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病赔偿模型及其对职业病预防的影响

摘要：现代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化大生产在为人们带来巨大物质财富同时，由于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新行业的出现，也产生了众多令人担忧的职业病伤害。与之对应的职业病预防与赔偿方式也日新月异。本文针对西方社会常用职业病赔偿方式从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分别对其在预防和赔偿领域的作用进行梳理，试图从中厘清各个赔偿方式的优缺点，为我国职业病预防赔偿提供积极的参考。

关键词：职业病预防 职业病赔偿 赔偿模式

从20世纪初期美国对职业病采取报告机制开始，职业病预防和赔偿已经历了近百年的发展。在近一个世纪中，劳动分工进一步细化，新的行业层出不穷，相比于百年之前，职业病的种类和数目大大增加。我国的职业病预防赔偿起步较晚，现状不容乐观。多年来，尘肺、矽肺、职业肿瘤、职业中毒等职业病患者人数高居不下，2009年的张海超“开胸验肺”事件将职业病赔偿和预防推到了社会舆论的风口浪尖。2011年的“毒苹果”事件更加暴露出了我国职业病预防和赔偿机制的诸多弊端。从这一系列的事件之中我们不难看出由于职业病预防和赔偿而引起的种种纠纷已经是剑拔弩张。

本文试从解剖职业病赔偿模型入手，以欧美国家的职业病赔偿方式为分析对象，试图以法学和经济学的角度从中寻找不同赔偿方式的特点和优势，并分析其对于职业病预防的不同影响。

一、职业病赔偿的主要模式

不同国家之的法律制度对于职业病赔偿，表现出几种不同模式。这些模式不仅在赔偿金额和受理时间上有所不同，而且对职业病预防亦有不同程度上的影响。有些国家中的职业病赔偿主要由社会保障体系负责承担，只要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职业病患者就可以获得赔偿，而不同类型的职业病之间赔偿的数目也相差不多。另一些国家主要依靠商业保险市场来提供职业病赔偿，通过不同的保险模型，例如第一人保险（first party insurance）或者责任保险（liability insurance）等方式对职业病患者进行赔付。例如法国、德国、英国对本国11种职业病都采用了这种特殊社会保险体系（social insurance schemes）。还有一些社会保障体系仅提供基本的赔偿（赔偿员工部分收入损失和医药费），若员工想获得全部赔偿，仅能依靠雇主的民事侵权责任，也就是说职业病患者必须通过雇主承担侵权责任来寻求赔偿。因此，在该职业病赔偿体系中社会保障和侵权责任并存。

上述不同赔偿模型不仅在赔偿成本和赔偿能力上有所不同，而且对职业病的预防会起到不同影响。虽然职业病预防机制大部分都依赖于政府规制，但是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意识到通过选择不同的赔偿模型可以对原有仅靠政府监管的预防机制提供更多必要的保障和激励。

二、民事侵权责任模型

民事侵权责任是指民事主体因实施侵权行为而应承担的民事法律后果。职业病赔偿中的民事侵权责任模型是指当雇员感染职业病时，雇主应当承担民事侵权责任，并对雇员的经济损失和医疗费用进行赔偿。经济学家认为，侵权责任模型的主要目的在于激励雇主做好职业病预防措施。该观点的出发点是基于雇主自身认识到可以采取一系列预防职业病的措施，避免雇员患上职业病后自己担责任。虽然如此，但是仍然有很多学者认为，民事侵权责任模型最多只能算作职业病预防体系的一个必要补充部分。这是因为：第一，在职业病预防技术手段上，政府往往比个人雇主知道得更多，也有更有效的预防措施；第二，如果该类职业病引起的个体经济外的损害要超过经济上的损失时，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由于雇主的民事侵权责任成本降低，民事侵权责任模型在预防时的威慑作用就会远远降低；第三，有很多导致侵权责任模型失效的例外情况存在，例如由于职业病患者在接触病源和发病之间一般会间隔很长时间，这不利于举证。此外，即使感染职业病，也不一定能够证明其与雇佣关系间存在相当因果关系。

为避免上述问题，很多文献表明通过引入安全条例来规制职业病预防措施。然而，安全条例也并不完全安全。安全条例往往缺乏灵活性，其规制内容随着时间推移很容易过时失效。同时，在行业利益团体的压力下，安全条例的内容措施很容易被控制导致预防效果降低，甚至无效。基于安全条例的疏漏，民事侵权责任模型成为了职业病预防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此种情况下，职业病预防主要依靠安全监管力度，落脚点在于日常的安全监管。

从职业病赔偿的角度来看，民事侵权责任模型的赔偿门槛较高，即职业病患者必须证明自身患的职业病与雇主之间存在相当因果之联系才能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要求雇主进行相应的赔偿。事实上，仅依靠自身所患之职业病而造成的伤害并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民事侵权责任赔偿。其基本原则还必须包括职业病患者必须证实他所患的职业病是由雇主的错误的方案造成的。因此可以理解成职业病患者必须证明其患病与雇主的行为之间存在因果联系。从荷兰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的职业病赔偿案例中不难发现只有极少部分的职业病赔偿是通过民事侵权责任赔偿模型，大部分是通过社会保障模型以及商业保险进行赔偿。

三、社会保障模型

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是指国家和社会通过立法对国民收入进行分配和再分配，对社会成员尤其是有特殊困难的人们的基本生活权利给予保障的社会安全制度。社会保障为职业病患者损失的收入和看病的开销提供赔偿，赔偿的数额与疾病或者伤残的原因并没有相关性。原则上，职业病患者也可以依照社会保障法提起赔偿诉讼，但是与通过民事侵权责任赔偿方式的全额赔偿相比，社会保障一般提供有限的赔偿额度，即只有生存保障功能（Existenzsicherung）。跟进一步，社会保障体系也会考虑患者的经济情况来决定最终发放的赔偿数额。这与民事侵权责任赔偿体系是不同的。在侵权赔偿体系中，只要符合具体条件要求就可以获得全部赔偿，而不需要考量个人经济状况。

社会保障体系是由公民共同构成。每个公民根据自身收入的多寡向该体系上交部分收入。因此，“工作的人”会为那些不工作（即对社会保障体系没有贡献）但却接受社会保障利益的人承担部分支出。

四、赔偿基金模型

在某些法律体系中，雇主仍需为职业病承担雇主责任，而民事侵权责任赔偿模型和社会保障制度之间的关系转变则导致了对责任法和责任保险更大的压力。此种情况下，无论是雇主还是雇员都对这种扩大化的责任颇有微词，特别是在职业健康领域。我们很容易理解作为雇主为什么会对这种扩大化责任不满意，但是相当一部分的职业病患者也不满于这种制度体系。它们抱怨说民事程序的时间太久，而打官司也需要花去他们大量的财力精力，同时法院对于雇主责任所能赔偿的数额通常也是未知的。更进一步，即使在持续一年的民事官司结束后，法院判雇主需承担责任，它们还需要面对雇主可能无赔偿能力，比如公司破产等意外情况。基于以上原因，很多学者认为应当建立一种区别于传统侵权赔偿的职业病赔偿方案。赔偿基金就是在这种情况应运而生。现在，赔偿基金在职业病患者试图通过侵权体系索取赔偿遇到困难时，提供必要的赔偿。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无论赔偿体系如何构建，其内在价值和出发点都应该以激励职业病防治为核心。这就意味着在赔偿基金的建立过程中也应当遵循风险差异化原则，换句话说，在设立赔偿基金的过程中，原则上高风险行业应当比低风险行业多出钱。这不仅为职业病预防提供了合理的激励，而且也相对维持了不同行业间的公平性。反之如果采用标准支出，即高风险行业和低风险行业对赔偿基金的贡献相同，那么则存在低风险向高风险的交叉补贴。因此，只有把基于风险考量来决定雇主的基金支出作为赔偿基金的标准，才能保证其对职业病的预防作用。

在具体实践中，赔偿基金也存在各种各样不同的类型。使用频率较高的通常为一般赔偿基金，它作为侵权责任模式和保险模式的替代品而出现。另外一种赔偿基金被称为提前支付基金，用于在民事诉讼中提前发给患者以治疗疾病。这种基金在受石墨伤害的职业病患者中较为常见，使其在长周期的民事诉讼过程中可以有钱治病。

五、商业保险模式：第一人保险、直接保险、第三方保险和责任保险

在很多法律体系中，除了责任保险之外，很多时候还使用第一人保险作为职业病赔偿的必要补充。责任保险属于第三方保险，即由承保人来承担被保险人的相关风险（假如是雇主责任的话，则被保险人是雇主），则当第三方（雇员）患上职业病时，雇主不再需要对其赔偿而由保险公司负责提供赔偿。第一人保险则与其不同，它的原则是承保人直接向受害人提供赔偿。当前，第一人保险越来越受到重视，在很多领域中被认为是一种积极有效的替代第三方保险的方案。例如，在环境责任中，荷兰保险公司已经不再使用第三方保险而改用第一人保险。第一人保险原则上来说可以在损害出现的第一时间就给予赔付，只要受害者可以证明其所受到的伤害为被保险内容之一，而不需要考量是否与第三方（雇主）的责任有关。第一人保险的交易成本低，风险差异化容易。这背后的原因是因为由保险公司直接承担被保险风险。相比责任保险而言，被保险人也就是受害人更容易向保险公司阐明自身的特殊情况。由于第一人保险是保险公司直接承担受害人的损失，因此第一人保险被认为是第一人（受害人）自己给自己买保险。例如事故保险就属于一种第一人保险。雇主对职业病的保险亦被统称为直接保险。

在雇主需要承担职业病责任的法律体系中，责任保险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一方面，它保护并承担雇主的职业病责任；另一方面，它保证职业病患者可以获得赔偿，避免了雇主无力偿还的情况。责任保险模型的原理是建立在个体为规避风险而具有保险需求的假设之上。同样基于风险差异化理论，责任保险会根据不同的风险大小来决定雇主购买保险的支出多少。通过这种差异化成本支出，可以较好的激励雇主做好职业病预防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