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尼各马可伦理学》看德性

德国浪漫主义诗人施莱格尔曾说，“一个人，天生不是一个柏拉图主义者，就是一个亚里士多德主义者”，由此可见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思想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然而以周辅成为代表的一部分国内学者并不完全赞同施莱格尔的观点，周辅成先生认为纵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发展过程，“两人似对立而又非对立” 。首先必须搞清楚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基础究竟是什么。他认为，在人生哲学上，亚里士多德注重“隐德来希”，认为那是道德意志的根据。亚里士多德不像理想主义者反对欲望，在道德现象上，他认为善与恶的矛盾会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是基于“对于人的活动的特殊性质的说明的目的论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在阐述人的活动的性质问题中，着眼于“目的”和“选择”。活动隶属于每种存在物自身。对于无生命物的活动，“主要是就它们的对于人或生命物而言的合目的性来说的” 目的是最终完善的状态。特别属于人的活动，被亚里士多德称为实践的、生命的活动，在于他的灵魂的合乎逻各斯的活动与实践。在考察实践活动与实现活动的关系时首先要探讨实现活动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两个核心的判别：人的目的（即幸福）是“获得的而不是以自然的方式达到的” 目的要实现，须借助理性的运用，所以具有了实践性；实现活动的存在状态并不是潜在质，而是人获得其本质力量的方式，因而，它也须借助实践。

亚里士多德研究了善作为目的的哲学含义。每种技艺、研究、实践、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深层的含义就是“活动是人存在的方式” 善的事物“具有或者我们希望它将具有某种（某些）我们认为可归属于那类事物的性质，因而它与我们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处于对应的关系中。” 亚里士多德认为各种事物的目的并立而不相互依赖，活动本身的目的占据主导地位，比那些具体的目的更优越。我们所追求的事物可以分为三类：通常被作为目的而极少作为手段；通常被作为手段而极少作为目的；时而被作为目的时而被作为手段。具有手段善意义的事物是因我们的需求而具有善的属性，随着欲求的满足这种善也会消失，但是因自身被我们追求的目的善则不同，它具有终极意义的善，与我们的需求无关。最高的善或目的就是人的好生活（或称幸福）。

亚里士多德把伦理学或政治学视为一种实践的研究。人的活动有三种形式：实践、制作和沉思。实践制作是人基于事物的某种善之目的的活动，在我们能力的范畴。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差异，制作更注重活动之外的产品（因而是一种手段善），实践作为道德的或者政治的活动，目的可以是外在的也可以是实践本身（兼有手段善与德性）。实践的活动都隶属于自由精神的活动，但其善的程度也不完全相同，在最好的活动中，“实践自身的善甚至不显示为目的，因为获得德性与做合于德性的事是一回事。” 沉思则属于思考的活动，它研究不变的、必然的事物，即理论的科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理论的科学层级最高，理性活动是灵魂最高等的东西――努斯的实现活动，并非人人都可以进行这项活动，只有神学家或哲学家可以。

人的实践的生命活动，在其实现程度上存在很大的差异。“德行就是人们对于人的出色的实现活动的称赞” 。希腊人最初把武士勇敢的行为称为德行，后来演化为城邦公民的美德，最后凡是任何人、生命物或器物具有的显著优点都被泛称为德行。人的灵魂分为有逻各斯的部分和没有逻各斯的部分，对应的，人的德性也有两种：理智的德性和道德的德性。前者由教导获得，后者通过习惯来养成。德性需要运用（在先的考虑和主动的选择）以体现其存在性，因而被赋予价值评判。

德性不与实现活动的目的包含的性质相分离。德性与快乐与痛苦相关，而快乐可能会毁灭德性。因为人天生具有追求快乐的欲望，当为获得快乐做出错误的行为，就会使人邪恶，失掉德性。德性也不同于技艺，德性必须出于一定的心态。判断一个人的行为是否具有德性，要考虑三方面：预先是否知道；是不是意愿或因自身之故；选择是不是出于一种确定的品质。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选择与意愿的关系问题中强调运用德性就必须做出选择，选择的真是为了善，那么，选择就具有了善的目的。做出错误选择的原因可以归结为两种：目的错误有害；目的虽善，手段却错了。选择的前提是出于意愿，但不能说出于意愿的行为都是选择。对于性质、对象无所了解的行为也不是选择，选择不仅要出于意愿，而且必须事先考虑。所以，要做出好的选择必须明智。

亚里士多德讨论人生的核心命题：幸福――人的可实践的最高善。生活分为三种类型：享乐的、政治的和沉思的。享乐的生活过分注重肉体快乐，最接近动物。政治的生活追求荣誉和德性，却也不是尽善尽美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获得幸福，幸福在于人的合德性活动（尤其是有逻各斯的部分）。幸福“必定是合于我们自身中那个最好部分即努斯的德性的活动。这就是沉思的生活。” 努斯是神性的，其实现活动是“最完美、最能够持续、最令人愉悦、最为自足、既有严肃性又除自身外无目的的，且拥有闲暇。” 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拥有了中等财富后，人们应该争取这种生活。另一方面，他也看到只有少数人才能达到深思生活的诗意境界，因为这种幸福有半人半神的意味。

在《尼各马可伦理学》的最后一卷，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适用于多数人的幸福观--合于第二好的德性（道德德性）的活动是第二好的，它完全属人，是多数人经过努力可以获得的生活。合道德德性的生活分有最好德性的实现活动（沉思），所以人们也能够获得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的获得需要努力，不能寄望于运气。幸福是灵魂中欲望部分长期的合德性活动。幸福也需要外在善作为补充，沉思的幸福因其自身足够完善，因而需要的较少（中等财富即可），而德性的幸福需要的较多，而在所有的外在善中，亚里士多德高度评价了“朋友”，认为这是最大的外在善。

亚里士多德伦理思想的产生根治于古希腊的文化传统，生活有着总的终点或目的是古希腊人的一般信念。“几乎每一个人和所有的社会都共同的追求某种目的，为达到这一目标人们有所选择或有所回避。” 几乎所有的希腊伦理学理论，都从幸福是解释一个人生活目的的终极回答开始，而幸福也决定了任何行为的合理性，这构成了希腊幸福理论的公理。幸福是人行动的最终理由，我们不会为了其他的目的（事实上也不存在这种目的）而放弃它。

亚里士多德是不是证明了人类生活具有一个最终目的，这一点是有争议的。“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 安斯康在《意向》里指出，此处犯了“不根据前提的推理”的错误，因为它从每一行为都有某种目的的前提，转移到了存在某种所有行为都以之为目标的结论上去了。要为亚里士多德做辩护，就要说明结论中的“善”并非指所要达到的目标，而只是泛泛地以“目的”来定义善。但是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亚里士多德所说的善是最终的目的。“所以，如果在我们活动的目的中有的是因其自身之故而被当作目的的，我们以别的事物为目的都是为了它，如果我们并非所选择所有的事物都为着某一别的事物（这显然将陷入无限，因而对目的欲求也就成了空洞的），那么显然存在着善或最高善” 这段论证也同样犯了“不根据前提的推理”的错误。因为就算存在最终的选择，也不必然推导出有一个单一的、因其自身之故而被人所追求的目的。所以，也许能这样来理解：可能存在着一些以自身为目的的目的，但它们都以幸福的目的而被人们欲求。

在探讨“人们怎样才能获得幸福”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十分强调培育德性的重要性。他关注人的现实生活，而非特殊的道德事实，其伦理学以教人为善和养成美德为宗旨。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是那些帮助一个人完好地表现他或她的功能的品质，他强调人类是理性动物，而灵魂是遵循理性的活动。灵魂可以分为有理性的部分和无理性的部分，无理性的部分还可以细分为植物性部分、无理性但在某种意义上有理性的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植物性部分没有什么伦理性含义，但是无理性但却参与理性并探究其德性的部分(被称为欲望的部分)必须是伦理学考察的内容，这一部分听从和遵循理性，劝诫、指责、制止的实践活动可以使它在一定程度上受理性部分的影响。因为欲望部分不能以其自身发起认识，但却能对理性做出反应，接纳建议和指令，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欲望的部分“更适于说是有逻各斯的” ，并且是人的功能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