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2009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协整分析

近年来，北京市经济发展迅速，经济规模不断扩大，GDP从1978年108.8亿元增长到2009 的11865.9亿元，二十年来经济平局增长速度超过13%。同时，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也在不断增长，从1978年的22.6亿元增长到了2009年的4858.4亿元，仅2009年就较2008年增长了26.24%。根据国民收入核算理论，投资是影响国民收入的重要因素之一，且投资对国民收入的增加是具有倍增的乘数效应的；从短期的需求效应角度分析，投资增加扩大了需求，从而对经济起到推动的作用。为了探究固定资产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本文选取了1978-2009年间北京市GDP和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两个变量，利用现代计量经济学的方法，首先对其进行了协整分析，以检验两个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之后通过建立误差修正模型，考察了变量长期均衡与短期波动之间的关系。最后对其进行了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来探讨两个变量之间除了长期的均衡关系以外，是否还构成因果关系，从而较为全面地分析了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数据与模型设定

变量选择与数据处理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为1978-2008年的年度数据，原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0》和《北京市统计年鉴2010》，并以北京市国内生产总值（GDP）作为反映经济增长的指标。为了剔除通货膨胀等价格因素的影响，使用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对两组数据进行了价格指数处理。同时为了消除时间序列中存在的异方差现象，将两个变量进行对数变换，变换后不影响原序列的相关性。分别用LnFI和LnGDP来表示进行了价格指数处理和自然对数变换之后的实际固定资产投资额和国内生产总值。

单位根检验

首先进行时间序列的单位根检验，对原序列检验我们发现，北京市实际GDP（LnGDP）和实际固定资产投资总额(LnFI)的ADF检验值均大于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所以原序列为非平稳序列。进而对其一阶差分进行检验， 发现经过一阶差分后序列的ADF检验值均小于在5%显著性水平下的临界值，可见一阶差分后的序列是平稳的。因此，LnGDP和LnFI两个序列都是一阶单整的， 满足协整关系的前提。ADF检验结果如表1。

协整检验

由于LnGDP和LnFI都是一阶单整的，因此，二者间可能存在着协整关系。本文运用由恩格尔和格兰杰提出的E-G两步法对其进行协整检验。

首先，用最小二乘法对变量LnGDP和LnFI进行回归，建立回归方程如下：

（11.9873） （29.0649）

R2=0.9657 R2=0.9646 DW=0.2567

从估计模型中可以看出，各相关系数均通过了t检验。

接下来对模型的残差进行平稳性检验。如果残差项是平稳序列，则表示LnGDP和LnFI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反之，则不存在。对残差项所作的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2。

通过表2可以看出ADF值绝对值大于显著性水平为5%的临界值绝对值，因此残差序列是平稳序列。也就是说LnGDP和LnFI之间存在着协整关系，即北京市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误差修正模型

协整检验结果表明北京市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是变量的这种长期均衡与其短期波动之间的关系，以及两变量之间短期波动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因此，在协整分析的基础上，用上一模型中的残差项作为非均衡误差建立GDP与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之间的误差修正模型见公式1。

从图1中可以看出模型的拟合效果较好。根据误差修正模型，短期内GDP和固定资产投资之间相联系，本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每变动一个单位， 将会引起GDP变动0.2320个单位。这可以解释为一些生产性的固定资产投资使得相应的上游产业快速增长，进而拉动了当期经济的增长。而上一年固定资产投资变动1个单位会引起GDP反向变动0.1005个单位， 这可以解释为， 部分固定资产投资投入到了基础设施等具有外部效益的产业和部门，短期内不但不能促进经济增长，反而会挤占私人投资和公共消费。但是基础设施等外部效益产品的投入却能为今后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缓解经济增长的瓶颈制约。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上述的协整分析说明，LnGDP和LnFI两个变量序列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动态均衡关系，为了考察变量之间是否存在着因果关系，可以进一步对其进行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 检验的结果见表3。

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结果表明：在5% 的显著水平下，滞后1-3阶时，拒绝了“LnFI不是LnGDP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这说明固定资产投资是GDP增长的Granger原因；另一方面，在滞后1-3期，“LnGDP不是LnFI的Granger原因”的零假设均被接受，这意味着，在北京GDP增长不是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的Grange原因。

由上可知，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存在着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一方面，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起到了良好的推动作用；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并没有引起固定资产投资的显著增加，这可能是因为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靠政府引导所致。

本文通过对北京市1978―2009年的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固定资产投资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以下基本结论：

1、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存在长期关系和均衡机制。通过协整分析，表明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具有较强的拉动作用，并且二者具有长期稳定的关系。同时误差修正项对长期稳定趋势的偏离起到了比较明显的收敛作用。

2、由误差修正模型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系数为0.2320，这说明短期内固定资产投资变动1%，经济增长将同方向变动0.2320%。

3、Granger因果关系检验的结果表明，北京市固定资产投资与GDP之间为单向的Granger因果关系：固定资产投资拉动了经济增长，但反过来经济增长并没有显著促进了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这可能与北京市主要依靠政府主导固定资产投资有关。

为了充分发挥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确保投资的数量和质量的合理化，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调整：

1、积极调整投资结构

注重投资项目的选择，投资方向应重点向节能减排、传统产业改造升级、高新技术产业化的领域倾斜，降低无效、低效项目，以实现经济发展。

突出重点，强化技术改造，提升产品附加值，把技术改造作为今后固定资产的投资重点。一方面提高更新改造投资比重，增加科技投入，加强高新技术产业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自我创新相结合。另一方面集中财力确保重点项目建设，加快重大项目的建设进度，充分发挥重大项目建设对产业结构调整的促进作用。

2、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

实行公平合理且具有竞争力的税收政策，通过制定减免税政策吸引外来投资。对于企业投资者，可在投资初期免征所得税，中期减征所得税；对于个人投资者，允许全额或部分抵免相应的个人所得税。同时利用税收政策引导民间投资投向高新技术行业和基础设施。

此外还要加强投资立法，为投资主体提供充分的法律保护；加强执法监督力度，坚决从严查处和制裁各种侵权行为和人员。并转变政府投资管理职能，为投资活动提供有效服务。从主要靠行政手段转变为主要靠经济手段、法律手段， 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建立和完善全社会投资宏观管理体制和调节机制。以创造良好的，具备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3、提高固定资产投资效益

一方面，完善项目投资管理体系，提高项目投资效益。对投资项目实行绩效管理，将重点从投入转向到产出和成果，在实现投资预期目的的前提下给予合理的管理自主性和灵活性，从而保证固定资产投资的效益。

另一方面，转变固定资产投资的方式。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治理环境污染，实现国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为目的，以市场导向为原则，固定资产投资的重点应从过去的以基本建设为主，变为以技术改造为核心。加大技术改造投资力度，提高技术改造投资比重，并从制度、政策、技术等方面提供可靠保证。

4、投资决策程序规范化及管理科学化

建立投资决策责任制和风险约束机制。所有参与决策的部门或个人，按其参与决策的程度、方式不同，承担其相应的责任。完善政府投资项目稽查制度。对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的各个阶段进行全过程的跟踪监督检查，保障资金的合法使用，提高投资效益。

（作者单位：中央财经大学财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