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一中文市场的大时代詹宏志谈华文出版

书香:在大陆出版合纵连横的时代,作为一名前台湾出版人,您如何看待台湾的出版?

詹宏志(以下简称詹):我没有办法代替我的台湾同行发表什么观点,但是如果今天我还在从事出版的话,哪里有读书的人,哪里就有我服务的人,我的范围是没有限制的,除非有人限制我。在过去我是不能做这个事,因为我受到限制。在城邦的时候,我一年授权到大陆来的书大概有超过2000种,量其实不少,但是我不能做第一线的出版,不能直接去理解读者在想什么事,我也没办法去想象社会在这个阶段需要哪一类别的选题来和读者对世界的想法对应,这本来是出版最有意思的地方。

对台湾的出版者来说,他有幸运和不幸的部分,幸运的是他使用中文,中文现在是有价值的语言――有经济价值的语言,用中文可以产生很大的经济规模,这在我的时代是没有的。但他的不幸也是因为他使用中文,他可能会变成像新西兰那样,大家都有书读,却不需要出版社。现在台湾的出版,用中文这件事有它的挑战,因为中文正在慢慢形成一个有地方性特色的single language。

书香:“单一的中文市场”最早好像是由您在1996年提出的?

詹:不,在1986年就提出了,在香港的一次演讲中。在我看来,中文正在形成一个互通的、流动的世界。1986年的时候,两岸的出版交流还封闭,但已经开始流动了。那个时候我在台湾每出一本书,“警备总部”就会找我约谈一次,可是已经不会把我抓起来了,已经进步了,我的上一代出版人出这样的书就会被抓起来。那现在呢,大陆出台湾的书大部分时候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所以内容的流动已经发生了,只是出版的行为还没有完全发生,你要到台湾开出版社可能还有难度,台湾要到大陆开出版社也还是不容许的,不过我猜想也没有很远。

在出版里,中文正在形成一个大的、单一语言市场。我不喜欢用“单一市场”这个字。这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参与的语言市场。可是当中文形成一个市场的话,就不只是使用中文的人,而是全世界都要进来这里,看看这个市场可以怎么做。美国人要来,日本人要来……他们会把他们的知识用中文的方式表达,他们会通过各种方式跟大陆合作,甚至未来如果许可,他们也会把大陆最大的出版社买下来或者做投资,这些事都会发生。

从某个角度看,台湾的出版者面临的,是在一个中文化市场大规模化里被风险化的处境。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大陆出版不会留在这里,它会继续发展,而且会有跟世界流动的开放性。到那个时候,对中文内容有了解的人,又有一个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会比过去单一的台湾市场要大得多。当然从台湾的出版社来说,关键是你对出版的理解是不是比别人多,如果你能把自己变成那样的人,我觉得那是一个大时代,一个对台湾出版社来说很有机遇的时代。

书香:您觉得,现在两岸四地的华文出版市场跟您1986年所设想的单一语言市场是否接近?

詹:就差在出版上,内容和读者都没有差距,对作者来说没有问题。就出书的人来说,书在哪里出是没有限制的。对读者来说,只要你愿意读也可以买得到,现在是中介服务出版来说还有蛮多的限制。

出版历史会影响未来

书香:在单一的中文市场里,两岸四地各自的核心竞争力在哪里,或者是说他们擅长的地方在哪里?

詹:擅长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过去他累积了什么know how ,让他未来有位置;另外一个意思,他寻找自己什么样的定位,想要努力去发展它。一个是主观的,一个是客观的。就历史上来说,台湾这几十年出版的发展,如果去东南亚看图书市场,是可以看出一点讯号来的。因为海峡两岸对书的流动和管理是有一点限制的,所以你看不出来个别书的优势和劣势,但是跑到其他地方去看就不一样,比如说香港,简体书和繁体书肩并肩放在书架上的,某些书读者会选大陆的,某些会选台湾的,那个时候你就会看出来,某些书台湾是有优势的,某些大陆是有优势的。

马来西亚吉隆坡最大的书店叫纪伊国屋,是一家非常漂亮的,日本人开的书店。里面摆放的书,70%是英文书,30%是中文书,但这是一个讲马来文的国家。它本地出版的书很少,都是些跟教育有关,跟回教教义有关的书,还有就是由国家赞助出版的文学书,一些很畅销的杂志和报纸,这是马来西亚出版大致的情况。我们再来看 7:3的比例,对马来西亚人来说,要取得比较多的、有教养的知识,他们至少需要学习一门外国语言,要么是中文要么是英文,不然他们得不到足够的知识。再来看架上30%的中文书,有七成来自台湾,三成来自大陆。你再看类别,会发现,对马来西亚人来说,他要看的并不是黄春明的小说、白先勇的小说。小说的文学性可以共同,但是社会性,就只是爱好文学的人会去关注,所以那个比例是一定的。对马来西亚的学生来说,他为什么要费尽力气去学一种陌生的文字呢?他是学简体字的地方,但是他买70%的繁体书――因为有几类的书,对马来西亚读者来讲,台湾书还是比大陆的亲切。

比如商管类。大陆这几年也出版了很多――这和整个社会的经济发展有关系――可是出版的时间很短,也就只有这十几二十年,所以尽管书出得这么多,但是品质是没办法保证的。在美国出一本管理类的书,每一本新书如果没有做到经典没有做到的事情,是不可能被出版的,因为有累积的知识做基础,新书一定要有新的东西。台湾follow这个事情已经20年了,现在慢慢已经积累一个概念:如果这个人在书里说的概念没有超过前人的,就不要出。如果一本新的商管类的书出版,一定有一个东西是可以说得出来的――编辑可以说得出来的,出版社可以说得出来的,书店可以说得出来,读者也说得出来。

但是在大陆这是不可能的。所有的书,好的坏的全部一起出来,你要自己想办法,因为你在这个阶段。70年代的书,80年代的书,2000年的书一起出来,你甚至来不及辨别它的历史渊源,谁在前谁在后,因为它都是新书。在大陆,这样的出版没有问题,因为有大量的人要工作,会去验证、消化它,再过十年顺序就出来了,就会产生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可以跟台湾的书比。可是现在,台湾每出一本管理类的书一定比大陆的要好很多,因为它有一个背景:出错了没有人会理你,书评人不会给你好评,读者不会买账,因为读者也已经是内行了。这样的书,经过台湾出版人的挑选再出口到东南亚国家,对他们的读者来说,脉络是很清楚的。

运用知识类的书,讲桥梁的、机械的,东南亚国家的读者过去仰赖台湾书几十年了,现在大陆书虽然是一个新的来源,但语言环境不一样,专业名词不一样,他要重新接受。这个需要大陆海外移民的数量慢慢增加起来才有办法替代。实际上,台湾影响东南亚等其他华文阅读地区的真正力量,是来自运用科学、生活类、商管类的书籍,而不是文学书。这个是你可以看出来的,它跟每一个社会的出版历史有关系。

香港呢,它在entertainment这件事上是很有优势的。在今天,没有人能够出到原产地像金庸这样的小说。这是香港作为娱乐中枢时期所产生的东西。现在虽然来到一个高度,其他地区也还是不容易产生超越香港高度的东西。不过现在的香港,原有的一些优势散得差不多了,所以它的未来是比较难的。

书香:我曾经听过关于香港出版的一种说法,“越香港越世界”。

詹:有道理。未来香港也许有一个位置是有机会的,它毕竟是跟世界有最多联系的一个华文地区,所以如果它愿意做华文地区往英语出版的总,是有可能的。就是说,它尽量发展英语出版业,但是讲的全部是中文世界的事,出一个《中国法律五百问》、《中国投资五百问》之类的东西。香港是完全理解西方的,它接触西方的时间比大陆长,大陆人出这类书不会比香港厉害,因为你不知道西方人需要什么,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产生误解。对香港来说,要把一本书送到英国的出版社、美国的出版社是比大陆容易的。

回到东南亚华文出版的发展。要看它有没有能力变成解释整个东南亚地区的how。东南亚跟亚洲地区命脉相关,东南亚的华文出版如果能做到有能力解释印度、南亚等不同国家的政治、宗教、市场的出版和研究,它会影响其他的华文地区。因为我们也需要知道那些地方发生的事。我在马来西亚有分公司,可以轻而易举找到会讲马来文的华人,他讲英文也没问题。对他来说,整个跟马来语地区相关的地区,从马来西亚一路到印尼,这两亿多的人口,他全部是通的,而且历史他是了解的,因为他是当地人,他有可以cover一个地区的能力,如果你要进入那个地区,就需要那样的人。所以,他们当然有东西可以教我们。

中国对他们有多重要,出版就有多重要

书香:您如何看待华文出版在欧美地区的发展?

詹:不用很担心,这几年,国际上翻译中国的作品已经非常的热闹。余华啊,苏童……

书香:可是也就只有他们啊,其他的还是比较少。

詹:不不,你要拿这个跟十年前比。这个事情是中国对他们有多重要才可以解决的。我举一个亲身经历的例子。80年代,我第一次去法兰克福书展看西方国家怎么卖书。他们有很大的看板,把作家的照片做很大,然后你跟他约时间看书,他会给你看每本书的简介,你可以根据那些信息了解版权。我觉得这个方法还不坏啊,第二年就如法炮制,我有朱天文、刘克襄的照片和书,除了简介还有少量的翻译,这些外国出版社就说,“嗯,很有趣,但谢谢,你有没有易经的书?你有没有老子的?你有没有风水?”这个故事虽然发生在1985或是1986年,但是你可以把它放在现在来理解。中文世界里面不乏有作家的作品写得很好,比如大陆的经济学教授写一本经济学的书不一定会比一个美国的教授写得差,可是如果我把他的书推荐给美国的出版社,他们会不会出?不是这本书不好,而是他不需要,出版都是因为需要。我用80年代的例子来说,就选题而言,英语世界自给自足,但他有一些缺口,他没有写易经、中国菜的人,这是你中国才有的,这方面的选题他要买一点来补充缺口,那个他当时的处境。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现在中国变这么重要,对中国要有一个更高层的理解,这个缺口就变大了,所以中国历史的书要有一点、政治的要有点、旅游的要有点,这些选题就出来了。如果中国更重要,那这些也不够,连中国重要作者在想什么都变得很重要,中国最畅销的作者是怎么一回事也变得很重要,对他来说会影响好莱坞要拍什么电影。

所以,你必须务实地想,这不是民族自尊心的问题,而是相互需要的问题。这有一个过程,以目前整个大中华区的经济发展力量,这个事是会发生的。所以我说不要太担心,或者说太介意,太介意也没有用,太介意就会做很蠢的事。就像台湾过去会花很多钱把中文书译成英文,送去给外国人,再拜托他们印,补助他。为什么要花钱让别人家的小孩变聪明呢?要我来说,我宁愿花钱把所有的英文书都翻译成中文,让台湾的小孩变得聪明,我认为这个钱花得比较值得。这个是自尊心,觉得我读了他们的书,他们都没有读我们的书。他没有读你的书,之后是他吃亏,他的书你都读,你的书他都没读,再过二十年他一定比你弱的嘛,这个要看得开。我们蒙着头两种书都读,再过一两个世代,西方是会感觉痛苦的,因为他所有的行为你都是了解的,而他对你却是不了解,他要为这个付出代价。任何国家了不起的文化都拿来嘛,拿来中国就变强了。我宁愿花这个钱让更多的书可以译成中文,让使用中文这件事变得价值更高――我懂中文,我可以读的书是全世界最多的。这是一种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