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减少了吗?

提及进化论，我们首先很容易将其与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联系起来，自严复先生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以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便成了一个国人救亡图存的口号。实际上，尽管达尔文晚年的确有一种将自然科学的进化观点导入人文科学领域的倾向，但真正将二者结合起来，乃是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的卓越贡献。斯蒂芬・平克这本《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则为我们思考这一问题提供了另一种视角。平克开篇便提出：“无论你是否相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1]作者以暴力下降作为标准，回溯了人类的暴力史，从而得出“历史进步”的结论。平克以“陌生的国度”作为第一章，回溯了自史前文明以来人类历史上的种种暴力，作者告诉我们：“如果往昔是一个陌生的国度，它也是一个极端残暴的国度。”[2]

从第二章开始，平克对暴力进化史的每一个步骤进行了梳理，并且指出了这些进步的原因（外生力量）。第一，平克认为，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无政府状态转变为具有城市和政府的文明，使得暴力死亡率急剧下降，他称之为“平靖进程”，这一进步主要原因是利维坦效应，即国家管理；第二，中世纪晚期至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明显下降，作者称其为“文明的进程”，其主要原因是商业文明所推动的道德准则；第三，在17和18世纪，人类社会开始成规模废除种种暴力形式，如决斗、酷刑、虐待动物等，平克称之为“人道主义革命”，其推动力则是启蒙理性；第四，“二战”之后，大国之间的战争以及武装冲突都明显地减少了，作者称它们为“长期和平”与“新和平”，减少的原因在于康德的《永久和平论》，其核心内容为民主、商贸、国际组织，后两点与“平靖进程”“文明的进程”中的原因有重合之处，但民主在此作为又一推动力，浮出了水面；第五，作者认为，1948年以来，人们开始关注较小规模的侵犯，民权、女权、同性恋权利等逐渐受到广泛支持，平克称它为“权利革命”，他指出《世界人权宣言》乃是这一时代到来的标志事件。其实，“权利”概念来自“自然法”与“自然权利”的传统。

在对暴力进化史进行系统梳理之后，平克对这些进步进行了说明。他认为捕食、优势心理、复仇、施虐狂和意识形态（五个心魔）使人向恶，移情、自制、道德和理性（四位善良天使）使人向善。利维坦、商贸、女性主义、扩大圈子和理性是暴力下降的历史力量。在此基础上，平克希望人们可以站在天使的翅膀上，借助五种历史力量，怀着乐观的希望，继续履行这项进化事业。平克认为，“我们不仅可以穷究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可以探讨我们还做对了什么。”[3]

初读平克这本大书，难免让人产生些许凌乱的感觉。作者运用大量论据与材料来说明人类的暴力进化史，从暴力的统计比率上讲，我们的确是在进化之中，这种进化的动力便是书中所提及的那些进步的原因、四位善良天使和五种历史力量。这些动力彼此之间有许多重叠，单就平克对暴力进化史的梳理部分，一个个进步与其主要原因并非严格意义上的一一对应，很多时候，进步往往是众多动力的合力造成的，这便对读者理解它们造成了困难。通读过后，我们可能记住了其中很多因素的名字，如利维坦、商贸、理性等，但面对这一庞大的概念群，我们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梳理。

其实平克在暴力进化史的梳理过程中，所提及的诸多动力，均分享了广义上的启蒙理性。霍布斯的《利维坦》开启了思想史上契约论的传统，受其影响，洛克与卢梭分别重写了各自的契约论著作，即《政府论》与《社会契约论》，广义上讲，经过后来的修正与完善，利维坦很好地与启蒙理性进行了融合，成为了启蒙理性的一部分。商业文明所体现的经济科学与启蒙世界观也十分契合，经济学预设人类社会可以成为一部“自行运转”的商业机器，其规则与理性秩序不谋而合，它的理论基础便是理性人；同时，经济学早期也的确是道德研究的一个分支，它背后蕴含着启蒙理性的道德关怀，我们应该正视，亚当・斯密本是道德哲学教授。民主尽管在古希腊便已存在，但平克所引康德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却是启蒙理性的组成部分。至于权利概念，通过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与历史》，我们可以获知，现代自然权利理论的重要人物便是洛克，这位哲学家很好地将现代自然权利注入其著作之中，与利维坦一样，权利理论也很好地融入了广义上的启蒙理性之中。

我们再来重审平克列举的四位善良天使，他说移情受圈子所限，自制仅能防范内心诱惑，道德受限于部落、权威或清规戒律，只有理性是一个开放的组合系统，能够满足以上种种要求。因此，四位善良天使的核心便是理性。

当我们再来看五种历史力量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们与暴力进化史中的进步动力有很多重复之处，利维坦、商贸、女性主义、理性与之完全重合，而且它们都可以归入广义的启蒙理性之中，唯独扩大圈子不属于其中。然而，关于扩大圈子与理性，平克有过比较，他说：“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都是受同样的外生因素的推动，如识字率、都市化和教育。”[4]“但是在概念上，扩大的圈子和理性的滚梯是有区别的。前一个要求我们换到他人的视角，设身处地，想象他人的情感。后一个要求我们上升到一定的高度，站在奥林匹克的山顶，从超级理性的角度―――永恒的角度，没有立场不偏不倚的角度―――在思考中将自己的利益和他人的利益视为等价。理性滚梯还有一个外源的动力：现实性，现实的逻辑关系和经验事实独立于试图把握现实的思考者的心理变化。当人类磨砺他们的知识和理性体系，并从信仰系统中剔除迷信和矛盾，必定得出某些特定的结论，就像一个人擅长算术，他的运算必然会得出某个特定的和，或者某个特定的乘积。”[5]

我们可以看出，在扩大圈子这一概念内部，出现了两种趋势，首先是平克在前言中明确提出的世界主义，它侧重媒介力量，如识字率和大众媒体等，它属于理性的范畴，与商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其次则是情感，它强调转换视角，体察他者的处境，这便是平克所谓的移情。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进化史的推动力、善良天使、历史力量的核心都是理性，它占据着全书的价值核心。即使一些因素表现出不同的倾向，都会被平克予以否定，然而，我们也许可以质疑，这种否定果真如平克所说那般正当吗？

《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曾数次引用英国思想家以赛亚・伯林的论述，然而，伯林对启蒙与反启蒙关系的研究，却被平克做了过分简单的解读。他只提及伯林对反启蒙思想的批判，却没有提及伯林对理性主义同样持批判态度。伯林所批判的理性一元论，即“世界上存在一种可以获取的绝对知识，只有我们能够获取这种绝对的知识。几何学，或者说广义上的数学，堪称这种绝对知识的范式。根据这种绝对的知识、根据这些真理，人们可以一劳永逸地、恒定不变地、无须更改地组织我们的生活。”[6]伯林认为，这种思维模式，是人文科学对自然科学的模仿（emulate），它会导致理性的专制。人文科学牵涉价值问题，严格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则要避免价值判断，认为一套一劳永逸的理性准则可以完全解决人文科学领域内的所有问题，这在伯林看来，是以理性之名行凶。反观平克对理性滚梯的说明，运用的便是这种思维模式，而得以支撑起最后结论的材料，则是大量的数据，以理性的方式最终推导出理性的正当，这实属一种循环论证。

平克所采用的数据，是运用自然科学方式所取得的成果，然而用其来解释人文科学领域内的问题，则需要对其进行阐释。在平克的这本书中，阐释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填补了两个领域之间的真空地带。

举例来说，平克利用大量数据证明利维坦的正当价值，他的阐释手法经常是先列举大量数据材料，然后对这些材料进行充分解读，从而得出结论。在第三章中，平克写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美国人终于厌倦了抢劫、破坏和驾车枪击，国家开始在几方面强化刑事司法制度。最有效也最残酷的手法是将更多的人更长时间地关进监狱。”[7]紧接着，平克认为，光靠单一方式是不够的，他提出第二个方式是扩张警察队伍。这种方式抑制了犯罪吗？平克回答：“是，有一部分是。”[8]那另一部分呢？平克并没有回答，它们被湮没在了浩瀚的数据之中。随后关于警力与市容的关系论述，使人联想起中国城管的市容管理。我们不禁反问，城市作为一种权力建构，究竟应该更尊重平民的便利还是管理者的美学？仅仅几项数据实验是否可以为自上而下的国家机器提供充分辩护？然而这种粗暴的方式掩盖了市民社会与国家机器更多的想象的可能。

从数据推导价值的另一个荒诞例子出现在本书第一章。《圣经》中记载，该隐杀死了兄弟亚伯，平克评论：“在一个人口为4人的世界上，这一行径造成25%的凶杀率，比当今西方国家的凶杀率高出大约1000倍。”[9]然而问题在于，这种凶杀率的比较意义何在？它与一个个真实的死亡个体有何关系？它能反映出死亡那一刹那的绝望与痛苦吗？

凶杀是一个个可感的事件，而凶杀率则是一个个冰冷的数据。从凶杀到凶杀率，这背后暗含着一个对人类身体的认知转换，即从“人”到“人口”。人是需要关怀与同情的可感者，他们拥有与我们相同的血肉之躯，通过对人的关注，我们能够体会凶杀过程的残忍与痛苦；人口是一组数据，是自然科学内的符号，它仅表示数量关系，通过对人口的计算，我们仅能认识到数量的增减。然而，通过对人口数量的比较来推导价值判断，便会使事实陷入窘境。平克全书都把暴力死亡率等同于暴力，似乎人口增加可以允许杀死更多的人，只要比率下降，暴力便减少了。但暴力减少等同于比率下降吗？尽管凶杀率有所降低，成百上千的人死亡是否就好于4个人死亡？平克通过他特有的阐释法，掩盖了我们对这类问题的疑问，掩盖了事件本身的想象空间。

平克回避了他自己在第二章提出的另一种思路，即对具体可感的暴力苦难之关注，从而选择了冰冷的比率计算，回避了情感，走向了理性一元论。从数据推导价值，掩盖了情感的维度。对暴力的这种阐释，能够说明暴力减少吗？

通过这种斯宾塞式的模仿（emulate），作者为国家机器、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武装竞赛、霸权主义、军事干预等进行了一一辩护，而他常常批判的对象则是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切・格瓦拉、60年代摇滚文化等思想。有时他又陷入一种暧昧不明，一时反对酷刑一时支持酷刑，他称之为制度性暴力。他说监禁能够防止二次犯罪，但又说有犯罪记录的人更容易二次犯罪。他所赞扬的60年代反战人士相当一部分与他反对的60年代摇滚乐人群重叠。有时他模糊地说，很多事件很难用自然科学的因果律来解释，其中涉及多方面原因，还有偶然因素，但在另一些时候，如第五章，他用“信不信由你”这样的句式来捍卫自己的观点。平克在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巨大的阐释空间中游移，他尝试以更具情感色彩的态度来说明问题，更多时候却坚守着自己理性主义的精英立场。

作者在第九章利用数据告诉读者，在理性能力的天平上，古典自由主义高于左翼自由主义，左翼自由主义高于保守主义，非自由主义的左派则成为他最反对的思想。但是，平克又利用阐释完全掩盖了其他想象空间，使得包含左派思想的多元主义无处立足。在文中，平克给民族主义贴上了负面的标签，但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弱国遭遇强国的时候，民族主义却不总是负面的。正如伯林所言：“那些一盘散沙、弱小、受屈辱、被压迫的人首先必须团结起来，增强实力、取得解放，给予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得到增长和发展的机会―――利用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用他们自己的语言，不借用别人的记忆，不在文化或经济上完全靠着向某个外来恩人永久借债。这是民族主义中永远合理的因素。”[10]尽管民族主义有时会走向狭隘与偏执，但它并非如平克所言，完全没有正面价值。在强弱悬殊的环境下，民族主义常常与浪漫主义等思潮一道沾染上了左派色彩，它们能够成为弱者争取独立与解放的思想武器。

人类历史没有一劳永逸的真理，更没有朝向这种真理的进化。对于民族主义、浪漫主义等思想，我们也应给予同样的空间，将它们与理性主义放置在同一平台上，进行权衡，寻找出更加适合自己的方式。

注释

[1]斯蒂芬・平克著：《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暴力为什么会减少》，安雯译，中信出版社2015年版，第1页。

[2]同[1]，第11页。

[3]同[1]，第7页。

[4]同[1]，第792页。

[5]同[1]，第792―793页。

[6]以赛亚・伯林著：《浪漫主义的根源》，吕梁等译，译林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7]同[1]，第147页。

[8]同[1]，第150页。

[9]同[1]，第17页。

[10]以赛亚・伯林著：《现实感》，潘荣荣、林茂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