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 第12期

巴金曾把人的生命比作水流。他说：这股水流从生命源头流下来，永远在动荡，没有东西可以阻止它。在途中它还射出种种水花，这就是我们生活的爱和恨，欢乐和痛苦。

100多年前，四川成都市正通顺街上有一个李姓的大户人家，因为祖上做官,积下了很大的产业，兴盛时，李家光仆人就有50个。

1923年，这个家族渐渐衰落，富贵如浮云渐渐散尽。

那年春天，这个大家族中的长房一家去街上照了一张合影。（图2）

继母和李家五兄弟，后排最右边是19岁的李尧堂，他以后改名叫巴金。照完相后，巴金和他的三哥就要去上海念书。振兴家族，光宗耀祖是家里的希望，但巴金的心里却是别的想法。

巴金研究专家李辉：他自己是抱着一种信仰无政府主义，信仰社会公平，打破阶级压迫，乌托邦这样的社会理想，离开四川的。

1923年5月的一天，巴金开始了人生第一次远行。

离家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有自由的喜悦，又有对家深深的忧伤。

巴金说，一个理想在前面向我招手，我的眼前是一片光明。我离开旧家庭就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我没有一点留恋。

巴金最初的记忆里，4岁那年，因为父亲去广元任知县，巴金随父母去了那里。深深的县衙大堂，留给巴金可怕的记忆：作为知县的父亲大堂审讯犯人，两边站着拿刑具的公差，犯人跪在下面，一上来，公差把犯人按在地上，打一百个板子，犯人哭着求饶，直到皮开肉绽， “犯人”才如实招供，最后，还要向审问官大喊一声：给大老爷谢恩！挨了打还要谢恩，封建时代奴性中国人的形象，缠绕了巴金一生。

1911年，辛亥年，父亲卸任广元知县，巴金跟家人一起经过著名的剑门关，回成都老家，此时的中国已发生了巨变。

辛亥革命爆发，满清专制被，中国在缺乏思想和经济的准备下冒冒失失地闯进了民国时代。在这动荡的年份，作为旧式大家庭的李家也发生了很多事情。

1914年，巴金最敬爱的母亲因病去世。三年后，巴金的父亲也死了。（图3、4）

巴金在回忆文章中说，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也使我懂得了更多的事情，我的眼睛好像突然睁开了，我更看清楚了我们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面目。这个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友爱的表面下我看到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石块重重地压着，我不能够动弹。我不能够摔掉肩上的重压。

不幸的是，1920年，巴金的祖父也死了，死亡是这座深宅大院留给巴金最深的记忆:六十多岁的老书童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因为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为乞丐,最后冻死在街头,一位老轿夫被人诬蔑偷东西,用一根裤带吊死在大门里面,从小照顾巴金长大的丫头和女佣也先后病死在那里。

军阀割据的炮火也总是惊扰着这个大院。

李辉说，生活在一个大家族中，几代人在一起，四世同堂这种氛围，对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确实有一种恐惧，有一种压力。

少年巴金是忧郁的，他在思考，在寻求解除恐惧，释放压力的出路。

80多年前，巴金和他的同伴经常聚会，相互传阅进步书籍，出版刊物。那时巴金还参加了一个无政府主义团体“适社”。因为那年冬天，他看到一本小册子，介绍了俄国著名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克鲁泡特金。他的文章《告少年书》，让巴金真诚地相信：只要奋斗，万人享乐的新社会与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就会立即消失。

巴金在回忆文章中说，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那些日子里我觉得十分快乐。我只有一个希望：谦逊地牺牲自己，不要人知道我的姓名，知道我的一切。我的心中只有对朋友们的友情和对人类空泛的爱。

1923年，巴金经过近一个月的航程，来到大城市上海。那时，他不仅仅是个初次离家的少爷，也不仅仅是个青年学子，他已经成为一个确定信仰和奋斗目标的战士，怀着极大的勇气来面对外面广阔而又陌生的世界。

来到上海后不久，巴金考上了南洋中学。不久，又去了南京就读东南大学附中。

离家的最初4年间，他奔波于上海，南京，北京三地，结识了国内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办刊物，写文章，翻译作品。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巴金忙碌着，漂泊着。

1927年，巴金再次远行，从上海乘船前往法国。在船上，他写信给朋友说，我现在的信条：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些需要爱的，恨那些摧毁爱的。

李辉说，当时法国是世界无政府主义活动中心，尤其十月革命之后，俄罗斯的一些流亡者，集中在法国，巴金到法国去，也是为了社会革命，为了融入到世界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之中。

在法国度过一段孤独寂寞的日子后，巴金开始翻译俄国革命家的传记，这也刺激了他的文学想象力。在法国略显寒冷和破旧的公寓里，巴金开始了小说创作。

巴金回忆文章说，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了上海的活动和生活，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快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的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

巴金研究专家李存光说，他要通过这本书，告诉他大哥，你的弟弟要干的是什么事，要走的是什么路，跟你所期望的完全不一样。

1928年10月，巴金的第一部小说《灭亡》出版，小说写了一个蕴蓄着伟大精神的少年的活动和灭亡，极像当年巴金的心态。他强烈感受到无政府主义理想的遥远和改变中国残酷现实的困难。

在法国生活了两年后，巴金回到上海。小说《灭亡》的出版激发了创作的欲望。他准备再写作一部名叫“”的作品。

就在那时，一直资助他的大哥从成都来上海看他。

一同欣赏着他们喜欢的歌曲，兄弟俩开始了交谈。

巴金回忆文章说道，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巴金的大哥是李家的长房长孙，父亲去世后，他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一切行为都得从家族的利益出发，由不得自己；甚至婚事，也是在祖父的主持下，通过抽签的方式来决定的。

那样的环境，一点点地吞噬掉大哥的热情和理想。

巴金大哥之子李致说，父亲本来也想到上海、北平去学化学，以后到德国留学，因为他是长子，必须承担起这个家庭的任务，所以他毕业以后，我祖父很快给他找到一个工作，没让他继续读书，他的美梦破灭了。（图5）

曾经的成都市劝业场是当年成都最繁华的地方，巴金的大哥中学毕业后就在这里工作,为了24块银元的月薪，他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政局混乱，战火四起，到处是一片流离失所的景象。

面对纷乱的世事，巴金的大哥背负着沉重的生存压力，作为一家之主，他一直苦苦支撑着日益破败的家庭，上奉继母，下养妻子，还要资助两个弟弟在外读书。

巴金决定以大哥为原型，创作一部小说《》，来揭示一个旧式大家庭衰败的历史。反映当时残酷的社会现实。

李致说，我父亲非常支持他，后来回成都写信给他说，我早想写了，可是我没有这个能力，现在你要写，我非常高兴，我要恭恭敬敬地给你鞠躬。他说写完之后你再寄给我。

巴金回忆文章说，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了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故事虽然没有想好，但是主线已经有了。我不是在写消逝的渺茫的，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

那段时间，巴金几乎不外出，闭门写作，并把小说的名字改成了“激流”，准备连载的报社也发表了预告。

1931年4月18日，《激流》在报上发表，也就在这一天，巴金接到了大哥自杀的消息，因为投资失败，家庭破产。

巴金说，我的悲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现在太迟了！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爱憎，我要对他讲的话全写到我的小说里。

巴金这部最重要的小说出版时取名为《家》，作品描写封建宗法制度的崩溃和革命潮流在青年一代中的激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无数知识青年读了这部小说后纷纷逃离旧式家庭，走向革命。这部作品也奠定了巴金在中国文坛中的巨匠地位。

但大哥的自杀，以及几年后三哥的病死，一直让巴金耿耿于怀。

李致说，他老是讲，我的两个哥哥都是因为没有钱才死掉的，现在我有钱了，我也没办法帮助他们了。平常我没有见过他流眼泪，但这一次他放声大哭。

《家》完成后的第二年，上海遭遇战火，日本飞机猛烈轰炸这座繁华的城市，巴金居住的住所也被炸毁，从此巴金开始了没有家的漂泊生活，他一边旅行，一边写作。每每想到日本侵略势力日益蔓延全国，而自己又处在流浪之中，巴金总会自言自语说：我不怕，我有信仰。

1937年7月，巴金搬到上海市霞飞路霞飞坊居住，这里成了他临时的家。他在这里过着隐居的生活，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9点以后开始写作小说。

10年时间，巴金完成了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的创作，这也成为巴金创作生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品。作品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那时，巴金会接到很多读者的信件。1936年，巴金接到一封特殊的信，信里夹着一张照片，写信的女孩叫萧珊，他们已经通信一年多，决定见个面。萧珊在照片的反面写着：给我敬爱的先生留个纪念。（图6）

巴金和萧珊在当时上海有名的新雅饭店见面，还是中学生的萧珊惊讶地发现，心中崇拜的大作家和偶像原來是一个个头不高，滿口四川腔，说话頻率很快，又不善言辞的中年人。而巴金也发觉，这个给他写信的大胆的诚恳热情的小姑娘，不仅纯洁可爱，而且有着一双可以透彻心灵的美丽大眼睛。

那年萧珊16岁，巴金32岁。（图7）

旧家庭的种种缺陷和罪恶，令巴金反感和憎恨，很长一段时间，他一直坚持独身，萧珊的出现，改变了巴金，8年后，他们结婚了。

经过20多年的漂泊，巴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一个充满温馨的家，伴随着他走过一生。（图8）

李辉说，他从一个反叛的、激情的，不顾一切的革命青年，转向一个务实的，有了中年心态的，回归日常状态的男人，和以前不一样了。

当年，巴金从成都离家远行，1941年，时隔18年后巴金再次回到故乡。以后，他还回来了4次，最后的一次是他83岁的时候。

经过岁月的沉淀，当年曾让人痛苦和仇恨的家也渐渐变得温馨起来。晚年他曾这样写到：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

在巴金童年住过的地方，有两棵当年的皂角树，当地人把它们命名为“巴金树”。大树历经100多年，依然茂盛葱绿。（图9）

巴金，字芾甘，原名李尧棠,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曾任中国作协主席。晚年，他创作的散文集《随想录》，影响深远，被誉为一部讲真话的“大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