿椿的，让他转给总体组组长。

在韩厚健看来，任新民还是个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的领导。他说，“1969年11月2日第一发火箭因设计缺陷，发射出了问题。情况发生后，责任问题是首当其冲的，‘任老总’是试验队的队长，他立刻表态，自己承担责任。”

本刊整理自《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