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诗经》的内在结构看音乐与德

一、“诗”与“乐”、“乐”与“德”

《诗经》作为我国早期的诗文体，虽然当时为载道记事体释文，但从文字修辞、平仄韵律、表达意境方面都具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诗”是“乐”的文字表达形式，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这说明“诗”作为“乐”之文字表达形式，是用以言其志趣，抒其情感的。正所谓“诗言志，和于乐，归于礼”。据《史记・滑稽列传》记载：“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中国古时学校的教育内容。在《周礼・地官司徒・保氏》中讲到：“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即礼、乐、射、御（驭）、书、数。将“乐”排为第二。

《礼记・乐记》载到：“德者，性之端也。乐者，德之华也…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唯乐不可以为伪。”“乐”是“德”的完美体现。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就是说，音乐是一种非常严谨而又科学的艺术形式，它与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密切相关，音乐作品是将纸面上的符号变成活生生的音响，传授给人们，通过人的听神经刺激，接受音乐信息，得出的心理活动。

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音乐与德同属意识形态范畴，此种观点已被近世学人所推崇。以我国古时乐歌总集《诗经》为例。《墨子・公子篇》有“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之言。这说明《诗经》中的诗都是能唱的歌曲。编者依其诗文内容不同、音乐特色各异，将《诗经》编为三部分，《毛诗大序》认为：《风》为地方乐调，是个人“发乎情，止乎礼仪”，而反映了一国之政治、风俗；《雅》为正声乐歌，则是“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言王政之所由废兴”，反映国家的治乱兴衰，政有大有小，故有小雅、大雅之分；《颂》为舞蹈配合的乐歌，是“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可见《诗经》的编纂者在编排整理中，并非止于平衡乐调、整饬文句，也不仅仅在功效（燕享、朝会、祭祀的演奏）上作技术处理；而是站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度，秉承前人的思想成果，即社会观、道德观，将日益深化的礼仪、仁德思想内容按其内在结构和严密的逻辑编排部勒，使乐歌总集《诗经》不止成为一部优美动听的演唱底本，同时也成为意识形态方面能动、积极的宣传工具，是一部教化性极强的音乐思想库。

二、《诗经》的内在结构

1.《关雎》为《风》之始

《关雎》处于《风》的首位，客观分析她不仅是一首求偶的恋歌，作者通过察民情、观民风、解民俗，浓重渲染出“寤寐思服”的女子形象。这一喻意，涵纳着中华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中所普遍认同的对于女性形象的价值标准、道德标准的共同心理取向。故赋予了此类音乐强大的生命力。文学家、音乐家们依此为自觉意识，表明以《关雎》为代表来自民间、民俗的这种审美心理的成熟性。尽管《诗经》整理者有其明显的采诗、删诗之意，但《关雎》骨子里是地地道道的民歌。

塑造典型女性美意义在于，治国当以治家为基点，由小家的美满、稳定进而风化天下；让美妙诗文之核心“仁、德”之风，乘甜美、细腻、娓婉、动听的乡土之“乐”风化国人；使人们在不断传、仿诗文中人物行为的同时，渐入人性自觉状态，以达移风易俗、行教化之目的。

2.《鹿鸣》为《小雅》之始

《小雅》中的乐调出自镐京民间成曲（土风）。因诗文、曲调均短于《大雅》，后世称“短令”。《鹿鸣》集中体现了周初亲和意识，强调周室内部自我调节。亲善协和、稳定宗族大义，正是治国行政重要基础的要件。

在燕饮的同时让优雅、清心、深邃、舒缓的孔昭德音透过王、侯、官、吏的躯体传入他们的心灵，让音乐去泯灭心中的燥火，使怨刺化为忠谏。以达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谏而激亢、怨而不怒的亲善协和、遵从“仁德”、伦理教化之目的。

3.《大雅》之首《文王》

《大雅》均为周上层贵族所作，配曲多为王室乐官谱。因其诗、曲均长于《小雅》后世称“长调”。

《吕氏春秋》记载：“文王在上……其命维新”。反映出周初之始。完宗法、树德风、求贤才、修邦异，申明周人治国根本法则。同时周人以新视角创建了上帝与先祖神人既分又合的“天人合一”逻辑，形成周人立国、治国理论基础。《文王》以海纳百川的厚德之风，居于总谱之位，以宏大、鲜明的主题音乐牵领着《大雅》勤政树德，言大政、论大事。

4.《清庙》为《颂》之始

《颂》重大典礼演奏的乐歌。用于祭祖，大射、视学及两国君侯相见典礼中。其源于民间的巫歌。周《颂》为周史官与乐官所作，去舞改乐歌形式。《颂》重在展示宗教形式之下展周人丰富精神世界，塑王朝统治完美形象。

《清庙》为始，反映了编《诗》者是以文王形象凸周德周政，将文王之政作为思想资料融于诗集，以庄严、肃穆的礼仪、乐歌来祭奠先祖。使之成为一部完整的思想政治体系影响社会的深刻用心。

综上所述，《关雎》为《风》之始，是以女性美德而使小家美满、稳定；

《鹿鸣》为《小雅》之始，是运用“乐”的方式，教化人与人之间应遵从“仁德”；

《大雅》之首《文王》，是向人们提出：要关心国家大事；

《清庙》为《颂》之始，是以庄严、肃穆的礼仪、乐歌规范人的心理行为。

概言之，由以上印证出“四始”之说，既理出了《诗经》的表面排序，又道出了严密的内在结构，并且清楚看到《诗经》不仅仅只是文化的传承、历史的记载，更重要的是周人以《诗经》为载体扬“仁、德；礼、乐”的思想主题，行教化于天下。

二、“乐由天作，礼以地制”乐和礼归焉

“周公制礼作乐”确立了嫡长制、分封制、祭祀制，系统地建立起“礼、乐制”，这在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孔儒作为“礼、乐”制的继承、维护、传播者，正是以“礼”培育、塑造人性，即从超个体并塑造个体生活规范“礼”出发，非个体存在。即人并非机械的、固化的，不加思索的依照“礼”所规范的典章行事，而是须在经过接受“礼”的多重训诫中不断思考，在渐悟、自省中使自身内在心理的意念、情感、价值取象上不断升华，完成自我，走向自觉。杜预注说：“为礼以制好恶喜怒哀乐六志，使不过节”。《礼记・中庸》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讲人的各种情感心理也必须受“礼”所规范的要求去塑造自我。

冯友兰指出：“‘礼’是表达情感的诗和艺术”。梁漱溟道：“人……更在其富于情感。情感动于衷而形著于外，能从外而内，以诱发涵养乎情感也。有发抒，有节蓄，喜怒哀乐不失中和”。而“礼”作为从外部强制规范、约束的秩序，它与人这种高级动物个体自然性的关系，常处在对峙状态中，也就是说当“礼”一方面在内容上演化成为法规、制度，另一方面在形式上又日渐变为纯粹的外表、仪容的时候，它与人的内在心理情感的联系就更为稀疏甚至脱节了。本来将理性、社会融在情感性、自然性之中的原始的巫术图腾活动，发展定型为礼制后，这个交融的方面便不得不由与“礼”并行的“乐”来承担了。《周礼・春官・大司乐》载道：“乃奏黄钟，歌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应钟，舞咸池以祭地示。”可见“礼、乐”并论说明二者所处同等地位，亦表明二者既同一又分化，既合作又分工的特征。《礼记・乐记》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乐由天作，礼以地制。过制则乱，过作则暴。明于天地，然后能兴礼乐也”。

《礼记・乐记》道：“乐由中出，礼自外作。”致乐以治心，治礼以治躬。当“乐”直诉人的心境时，自外部规范的“礼”才能与“乐”构成“乐和礼归”相辅相成关系。因“乐”与“礼”两者都在维护群体既定秩序的和谐。但“乐”与“礼”不同之处在于，“乐”是通过群体情感交流内在引导达到和谐，是通过陶冶性情、塑造感情以建立内在人性，在感性与自然中建立起理性，来与“礼”协同一致，故“乐”比“礼”作用更直接。“乐”既然源于祭祀，且效用于人际，那么“乐”所追求的就不仅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同一致，而追求的是天人关系的协同一致。从总体看“天人”协同所讲的核心是“和”，这个“和”又是通过个体心理情感器官感受的“和”来实现的。

“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怨而不怒。”音乐艺术的价值，就在于建造这样一种普遍性的情感和谐的形式。所以《礼记・乐记》说：“乐(Yue)者，乐(le)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乐必发于声音，形于动静，人之道也……。”然《史记・乐书》又道：“满而不损则溢，盈而不持则倾，凡作乐者所以节音”，皆为“和”之道。可谓“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礼记・乐记》）

在“乐和礼归”理论中，特征便是通过情感塑造的中介，把“乐”（艺术）与政治密切地联系起来。因“乐可以善民心，其感人深，其移风易俗。（《礼记・乐记》）”又因“乐”表现的不同会折射出不同的政治状态和社会氛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礼记・乐记》）”不同的“乐”调，不同乐器的声响，可唤起具体的政治意识。如《礼记・乐记》言：“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论语・阳货》）”可见“弦歌之声”首先是与“治道”（政治）相联系。《乐记》“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以道制欲，则乐而不乱；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说明“乐”是“治道”中锐利的武器，而和其“志”字则是发乎情且达其意之“志”。可见华夏上古作为体制构建的“礼乐”制中，着力强调的是“和、平、节、度”，以服从社会政治秩序和人际关系。

《诗经》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

诗、歌、舞、乐之间唯乐不可以伪，因“乐”可自通诗文真谛，有度舒张诗文内涵与情感，又可调节歌、舞表向与内在的和谐统一。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乐”与“礼”的目的相同，都在维护和巩固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

第二，“乐”是通过内在感情的自然性群体情感的交流与和谐，建立起礼性、社会性，来达到与“礼”协同，进而维系社会的和谐有序。

第三，“乐”所追求的是，通过个体心理情感的官能感受，跨入“天地”、“人际”、“天人”之“和”的完美精神境地。

概括地说，从《诗经》内在结构看，“乐”在追求人生中最高的精神境界，是“德”的完美体现。是治国平天下的重要手段之一。

马西平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艺术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