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立功:台湾电影还未复兴

金牌制作人推手

徐立功

出生于1943年，1967年辅仁大学哲学硕士毕业，翌年开始为电视剧编写剧本。最初在“行政院”新闻局广电处担任科长，1979年台湾电影资料馆成立后出任首届馆长，并创办了金马国际影展。1990年进入台湾“中央电影公司”，六年间历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和副董事长，以独到的眼光支持张艾嘉、柯一正、万仁等导演实现突破，又提拔了李安、蔡明亮、林正盛、陈玉勋、陈国富等导演。1996年因中风从“中影”退出，后来创立纵横国际影视公司，继续为台湾电影扶植新力量，最近为女导演刘怡明《追爱》担任出品人，并起用曹瑞原拍《饮食男女2：好远又好近》。1994年获颁金马奖杰出制片人特别奖，2010年获颁金马奖终身成就奖。

伯乐与名导，关系当如何？

不愿意让李安有一丝一毫的勉强

1991年拍完《推手》，无论是以“中影”高层身份出任制片人的徐立功，还是“海归”新导演李安都备感压力，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外界并不看好。不料片子后来票房过关，隔年更入围金马奖八项提名，才有两人后来合作的《喜宴》、《饮食男女》，成为“父亲三部曲”。此后，徐立功一路输送了蔡明亮、林正盛、陈玉勋、陈国富等台湾影坛新鲜血液。无论是时势还是命运，徐立功在“中影”的短短六年间，客观上成就了新电影浪潮之后的台湾电影新格局。这些名导还是愣头青时，“徐老板”就为其保驾护航，这些年虽各有路向，但他的牵挂仍在，分分合合的关系也处理得有度、熨帖。

南都娱乐：从李安的第一部戏《推手》开始，你们多年合作有很好的效果，这是怎么做到的？

徐立功：我跟他的交往真的也只能讲是缘分的缘，不知道我们前世是什么关系，既然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那李安本身是非常的儒家心态的人，很谦卑而且很感恩，所以我们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真的讲了，就如同他爸在世时常常讲，你们真的感情好像比兄弟还要好。我也认为这了不起，所以当然每个人的机遇不一样嘛，对李安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是国际上的红人，每个人都找他。那我对他非常感恩，因为不管他多么忙，他如果来到台湾，一定会来看我，我们一定聚会，我们通电话都会去讲一些电影节听到的八卦。（笑）这成了我们交往的一个享受。

我有个语音信箱，用中文讲是“施恩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对李安来讲他做到了，他曾经觉得我对他有恩，都没有忘记我。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因为曾经跟李安合作过，或者算是发掘他，就会觉得他好像欠我一辈子。这些年因为这个比较不算很健康的心态，不愿意有任何事情让他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包括我自己拍的电影，一般人来跟我讲，如果李安能在里面扮演任何角色甚至帮你站个台，对这个电影有很大的帮助，但我是觉得不应该的。我觉得我也要作一个自我的肯定，不能一直把自己依附在人家的成功上面。

南都娱乐：后来当李安更多走向国际，你们的确也少有合作了。

徐立功：我凭良心讲，拍一个外国片条件比较好，他不会那么辛苦。如果他来拍华语片，因为资源上的不足，他要消耗非常多的生命去做这件事，当然很累。所以基本上，不是很特殊的华语电影他是不敢轻易尝试。李安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包括《卧虎藏龙》成功以后，我们应该拍续集，也准备了些剧本，但是如果把续集给别人翻拍，他很怕对不起爱护他的观众，要他自己拍，他更怕本来留给人家好的印象坏了。他觉得如果在续集没有给人家看到更多东西，是对不起观众，所以始终没有动。

南都娱乐：如果以老板的心态来看，这导演也挺麻烦的，但你似乎没有这么看？

徐立功：我觉得应该尽量脱离那种市侩的心态。很多记者说，你今天要他拍他就一定会拍，因为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做任何事情他会问我，老板这是你想做的吗？这话也给我一个这样（反省），就是我想做的话，我是不是很虚荣呢？我不可以把自己的虚荣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不是十几年来李安跟我维持这么友好关系（的原因）呢？他很尊敬你，你也很爱护他，我觉得要的就是这个心境，还保留着某种很尊贵的东西。

南都娱乐：同样是你发掘的蔡明亮，就是另一个路子的人，对一个不市侩的老板来说，只要导演有才华，还是会支持？

徐立功：他比较自我，可能是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楚浮（特吕弗），早期作品就非常“楚浮”，对同龄人的关怀，他也很喜欢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所以从他的电影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孤独跟疏离。他的个性会觉得不在乎有多少观众，不在乎有多少个知音看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他也感受到现实的残酷（笑）。

像李安这样是有票房的导演，我没跟他合作，也就是我已经搭不上他的成就。那么对于蔡明亮来讲，当我是在“中影”这样的大机构，会充分地支援他完成他的理想，但是当我在小公司做事的时候，不能不兼顾到小公司的生存，对他就比较没有那样配合。但是蔡明亮一举一动，我们也会（关注）。比如讲我今天想拍一部电影，也会想，这说不定就会拍出具有他风格，但是也有票房的电影。但有时候也会望而却步，会怕伤害到他创作的名声。蔡明亮还是一个很执著的人。他也可以从法国自己找了钱去拍，现在也会搞很多创作艺术，也可以卖他的咖啡，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都有成就。有时候也会问，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创作啊？他也会讲，好像也在酝酿做什么。当然时机到的时候，缺了一点点（钱），我们一定会伸手。

华语片怎样与世界对话？

《卧虎藏龙》用特技飞檐走壁，未忘侠义哲理

无论是乐意融入观众、用剧情和演技讲故事的李安，还是创作风格相当自我、抽象的蔡明亮，也都在徐立功的“中影”时代，经由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奥斯卡、金球奖等舞台走向国际。在“世界认可”的成绩单上，他们并不逊色于上一代的杨德昌、侯孝贤。而徐立功认为，东方电影应当有东方文化，而在此基础之上，则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了解、接受里面的中国人的文化。这种态度，对今天仍不断有走向世界企图心的华语片，依然有重要启示。

南都娱乐：华语电影要与世界沟通，在内容、题材甚至行销方式上都很重要吧？

徐立功：对，一定。不管是《喜宴》、《饮食男女》或者《卧虎藏龙》，我都觉得都是在学习的阶段，去了解外国人怎么看华语电影。要很仔细地倾听那些外部的工作者告诉你，你这个电影我们未必懂，所以你要用个什么方式让外国人懂。当我在拍《喜宴》的时候，它是个同性恋电影，我们第一个不能够侮辱了同性恋这个族群。第二个我们要想的是，到底中国的老人对自己的孩子有同性恋倾向，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可以让大家觉得好笑，或者也觉得同情，这才是对这个族群真正的了解跟关切。基本上这个电影，在美国是当成喜剧看，笑成一片，但在欧洲看的时候，欧洲人是把它当成一部感动人落泪的电影。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会是这么一个民族，孩子为了孝顺父母去制造一个假结婚，他们很感动。所以在不同文化背景，对电影有不同的解释，一个电影推出的时候，你要让每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了解中国人的看法是什么。

南都娱乐：《卧虎藏龙》也是这样？

徐立功：我们去拍《卧虎藏龙》，我觉得做得好因为我们从想象开始，你看那种武侠小说，飞檐走壁，对不对？那我们想，这个利用好莱坞特技，把我们想象的飞檐走壁拍出来。中国人感到，哇，我小时候想飞檐走壁，是想象，没看过，可是今天借好莱坞的特技我看到，真的有这个场面。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告诉中国人，什么叫“侠”。那个电影里有蛮多的哲理的，但是它不做作。这个人告诉你，你摸一把沙，你越握得紧沙就流掉了，如果你放轻松一点，那把沙虽然也会流掉，但是还有一点是在的。就讲到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侠义情怀跟哲理，这些东西对很多看电影的人来讲，他会回去思考他的戏外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那电影就不纯粹是娱乐，它也很有文化在里面浸淫。

南都娱乐：对于你过去熟悉的一些大陆导演，怎么看他们现在的作品？

徐立功：我觉得李少红是很好的一个电影导演，后来大概因为现实原因转到电视，可是她的梦想还是只想回到拍电影。后来我是蛮意外的，可能她用力太过了。后来她拍了一个《恋爱中的宝贝》，会觉得她可能想偏了，她一直在想着国际的电影怎么做，我觉得很可惜。这就跟我有时候看张艺谋电影……想当年我多么喜欢他那些早期的电影，后来我觉得，哇，他们为什么？因为李安拍了《卧虎藏龙》，就一定要拍出来《英雄》什么的。《英雄》还OK，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蛮意外的是他为什么要拍《十面埋伏》，那部电影后来我就觉得可惜了。张艺谋如果保持他原有的文化底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们。

南都娱乐：你觉得他们可能面临的困局是什么？

徐立功：我是觉得，东方的电影就是要有东方的文化特色，你可以借用一些西方的技巧，来完整你的中国东方、华人的文化。但你不能够说，今天我借用了西方的叙事方式来讲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你会失掉你原有的文化的特色。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市场，有这么多的资产，但是怎么运用这么好的条件让你的电影跟着出来，我觉得是文化的审思（问题），应该要好好地想一想。我认为一个创作者，文化的底蕴跟他感情上真正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创作者失掉了文化的基础，失掉了亲身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的电影不一定是感动人的，他可能是要去好莱坞，用太多的科技、太多的金钱押这边。

香港之后，台湾北上会怎样？

要以更大勇气结合海峡特色

近年，台湾电影无论产量还是票房、口碑，都有“复兴”之势，但徐立功认为，这仅仅是个开始。相比之下，他眼中的华语电影辉煌，要放在海峡的资源整合上。其实上世纪90年代中，他因中风从“中影”退下，后来自己成立公司，找来周迅、黄磊、刘若英拍了数部成功的电视剧，与李少红导演等也往来密切，对台湾、大陆资源的优化整合，他早有尝试。如今台湾电影和电影人的北上融入大中华市场，有香港人的经验得失借鉴，也有了陈国富在华谊的试水和铺排，徐立功认为台湾电影最有价值的创意、诚意，或许将真正找到用武之地。

南都娱乐：现在都说台湾电影复兴，你在台湾电影界几十年，怎么看现在这个阶段？

徐立功：我是觉得，单单看台湾这段时间，算是一个复兴。当然有很多电影慢慢起来了，每年也陆续有蛮多的本土电影在市场上很好。去年台湾大概华语片的收益有15亿新台币，但不要被这个光鲜的表面给骗了，你要知道那15亿是哪些片子创造的，是集中在好几部片子得来的，有很多的片子还是非常的辛苦。你当然可以讲它是一个复兴，但是我个人觉得大家都还是要很努力，千万不要真的以为复兴就自大了，我会觉得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

南都娱乐：但在华语电影里，台湾似乎总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徐立功：台湾的市场很小，资金来源就不充足，它就希望用创意来弥补现实条件的不足，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台湾电影最大的一个条件。所以怎么利用台湾这种创意，去结合香港在电影工业上的技术，再加上中国大陆那么广大的市场资源，我觉得那是华语片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我个人主张把眼光放大，都放弃掉自己的本土意识，去结合三者的长处，创造出更辉煌的华语电影。

南都娱乐：香港已经走在前面，现在台湾电影人也不断地往大陆发展，你怎么看这种北上的融合，及其遇到的状况？

徐立功：他们（香港）是有蛮多成功的电影，其实OK的。但是我觉得要有更大的勇气，怎么样去结合海峡的特色。就好像大陆有这么一个广大土地，它怎么去包容到香港的电影观念，你看其实进到中国大陆的《十月围城》这样的电影，这算是香港的电影工业的技术嘛。我觉得都是在摸索啊，即使摸索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不怕，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我觉得香港本身技术很好，但你要想想，在文化底蕴上来讲，在海峡可能是最弱的一个。台湾也有很多失败的东西，我相信中国大陆那么多也是有啦。所以海峡的人都应该把眼光看得更远，将来让欧美就觉得，哇，华人五千年真的有他们的文化存在。

南都娱乐：陈国富导演在华谊，也为台湾电影融入大中华市场做了不少铺排，比如最近钮承泽的《LOVE》，你怎么看？

徐立功：台湾好不容易有个导演，今天他既然跑到华谊兄弟担当重任，大家当然希望看到他的成功。我们觉得陈国富是做了不少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多多少少对台湾电影还是有情感的。至于钮承泽最主要是他的成功嘛，那我也觉得，就可以透过陈国富做个桥梁。基本上我会觉得华谊是很聪明的，它是一个比较有商业企图想法的公司，他们毕竟也需要一个陈国富这样具有创意企图的人，因为一部电影的技术性，他也有经验，所以应该很容易搭。

伯乐与名导，关系当如何？

不愿意让李安有一丝一毫的勉强

1991年拍完《推手》，无论是以“中影”高层身份出任制片人的徐立功，还是“海归”新导演李安都备感压力，毕竟大家都是“第一次”，外界并不看好。不料片子后来票房过关，隔年更入围金马奖八项提名，才有两人后来合作的《喜宴》、《饮食男女》，成为“父亲三部曲”。此后，徐立功一路输送了蔡明亮、林正盛、陈玉勋、陈国富等台湾影坛新鲜血液。无论是时势还是命运，徐立功在“中影”的短短六年间，客观上成就了新电影浪潮之后的台湾电影新格局。这些名导还是愣头青时，“徐老板”就为其保驾护航，这些年虽各有路向，但他的牵挂仍在，分分合合的关系也处理得有度、熨帖。

南都娱乐：从李安的第一部戏《推手》开始，你们多年合作有很好的效果，这是怎么做到的？

徐立功：我跟他的交往真的也只能讲是缘分的缘，不知道我们前世是什么关系，既然我觉得我们很有缘分，那李安本身是非常的儒家心态的人，很谦卑而且很感恩，所以我们大家相处得非常好。真的讲了，就如同他爸在世时常常讲，你们真的感情好像比兄弟还要好。我也认为这了不起，所以当然每个人的机遇不一样嘛，对李安来讲我觉得他现在是国际上的红人，每个人都找他。那我对他非常感恩，因为不管他多么忙，他如果来到台湾，一定会来看我，我们一定聚会，我们通电话都会去讲一些电影节听到的八卦。（笑）这成了我们交往的一个享受。

我有个语音信箱，用中文讲是“施恩慎勿念，受施慎勿忘”。对李安来讲他做到了，他曾经觉得我对他有恩，都没有忘记我。但是我觉得我不能够因为曾经跟李安合作过，或者算是发掘他，就会觉得他好像欠我一辈子。这些年因为这个比较不算很健康的心态，不愿意有任何事情让他有一丝一毫的勉强。包括我自己拍的电影，一般人来跟我讲，如果李安能在里面扮演任何角色甚至帮你站个台，对这个电影有很大的帮助，但我是觉得不应该的。我觉得我也要作一个自我的肯定，不能一直把自己依附在人家的成功上面。

南都娱乐：后来当李安更多走向国际，你们的确也少有合作了。

徐立功：我凭良心讲，拍一个外国片条件比较好，他不会那么辛苦。如果他来拍华语片，因为资源上的不足，他要消耗非常多的生命去做这件事，当然很累。所以基本上，不是很特殊的华语电影他是不敢轻易尝试。李安是一个非常爱惜羽毛的人，包括《卧虎藏龙》成功以后，我们应该拍续集，也准备了些剧本，但是如果把续集给别人翻拍，他很怕对不起爱护他的观众，要他自己拍，他更怕本来留给人家好的印象坏了。他觉得如果在续集没有给人家看到更多东西，是对不起观众，所以始终没有动。

南都娱乐：如果以老板的心态来看，这导演也挺麻烦的，但你似乎没有这么看？

徐立功：我觉得应该尽量脱离那种市侩的心态。很多记者说，你今天要他拍他就一定会拍，因为他是个很善良的人。做任何事情他会问我，老板这是你想做的吗？这话也给我一个这样（反省），就是我想做的话，我是不是很虚荣呢？我不可以把自己的虚荣建立在伤害别人的基础上。从某种程度来讲，这是不是十几年来李安跟我维持这么友好关系（的原因）呢？他很尊敬你，你也很爱护他，我觉得要的就是这个心境，还保留着某种很尊贵的东西。

南都娱乐：同样是你发掘的蔡明亮，就是另一个路子的人，对一个不市侩的老板来说，只要导演有才华，还是会支持？

徐立功：他比较自我，可能是受到法国新浪潮电影的影响。他最喜欢的就是楚浮（特吕弗），早期作品就非常“楚浮”，对同龄人的关怀，他也很喜欢意大利的安东尼奥尼，所以从他的电影可以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那种孤独跟疏离。他的个性会觉得不在乎有多少观众，不在乎有多少个知音看得懂我在说什么。所以他也感受到现实的残酷（笑）。

像李安这样是有票房的导演，我没跟他合作，也就是我已经搭不上他的成就。那么对于蔡明亮来讲，当我是在“中影”这样的大机构，会充分地支援他完成他的理想，但是当我在小公司做事的时候，不能不兼顾到小公司的生存，对他就比较没有那样配合。但是蔡明亮一举一动，我们也会（关注）。比如讲我今天想拍一部电影，也会想，这说不定就会拍出具有他风格，但是也有票房的电影。但有时候也会望而却步，会怕伤害到他创作的名声。蔡明亮还是一个很执著的人。他也可以从法国自己找了钱去拍，现在也会搞很多创作艺术，也可以卖他的咖啡，我觉得在这一点上他都有成就。有时候也会问，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创作啊？他也会讲，好像也在酝酿做什么。当然时机到的时候，缺了一点点（钱），我们一定会伸手。

华语片怎样与世界对话？

《卧虎藏龙》用特技飞檐走壁，未忘侠义哲理

无论是乐意融入观众、用剧情和演技讲故事的李安，还是创作风格相当自我、抽象的蔡明亮，也都在徐立功的“中影”时代，经由柏林电影节、威尼斯电影节、奥斯卡、金球奖等舞台走向国际。在“世界认可”的成绩单上，他们并不逊色于上一代的杨德昌、侯孝贤。而徐立功认为，东方电影应当有东方文化，而在此基础之上，则是让不同文化背景的人，都能够了解、接受里面的中国人的文化。这种态度，对今天仍不断有走向世界企图心的华语片，依然有重要启示。

南都娱乐：华语电影要与世界沟通，在内容、题材甚至行销方式上都很重要吧？

徐立功：对，一定。不管是《喜宴》、《饮食男女》或者《卧虎藏龙》，我都觉得都是在学习的阶段，去了解外国人怎么看华语电影。要很仔细地倾听那些外部的工作者告诉你，你这个电影我们未必懂，所以你要用个什么方式让外国人懂。当我在拍《喜宴》的时候，它是个同性恋电影，我们第一个不能够侮辱了同性恋这个族群。第二个我们要想的是，到底中国的老人对自己的孩子有同性恋倾向，是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可以让大家觉得好笑，或者也觉得同情，这才是对这个族群真正的了解跟关切。基本上这个电影，在美国是当成喜剧看，笑成一片，但在欧洲看的时候，欧洲人是把它当成一部感动人落泪的电影。因为他们没有想到，中国人会是这么一个民族，孩子为了孝顺父母去制造一个假结婚，他们很感动。所以在不同文化背景，对电影有不同的解释，一个电影推出的时候，你要让每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去了解中国人的看法是什么。

南都娱乐：《卧虎藏龙》也是这样？

徐立功：我们去拍《卧虎藏龙》，我觉得做得好因为我们从想象开始，你看那种武侠小说，飞檐走壁，对不对？那我们想，这个利用好莱坞特技，把我们想象的飞檐走壁拍出来。中国人感到，哇，我小时候想飞檐走壁，是想象，没看过，可是今天借好莱坞的特技我看到，真的有这个场面。但是除此之外，我们也要告诉中国人，什么叫“侠”。那个电影里有蛮多的哲理的，但是它不做作。这个人告诉你，你摸一把沙，你越握得紧沙就流掉了，如果你放轻松一点，那把沙虽然也会流掉，但是还有一点是在的。就讲到一个中国人的一个侠义情怀跟哲理，这些东西对很多看电影的人来讲，他会回去思考他的戏外的意义是什么，我觉得那电影就不纯粹是娱乐，它也很有文化在里面浸淫。

南都娱乐：对于你过去熟悉的一些大陆导演，怎么看他们现在的作品？

徐立功：我觉得李少红是很好的一个电影导演，后来大概因为现实原因转到电视，可是她的梦想还是只想回到拍电影。后来我是蛮意外的，可能她用力太过了。后来她拍了一个《恋爱中的宝贝》，会觉得她可能想偏了，她一直在想着国际的电影怎么做，我觉得很可惜。这就跟我有时候看张艺谋电影……想当年我多么喜欢他那些早期的电影，后来我觉得，哇，他们为什么？因为李安拍了《卧虎藏龙》，就一定要拍出来《英雄》什么的。《英雄》还OK，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蛮意外的是他为什么要拍《十面埋伏》，那部电影后来我就觉得可惜了。张艺谋如果保持他原有的文化底蕴，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们。

南都娱乐：你觉得他们可能面临的困局是什么？

徐立功：我是觉得，东方的电影就是要有东方的文化特色，你可以借用一些西方的技巧，来完整你的中国东方、华人的文化。但你不能够说，今天我借用了西方的叙事方式来讲一个中国人的故事。你会失掉你原有的文化的特色。今天的中国大陆，有这么大的市场，有这么多的资产，但是怎么运用这么好的条件让你的电影跟着出来，我觉得是文化的审思（问题），应该要好好地想一想。我认为一个创作者，文化的底蕴跟他感情上真正的感受，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创作者失掉了文化的基础，失掉了亲身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他的电影不一定是感动人的，他可能是要去好莱坞，用太多的科技、太多的金钱押这边。

香港之后，台湾北上会怎样？

要以更大勇气结合海峡特色

近年，台湾电影无论产量还是票房、口碑，都有“复兴”之势，但徐立功认为，这仅仅是个开始。相比之下，他眼中的华语电影辉煌，要放在海峡的资源整合上。其实上世纪90年代中，他因中风从“中影”退下，后来自己成立公司，找来周迅、黄磊、刘若英拍了数部成功的电视剧，与李少红导演等也往来密切，对台湾、大陆资源的优化整合，他早有尝试。如今台湾电影和电影人的北上融入大中华市场，有香港人的经验得失借鉴，也有了陈国富在华谊的试水和铺排，徐立功认为台湾电影最有价值的创意、诚意，或许将真正找到用武之地。

南都娱乐：现在都说台湾电影复兴，你在台湾电影界几十年，怎么看现在这个阶段？

徐立功：我是觉得，单单看台湾这段时间，算是一个复兴。当然有很多电影慢慢起来了，每年也陆续有蛮多的本土电影在市场上很好。去年台湾大概华语片的收益有15亿新台币，但不要被这个光鲜的表面给骗了，你要知道那15亿是哪些片子创造的，是集中在好几部片子得来的，有很多的片子还是非常的辛苦。你当然可以讲它是一个复兴，但是我个人觉得大家都还是要很努力，千万不要真的以为复兴就自大了，我会觉得还是会有跌倒的时候。

南都娱乐：但在华语电影里，台湾似乎总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徐立功：台湾的市场很小，资金来源就不充足，它就希望用创意来弥补现实条件的不足，事实上，我觉得这是台湾电影最大的一个条件。所以怎么利用台湾这种创意，去结合香港在电影工业上的技术，再加上中国大陆那么广大的市场资源，我觉得那是华语片最应该做的一件事。我个人主张把眼光放大，都放弃掉自己的本土意识，去结合三者的长处，创造出更辉煌的华语电影。

南都娱乐：香港已经走在前面，现在台湾电影人也不断地往大陆发展，你怎么看这种北上的融合，及其遇到的状况？

徐立功：他们（香港）是有蛮多成功的电影，其实OK的。但是我觉得要有更大的勇气，怎么样去结合海峡的特色。就好像大陆有这么一个广大土地，它怎么去包容到香港的电影观念，你看其实进到中国大陆的《十月围城》这样的电影，这算是香港的电影工业的技术嘛。我觉得都是在摸索啊，即使摸索也有失败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不怕，一步一步来嘛，对不对？我觉得香港本身技术很好，但你要想想，在文化底蕴上来讲，在海峡可能是最弱的一个。台湾也有很多失败的东西，我相信中国大陆那么多也是有啦。所以海峡的人都应该把眼光看得更远，将来让欧美就觉得，哇，华人五千年真的有他们的文化存在。

南都娱乐：陈国富导演在华谊，也为台湾电影融入大中华市场做了不少铺排，比如最近钮承泽的《LOVE》，你怎么看？

徐立功：台湾好不容易有个导演，今天他既然跑到华谊兄弟担当重任，大家当然希望看到他的成功。我们觉得陈国富是做了不少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讲，他多多少少对台湾电影还是有情感的。至于钮承泽最主要是他的成功嘛，那我也觉得，就可以透过陈国富做个桥梁。基本上我会觉得华谊是很聪明的，它是一个比较有商业企图想法的公司，他们毕竟也需要一个陈国富这样具有创意企图的人，因为一部电影的技术性，他也有经验，所以应该很容易搭。

记者手记

薪火相传，不知老之将至

“老人啊，有老人他自己的想法。人家讲，你已经拿过终身成就奖了，你到底下面还会做什么？我最大的愿望是，最好人家颁个奖给我，说我最会去提拔新人……”徐立功坐在台北办公室的桌子后面讲着，他不愿意去公园坐着晒太阳，那种老年生活太寂寞。好在，现在他身边围绕着年轻人，他觉得是他们的能量让自己不知老之将至。十多年前成立了纵横国际影视，他一直帮年轻导演实现梦想，除了近年推出的《练习曲》、《不能说的秘密》、《爱的发声练习》等，还有杨贻茜的《宝米恰恰》、曹瑞原的《饮食男女2》，最近还支持新导演拍3D卡通。徐立功很自觉，自己那一代的创意难免老旧、脱节，所以才希望帮年轻人走出一条路来，“它是一个延续香火的寄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