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令“最丑建筑”不再频现?让公权力与私权利好好谈一场恋爱

老北京有着伟大的城市设计传统，一个伟大的城市形态如同一个伟大的军队，可现在，这是一个充斥着“建筑将军”的城市，每个将军率领着只有一个士兵的军队。

BQ=《北京青年》周刊W=王军

“看看你们的城市，就知道你们的人民在文化上的追求”

BQ：现在人们经常在网络吐槽各种最丑建筑，包括银河SOHO也没能逃脱，往大了说，这建筑的良心是什么？

W：曾有一个美国的规划学家来北京，他就很痛苦，写了一篇《当代北京城市形态的休克效应》，他说从天安门走到东五环，不但被震撼，甚至要休克了，真不明白今天的中国人为何要如此有系统地否定他们的过去，北京有着伟大的城市设计传统，一个伟大的城市形态如同一个伟大的军队，由几位将军——比如紫禁城、钟鼓楼——统领着由成千上万名士兵组成的威严整齐的方阵——比如胡同、四合院。可现在，这是一个充斥着“建筑将军”的城市，每个将军率领着只有一个士兵的军队。

BQ：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是不可思议的，建筑毕竟是人心灵的表现。

W：芬兰的规划学家沙里宁说：“让我看看你们的城市，我就知道你们的人民在文化上追求什么。”我们的城市，不能只留下欲望。贝聿铭先生1978年登景山时，激动地对美国建筑师代表团的朋友们说：“我是一个中国人。”他确实是自豪，他看到这个城市在美学上到达一个顶峰，中轴线上是金红二色的宫殿，周边全是绿海，绿海下面就是青砖灰瓦的四合院，色彩克制，又大胆，同时为上百万人口提供生活的机会。这些，都是我们应该悉心理解的方面，因为对历史的认识定义着我们的未来。我们必须静下心来，真正理解老北京的伟大，把推土机停下来，不要继续拆了。也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建设一个伟大的新北京。

“城市的秘密不在它的立面，而在它的平面”

BQ：关于胡同的问题也众说纷纭，它是老北京的建筑名片，可也有人说不拆胡同，怎么能容纳城市化过程中不断增加的人口？

W：胡同四合院是低层高密度，一家挨着一家，我们家东墙就是你们家西墙，能够承载的人口并不低，1949年，北京城区的人口是130万，每平方公里达到2万多人，在如此高密度的情况下，还处处都有空儿，都有绿化，非常了不起。而我们现在盖的高楼，是高层低密度，因为考虑到日照的关系，楼与楼之间的间距拉开了，大家变得不愿走路。而在胡同里，紧凑的街道肌理，使我们逛得起来。胡同间距70米左右，曼哈顿两条横街的间距是61米，在这样的路网里，逛街是快乐的。如果我告诉你半公里才会有一个十字路口，你愿意走吗？你不愿意，步行者喜欢100米内一定要有一个十字路口。另外，宽马路是逛不起来的，长安街怎么逛？那都是公路。而且这个地方强调道路不要跟两边发生太多关系，赶快通过，实际上这就是郊区形态。

BQ：所以说古建的保护和城市化的发展并不矛盾？平面不一定需要动？

W：打开元大都和曼哈顿的图，我看它们像是一个城市，虽然曼哈顿是摩天楼，我们是平房。但一个城市的秘密不在它的立面，而在它的平面。曼哈顿以前是矮房子现在是高房子，立面变了，但它平面——街道的尺度——没有变，而城市的平面是最重要的，因为它定义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决定了城市经济发育的可能性。

BQ：简言之，最终的核心还是城市化过程中的平衡发展？

W：是的，我们的城市还在扩张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平衡发展，要推动每一个区域居住和就业的相对平衡；其次，要以公共交通为主导来规划城市，公共交通能够与高密度的路网、紧凑的城市空间实现最佳的组合；开征不动产税非常重要，我们应该理解，城市的故事，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怎么谈恋爱的故事，公权力在哪个地方爱你爱得越凶，哪个地方的私权利就会增值，比如地铁过来了，最好的学校过来了，如果还有文化遗产，这个地段的吸引力会沉淀为不动产的价值，就等于说个人不劳而获了，所以，你应该缴纳不动产税，为自己的不劳而获付费。这样，公权力也实现了财政上的良性循环，充实了继续提供服务的能力。而现在，由于没有开征不动产税，公权力只能通过拆迁卖地来平衡财政，制造了大量矛盾。

“多中心是必然的趋势”

BQ:大家调侃通州、回龙观等地为“睡城”，也反映了单中心与多中心选择的问题？

W：一个小县城，单中心没关系的。但是作为一个国际化的大城市，单中心就有问题了。从1950年代开始，北京的城市建设以改造老城、向四周扩建为方向，被大家调侃为“摊大饼”。城市边缘集团与中央大团之间的绿化隔离带不断被蚕食。其实，另一种可能性是存在的，比如，中关村的商务区，为什么要建在海淀古镇呢？为什么不建在回龙观呢？那里有30万人口，他们需要上班，你把海淀古镇拆掉，迫使大量人口迁至回龙观居住，他们又得进城上班，这交通能不堵塞吗？

BQ:曾经的梁陈方案也是提到了这个问题？

W：1950年梁思成、陈占祥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提出在古城之外建设中央行政区，以方便形成多中心的城市结构，这个建议未获采纳，大量行政机构随后在旧城内建设。我2004年在调查中了解到，四环以里，除去道路、水面、公园等，百分之五十以上的用地都和中央职能相关，这一块膨胀的力量很大。如果没有相应的调整措施，北京要改变单中心的城市结构非常困难。

BQ：也许有人会问，如果我们把这个城市的功能向周围来扩散，那现在的中心应该怎么变化呢？

W：老城区并不会因为城市功能的疏散而衰败，因为目前城市化还有巨大增量，老城区生长了数百年，多样性已生发出来，多样性是一个城市最伟大的品质，它不是建筑师定义的，而是靠时间，时间是最伟大的建筑师。乾隆时期，北京每一条街巷胡同，都有一两处寺庙，这是城市与社区重要的公共空间，是大家见面的地方。我们应该考虑：能不能把这些公共空间重新激活，以此提升社区的价值，促进不动产交易，实现老城的复兴？如果以后有了不动产税，政府投入到这些地方的公共服务资金，就可以通过不动产税来回收，就更加良性了。

“从《城记》到《拾年》，我相信论从史出”

BQ：看了您的《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拾年》，资料详实，写作的力道与厚度跃然纸上，《城记》的写作用了十年，至《拾年》出版又是一个十年，二十年中，您始终在关注着城市的话题。

W：毕业来到新华社，我就一直负责城建领域的报道。1993年，北京市新修订的1991年至 2010年城市总体规划获得批准，对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是其中很重要的章节，提出的十条措施中涉及对高度的控制，然而在随后的一轮开发中，高度控制的规定就遭到了违反。其中比较典型的就是东方广场的建设，它的建筑体量和故宫还是很不协调。

BQ:听说那会儿连故宫都打算拆掉？

W：1958年，《北京市总体规划说明（草稿）》提出“故宫要着手改建”，1960年总理，表示：故宫保留。但1963年规划部门还是提出了改建故宫的具体设想，所幸未获实施。为此我专门做过调查，希望为进一步的探讨提供可能性。北京城那么伟大，如果被人为地改掉，必是人类的大事件。

BQ: 以这样的初衷，您坚持了二十多年，我们从《城记》中看到老北京城是怎样消失的，《采访本上的城市》讲述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城市化是以一种什么样的力量在中国推动，《拾年》可以说是对北京城最后的拯救？

W：在《城记》中我对于城市认识的体系还不完善，随后我对欧美城市进行了采访和考察，在《采访本上的城市》中，我提出了认识城市的框架，宏观层面着眼于城市布局：单中心还是多中心？破旧立新或新旧并存？中观层面着眼于城市街区：大街坊或小街坊？宽马路或窄马路？微观层面着眼于城市细胞——建筑、物权、税收，等等。在《拾年》中，我开始用这种三层观念来看北京。这本书是一部文集，时间上由两个五年构成，第一个五年，主要是呼吁修改导致北京交通拥堵等一系列城市问题的单中心结构的城市规划。2005年，国务院批复了《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至2020年）》，明确了整体保护旧城，重点发展新城，调整城市结构的战略目标，单中心结构的城市规划得到了修正。后五年，就是在捍卫这个新的规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