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拒绝巴金(13则)

巴金拒绝巴金

据报道，早在1993年，巴金90诞辰时，四川省作家协会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设立基金会和文学奖，巴金坚决不同意。今年11月24日是巴金老人的101岁华诞。巴金的侄子李致对记者称，巴老坚持不以他的名字建立基金会、设立文学奖。

林林总总的中国各类文学奖不胜枚举，其中也有不少是以名家大师命名的。我不否定，设立种种大家文学奖，有助于鼓励作家们创作的效果。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文学界奖项的泛滥，文学奖对文学创作的实质性帮助功效已不大了。

这几年，中国各种文学奖项纷纷开动，奖金越提越高，有着你方唱罢我开场的热闹。作家孙犁对于越发泛滥的文学评奖，曾这样批评说：“在中国，忽然兴起了奖金热。到现在，几乎无时无地不在办文学奖……几乎成了一种股市，趋之若狂，越来越不可收拾，而其实质，已不可问矣。”(《我观文学奖》)而与此不同的是，法国著名的龚古尔文学奖在试图逃脱商业逻辑，它的奖金只有60法郎，基本上是象征性的。

可以说，文学奖的泛滥，从某种程度上推动了文坛风气的“商贾化，政客化，青皮化”。而巴金先生坚持不设“巴金文学奖”，就是对这股不良风气的一种荡涤。

其实，文学创作不是一种竞赛活动。文学的本质是自由文学和独立文学。泛滥的文学评奖，只会加剧文学的功利性，特别是受某些评选机制的影响，种种评奖还会把文学引向某种特定的方向，从而消解了文学的本质功能。所以，我想为巴金先生坚持不设“巴金文学奖”叫一声好。

燕赵都市报 文/单士兵

几个农民等于一个市民

最近，几起交通肇事死亡赔偿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和讨论。因为死者是农民，其家属得到的赔偿金额仅为如果死者是城镇居民的几分之一。

导致农民几条命才抵城里人一条命的规定是这么说的：“死亡赔偿金按照受诉法院所在地上一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标准，按二十年计算”，根据这一条款，在实践中，法院通常会首先查明受害人的户口性质，如为城镇居民的，按照其可支配收入作为计算标准；如为农村居民的，则按照人均纯收入作为计算标准。

为了避免简单化，可以设想以下辩护意见：赔偿所根据的原理，不是对死者生命值多少钱这种绝对价值的判断，而是对死者家属损失和所得赔偿的计算。这种估算当然只能是粗略的，我们假定死者是家庭主要收入来源之一，家属还需要被供养20年。这样，赔偿金额就可能因人而异。

按照上面的说法，赔偿金的数额与死者生前为家庭提供的收入有关，那么在城镇人口之间就会有差异，在农村人口之间也会有差异，这与人们的户口身份完全无关。而现行规定的要害在于，它就是在，也只在城乡人口之间划了一道鸿沟，把城里人和乡下人分成命值钱和不值钱的两个等级，实际上是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在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时，现行规定的基本范畴和分野，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这正反映了城乡二元结构、城乡不平等，以及农民被认为不如城里人值钱的根深蒂固的观念和偏见。

法制早报 文/徐友渔

三则见闻

文/咖喱森

那天老家的一个高中同学进城办事顺便来看我，多年未见，当年高考落榜的他依然是那么黝黑。他告诉我现在很少和同学们联系，一是进城不方便，再有就是还没手机。我知道他对于我们之间一些差异性的东西比较敏感，所以我不想提那些尴尬的话题，而是带着他去逛街。当路过一处黄金地段，路边围墙上刺眼的广告牌位吸引了他的目光，有卖房的，有招商的，还有治病的，其中一则广告让他立住了：一家通讯公司大搞让利促销活动，在某月某日以内如果前往该公司买手机者，将会享受三折优惠。我说不错不错，你正好可以去看看。他却微微一笑，说没嘛用。我觉得他的语气有些不对劲，定睛一看，原来那广告的结尾还有一括号，里面写着：本活动只适用于本市非农业户口。

第二则见闻是在一份在全国很有影响力的机关大报上看到的，说的就是前些天东航坠机事件。其实有关这次事故的前前后后、凄凄惨惨我早已从各种媒体上耳闻目睹、烂熟于胸，该报再次让我为之侧目的是它对于遇难者名单的处理方式。因为从名单排序来看，我觉得这份名单不那么像一份死者名单，反而倒像出席某次重要活动的嘉宾名单：从头至尾，依次是正厅级、副厅级、正局级、副局级，随后跟着跨国公司的主管，然后是国内大企业的高层主管，排到最后的，其姓名后用括号注明：暂不详。不过倒数第二个人倒有名有姓，身份描述很清晰：个体户。

最后一则见闻感觉越来越不新鲜了。每天坐车上下班，当遇到红灯公交车停到十字路口时，我总能看到不少衣衫褴褛的老者或村妇背着或牵着同样衣衫褴褛的孩子游走于长长的车队之中，对着各色轿车的车窗祈求赏赐。那天，我看到，一个五六岁模样的小女孩，披着一件丑陋不堪的夹克，来到一辆奥迪前，在几番点头哈腰之后，终于获得了车主的一元钱。当我以为她会满意地走开时，她却突然跪下了。很快我看到另一张一元面值的钞票从车窗飞出，那小女孩则是在空中一把截住，然后掉头来到一辆夏利面前，再次双手合拢并迅即求到五毛钱，当我以为她必定再次跪下那稚嫩的双膝时，出乎意料的是，她很满足地走出了我的视线。这时，绿灯亮了，那女孩子的模样在我的脑海中也越来越模糊。

我真的害怕，自己的这三则见闻同样会以某种格式写出来。

我们的八十年代

曾经见某些人讨论，最希望生活在哪个时代？大家莫衷一是。我记得列举的年代有蒹葭苍苍的西周、游侠纵横的先秦、杜牧时代的扬州、李白生活的盛唐、名士风流建安风骨的魏晋、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大革命时期的法国、拓荒与内战时的美国等等。

我想了又想，答案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上大学。是的，我要高声歌颂的八十年代。

那是一个怎样的年代？用多少碎片也描述不尽的。只选择一些与这篇文章不跑题的花絮―――那年头，一个偏远小城的路边书摊上摆的可能都是《快乐的哲学》；那年头，学生可以在深夜踹开老师的门，就因为看了一本书激动得睡不着觉。

那年头，理想主义还有很大市场，我们学校有一个搞民俗研究的男老师，文弱苍白，衣着寒酸，却靠自己跋山涉水采集来的民歌赢得了广泛的尊重，一个校花嫁给了他，他经常与年轻貌美的妻子在校园里散步，让俺们流口水。我都没有信心打听他们如今怎么样了，但愿他们的爱情能经受得起市场经济的冲刷。

那年头，海子可以从南走到北，又从北走到黑。在他自杀前的流浪岁月中，可以身上没有一分钱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据说他走进昌平的一家饭馆，开门见山说自己没钱，但可以给老板背诗，换顿饭吃。老板说诗他听不懂，但他可以管诗人吃饭。

那年头，新闻事业也突破了从前的羁绊，进入了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试举三例：某次人大会，有一位代表举手否决，一张照片便是，偌大的会场，只有一个手臂孤零零地举着，孤标而倔强；某次党代会，一位女记者给邓小平递了个纸条，告诉他今天是世界戒烟日，提醒他不要抽烟，小平笑着掐灭了烟头；某次工作会，与会官员纷纷睡觉，电视记者都没办法取景，灵机一动，将众人睡态拍下，标题便是《工作会竟成了睡觉会》。

我们尽可以赞第一个记者有眼光，第二个记者有勇气，第三个记者有头脑，但是，我们更应该注意到这样的事实：那张照片获得全国好新闻奖，那张纸条被作为党代会花絮刊登于《人民日报》，那则新闻当晚被中央电视台播出。《记忆碎片》 文/见招拆招

北京公厕上天入地解人急

从2004世界厕所峰会上了解到，北京市将通过"环卫GIS系统"实现"卫星找公厕"。该系统在帮助北京建公厕的同时，也能帮助人们找公厕。人们可通过公众网和路边的电子信息查询亭找到离自己最近的公厕。

看到北京市使用"环卫GIS系统"高科技手段为人们寻找公厕提供方便的消息，笔者在高兴之余也不免心生疑问：卫星定位对建公厕可能有用，但找个公厕，还用得着"卫星导航"、"电子信息查询"这些高科技手段吗？

卫星导航的功能要借助公众网或电子信息查询亭实现，笔者无法猜测北京的大街小巷内得设置多少信息查询亭。设置多了，花费的成本肯定不是小数目；设置少了，内急的人就得先找电子信息查询亭，再去查询公厕位置，然后再去寻找公厕，似乎也挺麻烦。而且，对于部分来京的外地人来说，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辨别清楚东西南北都不容易，即使查询到了公厕的具置，恐怕还得一路询问打听。更何况，内急的人哪还有情绪去电子信息查询亭点鼠标呀！

其实，解决找公厕难的问题，关键是要对公厕科学布局，同时制定一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比如，有的城市发行"方便地图"、在路口增设公厕指示牌等办法，既简单易行，也便于百姓接受。

京华时报 文/惠铭生

回声

据说此次厕所革命，完全是有预谋地因应08年北京奥运而掀起的，既然准备建五星级厕所了，配套设施当然也要与时俱进。

记得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学校组织去北京旅游，凌晨五点就出发了，当迎着霞光快要进京城的时候，把大伙激动得不行，因为老师行前一再嘱咐我们，首都正在申办2000年奥运会，大家务必要注意捍卫咱们中国人的形象。于是，当大客车正式驶进高楼林立的市区的时候，我们立刻产生一种肃然起敬的崇高感，从车窗望去，到处都是申奥口号。我清晰地在一座大厦的顶部看到“开放的中国盼奥运”几个大字，而当我的视线平移下来时，看到的则是几个男人正在路边宽衣解带做细水长流状，弄得我连着打了好几个寒颤，心想中国已经开放到这份儿上了，那些资本主义列强怎么也该让我们举办奥运了吧。

时光荏苒，没想到我们真的就快要办奥运了，更没想到的是，中国是更加开放了，但找个厕所咋就还那么复杂呢？

有所敬畏

有位朋友告诉我，“”开始时，她的父亲恰好是血气方刚而又积极要求进步的年纪，于是便和当时的热血青年一样，投身到了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游行时主动喊口号，开会时率先发言。

有一天，当她父亲准备出门时，她那大字不识一个的奶奶突然说道：“现在社会上发生的事儿，我不清楚；现在你都在外面干了些什么，我也不清楚；其实这些事情我也不想知道，即便知道了我也都管不了，但有一句话我要说给你听，就是你出去后无论做什么，做之前都要摸着心口想一想，自己所做的这件事儿，十年后能不能见人，百年后敢不敢见鬼。如果不能，不敢，我劝你就不要去做了；头上三尺有神明，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你。”

我的朋友说，就从那一刻起，她的父亲猛地就省悟了许多事情，凡事都三思而后行了，于是也就很快地从那场轰轰烈烈的运动中退了出来，更没有参加过任何形式的……

平心而论，在这世上确实有些人天不怕地不怕，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敢于蔑视尘间的任何法则。其实这些人到头来都是要遭到“天谴”的。一个人做“恶”，则一个人受惩；一帮人做“恶”，则一帮人受惩。有一天，有个人问了我一句话：为什么藏传佛教的信徒们在念经或闲居时，总要点一盏酥油灯？我开始也很困惑，后来才隐隐地感悟到，那盏点燃的酥油灯，也许就是佛陀的眼睛吧。杂文报 文/吴营洲

遛遛狗

文/阿也

我总在揣摩那些狗们的心情。那些男狗女狗，长毛狗短毛狗，大耳朵狗和小耳朵狗们，它们通常看上去兴高采烈，摇头晃腚，和周围的神色麻木，表情沉郁的匆匆行人们形成强烈反差―――世界是一样的世界，可是不同的生命却有不同的感受。

养狗的人家大多都要出来遛狗，有的选择在清晨遛狗，有的选择在中午遛狗，有的选择在晚上遛狗，还有的一种选择在这三个时段都遛一遍―――摊上这么好的人家，这狗也算是前世修来的福分。

我身边有几个养狗的朋友，据他们分别对我描述，他们家里的各自不同性别、种族、年龄与气质的狗，无一例外都有这种被牵出去遛一遛的生活习惯，如果哪天主人实在是有事而抽不开身或者干脆是忘了把它们牵出去遛一遛，它们就马上会用狗的方式进行抗议或者报复，这包括把你的袜子藏起来，把你的鞋咬坏，聪明伶俐一点的还会进行一些更能体现智慧的破坏，比如跳上茶几把你的手机叼走，或者是从书桌上把你正看到一半的小说咬碎，最傻的也懂得要在房间中间撒上一泡尿，这些可怜的小东西虽然有时候能听得懂我们说的话，但是它们却无法向我们用语言表达什么，就像我们能随时随地地叫它们的名字，它们却不能亲昵地叫我们的名字一样，所以大家一致认为狗之所以有被牵出去遛一遛的欲望，实在是一种生理兼心理的双重欲望。

在初冬的街头，每当我看着那些穿着各种颜色小花衣服的小狗们被主人用一根小绳子拴着到处乱走的时候，我都会想，它们可有什么美的呢，它们的视线那么低，出来看到的除了穿着各种各样的鞋子的人脚就是车轱辘，好不容易碰上一只对路的年轻异性，还得因为种族和身份的差异而被生生地拽走。但是它们就是高兴，因为这是户外，这里有新鲜的气味和生动的空气，这里有形形的不同生命间的不同邂逅。

我一直在揣摩狗的心思是因为最近周围的朋友都在疯狂买房子，受他们的影响，我最近一直也在思考户内生活与户外生活的关系，我得出的结论是对于一个有些精神活动的生命来讲，再好的户内生活也会使人麻木甚至厌倦，只有那些脚踏实地的户外活动，才会让我们保持心底的平衡。或许把买房子的钱拿出一部分来用于户外运动去远方与旅游，得到的价值回报要比一个大房的多些。

当然闷在家里的时候，我们也不会在房子中间撒上一泡尿，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没有谁是你的报复对象，除了你自己。所以无论在精神上还是行动上，能经常牵着自己出去遛遛，是一种不错的人生态度。

其实一只狗的快乐与一个人的快乐，也许差别并不大。

工人葬身火海与勇敢何干

据报道，广州花都区狮岭镇前进村一工厂发生火灾，造成7人死亡，9人轻伤。经消防部门检验，事故是因电线短路引起。在11月22日的庭审中，被告老板温志明承认所有指控，但其律师竟称，7名工人命丧火海是因为他们不够勇敢，未能在事故发生时破门而出，因此不能将他们的死算在温志明头上。

这名律师的高论让人目瞪口呆。作为律师，为维护被告人权利做辩护无可厚非，但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对被害人进行攻击和侮辱，则是丧失职业良知的表现。

无疑，要求7名被困于火海的工人勇敢出逃，代表了个别企业主对安全生产的理解。由于某些地方政府部门的监管不力，使不少个体私营企业主的逐利本性无限膨胀，为获取最大收益，他们无视安全生产、法律法规，不顾政府的三令五申，对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一再削减，把工人们推向险境。硬件匮缺、技术落后、管理混乱，想安全，只能寄望于工人们眼疾手快，自己躲避灾难，或面对大火和爆炸能够勇敢勇敢再勇敢，破门而出抢回一条命。如此行径，是对他人生命安全的侮辱，更是对法律法规的粗暴践踏。如此荒唐的要求，怎能当成理由当庭陈述？

为劳动者提供安全的工作条件和环境，是业主的职责，这种法律和道义责任永远也推卸不掉。我们不希望在类似案件的庭审中再听到这种责难。

大河报 文/张培元

面罩遮住谁的羞

文/临风

“面罩”一下子成了搜索引擎上的热门关键词，这主要因为与性有关。一个名为《面罩》的深夜性访谈节目最近被广电总局紧急叫停。其原因是制做此节目的传媒公司没有制作经营广播电视节目的资格。

虽然《面罩》未能面世，但其创意却是显而易见的。笔者个人认为，如果《面罩》没有被叫停，很有可能成为2005年炙手可热的火爆节目。以性为主题，以当事人访谈为主要内容，通过讲述个体的性故事，以从未有过的广度和深度揭示中国公众普遍存在的性心理和性社会问题。试想，这样的节目能不精彩？在中国人刚刚摆脱性蒙昧期的阴影之下，拿不相干的人的性事来说事，加上一个半遮半羞的面罩，给人们所带来的丰富想象绝对具有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在暧昧的夜晚，人们可以舒服地躺在床上，无所顾忌地窥视别人的性经验，从而丰富自己的…… 这种诱惑真是可想而知了。

节目制作方曾经这样表示，他们的原本目的是为了普及性教育、让含蓄的国人大胆说性。但在未婚同居、包二奶盛行、艾滋病肆虐的时下，一个谈个人性经历的电视节目真正能起到教育功用吗？国外一些电视台为了吸引收视率，已经让播音员赤身在镜头前播新闻，收视率的骤升实是让一些人心痒难忍了。想必在他们的长远发展计划里，面罩也许只是一种暂时的过度吧。在我们看，这个面罩与新闻实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用性教育功用遮住张开大口的收钱袋，面罩到底遮住了谁的羞呢？

一流大楼一流大学是误读

最近，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杨福家教授写的一篇文章，在部分高校校长手中流传。他直率地发问，当很多贫困学生因付不起学费无法去报到时，我们有什么理由超大规模地扩建校园，建造豪华的标志性大楼？

"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也。"可是，看看周围，建一流大楼仿佛成了建一流大学的代名词：某大学为迎百年校庆兴建的标志性建筑―――建筑面积达11万平方米的双峰裙楼（双峰各有33层）将于明年竣工，这无疑是世界高校中罕见的高层建筑；某市的大学城，宣布投入50亿，规划面积70平方公里，相当于26个北京大学的面积。正如舆论反映的，中国高校的圈地运动如火如荼。

建一流大学必须有一流大楼吗？目前，在世界大学排名的各项指标中，并没有校园面积、建筑面积之类的项目。如世界排名名列前茅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占地不过1820亩，要论建筑规模与豪华程度，这些世界一流大学普遍赶不上国内很多普通高校。

大学非大楼，那为什么很多学校非得把一流大学与一流大楼等同起来？媒体曾报道这样一件事，英国诺丁汉大学曾得到了1000万英镑的捐款。学校讨论这笔钱的用途，一致决定以5万英镑的年薪，从世界各地引进200名优秀人才。

对此，一位中国大学校长感慨：“这笔钱如果到了中国高校手里，第一个用途很可能就是拿来盖楼。”透过这个例子不难看出，把一流大学与一流大楼等同起来，与教育管理者的观念有关。

深圳商报 文/孙秀岭

重点高中理应画上句号

伴随上海市民近半个世纪的重点高中称谓即将退出历史舞台。今后，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这一称谓将会全面代替原有的市重点与区重点的叫法。

重点高中，不仅上海有，全国皆有，流传至今足有几十年的历史。从省重点、市重点一直到县重点乃至镇重点，无形当中给各个学校画上了不平等的地位线。所谓重点高中，实际就是当地政府集中人力、财力、物力重点建设的中学的称谓，强调的是其教育资源的优势。对重点高中自身来说，这种优势由于缺少后顾之忧，并不一定能成为动力；相反，却很可能成为阻碍其进一步发展的累赘。对其他非重点高中来说，这更是一种起点上的不公。

重点高中往往都是能上不能下的，类似于终身制。这很不利于中学之间展开合理公平的竞争。而且，重点高中一直有定额限制，并不能做到对该奖励的学校都奖励，不能把称谓激励先进的作用发挥到最大。不仅如此，重点高中的评选，过于强调硬件建设，而忽视了教学以及管理改革等软件建设。然而，硬件总是与政府的投入和支持成正比，只有软件才真正是学校努力的结果，也最能反映问题。蔡元培说，大学非大楼之谓，乃大师之谓也。我想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中学。

尤为重要的是，重点中学的官方意味太浓，换句话说，重点中学更多的只是政府眼中的重点。这种自上而下式的评选，使得学校失去了改革和创新的勇气，教育文件成了它们教学实践的惟一指导。然而，学校办学质量的好坏，社会公众才是最好的裁判。

新快报 文/止凡

星相人生

文/小白

科学与迷信似乎总是只差一步之遥。当现代科学全面取代了人类借助生活经验与自然敬畏而产生的迷信之后，谶纬与星相随之成为博物馆的历史遗存。但谁又能想到，现代生活的富足无法弥补精神空间的虚无，星相与占卜如今又卷土重来。

占星术等学说之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大行其道，靠的就是“信则有，不信则无”的心理施压。老祖宗之所以迷信，来源于他们对世界认知能力的有限和面对自然时的无能为力。在这个时代，我们已经有能力洞悉世界的奥秘，但这些科学的解读方式并不能满足某些人需求，于是，迷信就成了许多人生活中的法则。他们与其是在相信传统，倒不如是在安慰自己，依靠迷信的影响获取生活的动力。

电视台不断播放着深圳某公司“根据姓名预测人生”的广告；我的手机里也有一个专门教你如何把握机遇的“每日运程”功能；我所在的小区里新开了一家书店，孩子们最喜欢的书是“八字学说”、“占星术”、“星座前程”之类的流行读物。在新思维的包装下，这些林林总总的“封建残余”无一不有着时髦的名字和娱乐大众的消遣功能。孩子们对谶纬传统与星相学说到底懂多少，似乎不是大家关心的焦点，大家只注重娱乐的过程和这个过程所带来的利益。在这个时代，迷信的卷土重来，打着娱乐的幌子，暗藏着利益的动机。

大家其实并不怎么相信这些古怪的学说，但大家都相信美好的祝福会让自己心情愉悦。因为我们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我们惟一错误的就是选择了一种错误的方式来消遣压力，愉悦人生。

柏杨论国人

一九八二年，台北最大的一家报社举办一连数场的讲演，邀我参加。我拟定题目："丑陋的中国人"，想不到立刻就被打回票，主持人告诉我说："中国人有什么丑陋的？你关住门说给自己听吧！"结果不声不响，就把我从名单里开除。

一九八三年，位于台中的东海大学学生自治会，邀我讲演，我讲的题目仍是"丑陋的中国人"。自治会主席问我能不能改一下题目，我说："再改仍是丑陋的中国人"。他请示训导处，同意名字可以不改，但内容不要太过分。我当然遵命，但有一个请求，就是给我一个完整的录音带。学校答应的声音如雷贯耳。讲演那天，进到大礼堂，发现前四五排，坐的全是军事教官。会场虽然挤满了学生，气氛却显得肃杀。讲完之后，大家依例鼓掌。过了十几天，学校把录音带寄来。放在录放音机播出："各位长官、各位同学......"接着是一片寂静，惟一听到的是带子旋转声，原来是一卷空白，所有的讲词，全被洗掉，多少有点伤感。对付我这样一个微不足道的、出狱不久、狼狈不堪的专栏作家，一个堂堂大学堂，竟用这类小动作相待。

次年，一九八四年，我和香华一同接受美国爱荷华大学写作计划的邀请。在五月花大楼住了三个月，我们充满了惊奇、愉快、满足和丰富的回忆，其中的一项就是我在爱荷华大学，再次讲演"丑陋的中国人"。在一个可以容纳一百人左右俱乐部的教室里，听众三分之二是黄色同胞，三分之一是白人朋友。

我不再叙述讲演的过程，只说讲演结束的时候，刹那间，我感觉到一片幽静，好像深谷那样的幽静。连一声礼貌性的鼓掌都没有，而听众们却一个一个站起来，纷纷离席。我期待握手、寒暄的情景，没有出现。一位台湾留学生，开车把我送回五月花。一路上，我们相对无言。一直到了五六天后，一卷录音带，才辗转到我手上，不知道是谁送来的。香华请一位华人朋友吕嘉行先生帮我整理下来。假设这时候，录音带发现空白，我一点也不稀奇。然而，吕先生全部记下来之后，竟没有一点空白，真是感触良深。我们的东海大学和人家的爱荷华大学，在这一点小动作上，怎么竟有这么大的落差？我向爱荷华大学致敬。

一九，我第二次回到大陆。在香港一下飞机，立刻陷于闪光灯和记者群中。有记者问："你对'丑陋的中国人'的遭遇有什么意见？"

我能有什么意见？

然后，二三年，神舟五号发射成功，北京新华社一位记者先生，用越洋电话向我访问。我为这项成功感谢上苍，但他告诉我一个消息，说："可是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府应该把制造航天飞机的经费，救济嗷嗷待哺的穷人。"我问："你们对待这些反调，采取什么行动？"他说："什么行动都没有，谁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刹那间，一片光明，在我眼前升起。我感觉到中国的科技不但在进步，而且我们的人文素质也同时在提升。《丑陋的中国人-大陆版自序》 文/柏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