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投降 第6期

“要爱敌人”

抗日烈火刚刚在中华大地燃起，蒋委员长在庐山说出了一句名言：“地五分南北，人五分老幼，无沦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共产党的朱总司令讲得更明确清晰：“我们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人，不分阶级贫富，不分男女老幼，不分党派信仰，一致奋起，义无反顾，与日寇做生死的决斗!”

8年过去了。

蒋委员长只是说了一句名言，被动性的防御加上消极抗日、积极，使得正面战场步步退缩，甚至出现了1944年的黔湘桂大崩溃。

共产党切实实行了诺言，出没敌后，抗击日伪，总计对敌作战逾11万役，击毙、杀伤、俘获敌伪136万名，光复国土近100万平方公里，在拥有的晋察冀、冀鲁豫、河南、鄂豫皖、东江、琼崖、陕甘宁等19块解放区里，共产党总共建立了24个行署、104个专员公署、678个县政府。这些抗日民主政权，结构上三位一体，领导一元化，群众基础扎实，绝对听从延安的号令。在地理位置上与日伪占领的地域犬牙交错，只要一声令下，光复河山是指日可待的事。

这不能不叫担心。

摊开中国地图，蒋委员长和他的幕僚八月酷暑里都禁不住打起了寒噤：数百万大军远在西南、西北，几乎散布19个省的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区部队却同日伪军近在咫尺。按照国际间正常的战争惯例，投降者应该向与自己当面作战者缴械。可是这么一来，岂非广大的敌后战场的日军都得向共产党的军队投降，军队只能接收为数不多的正面战场之敌的投降。这将会导致一个怎么样的局面呢?

尚在1944年春间，桂系头目李宗仁时任汉中行营主任，利用到汉中视察的机会，当面向蒋建议，敌人一旦宣布投降我统帅部应立即命令各地日伪军就地待命，维持当地治安和交通，然后以“后浪推前浪”方式，一浪继一浪由南向北推进，原驻河南、安徽、苏北的军队，即向山东、河北前进，原驻山西、宁夏、绥远的，则向察哈尔前进，各该军所遗防地，则由后方部队递补。按李宗仁估计，如此不出一个月，华北所有重镇及津浦、平汉交通线可以皆为军队占领。这一招，也不愿采纳，因为，非嫡系部队由此将抢先进入华北，甚至东北。这同样是他所不愿意看见的局面。

想的是如何把桃子都摘进自己的筐子里。8月10日晚上11点正，两个美国人来到曾家岩。前边的瘦高个是美国大使赫尔利，随后的标准军人派头的是中国战区美国武装部队司令兼的参谋长魏德迈。

大使给带来了杜鲁门总统的照会，还有贝尔纳斯国务卿起草的美中英苏四国政府对日本乞降声明的答复文稿，征求的意见。赫尔利解释说，日本在作出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表态的同时，提出了保留天皇制维护国体的要求。如果答应，显然违背公告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精神；如果拒绝，那就正好给日本军方一些蓄意将战争进行下去的好战分子提供借口。所以，合众国政府来了个巧妙的答复，即不采取接受日本保留条件的形式，而是用盟国自己提出附加条件的方式，间接承认日本的要求。此番他前来，就是希望能得到的支持，然后再去征求英国、苏联的意见。

一见美国有求于己，正中下怀，适时地提出了交换条件：第一，以盟国最高统帅命令的形式，确定中国战区内的日伪军以及一切政权，只能向中国战区统帅，也就是本人投降。第二，美国应赶陕用飞机把的部队都运到东部去，希望，美国能帮助他运送300万军队。两位美国人几乎怀疑自己听错了。

从在远东的战略利益着眼，美国也希望这样做，一笔交易一拍即合。

不多时，赫尔利拿到了给美国总统的答复。

度过了8月10日那一个几乎是不眠之夜以后，忙个不停。11日白天，他出席了国防最高委员会和中央常务委员会联合紧急会议，讨论了通盘受降原则和人选等等迫在眉睫的重大事项，又赶回曾家岩侍从室处理各种紧要公务。半夜里又接待了前一天来过的两位美国人。

事关重大，赫尔利和魏德迈不敢怠慢，昨天一回去立即分别向国内报告。

赫尔利向国务院报道了中国国内局势，共产党正可乘日本投降之机，尽可能寻求最大利益。几乎所有在华的美国人都认为，国共两党在接受日本投降问题上，主要是在夺取日占区的问题上，会有一场争斗，而共产党将无疑能从军事上控制许多地方，包括华东、华中的大部，华南的一部分以及华北的全部。人们普遍认为，军队是那样的虚弱和腐败，根本没有可能从共产党手里夺回这些地盘。

“斗士”赫尔利不愿意看到这样一个前景，他向国务院呼吁，如果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允许中国的一个拥有武装的敌对政党接受日本投降，并收缴日本人的武装，那末中国的内战便会因此而不可避免。他建议：用联合国的名义，明令日本将所有在中国的武器，交给中国国民政府，甚至还建议惩罚日本企图武装中国国内任何反抗国民政府的作战部队。

魏德迈则向参谋长联席会议陈述了关于空运政府军队的请求。

现在，他们又带着美国传来的信息来求见。

大使告诉，四国政府对日本请降照会的答复，已由瑞士转交东京。杜鲁门正式向盟国提出由麦克阿瑟将军出任最高统帅的建议。

更关心的是美国对赫尔利建议的态度。

“总统已向国务院作出表示，应该在投降条件里补充这样的条款：不准把日本人的武器交给中共的武装部队。”

魏德迈带来的是参谋长联席会议拍发给美国在华武装力量总司令的电令。电令指示魏德迈全面援助政府军队以迅速取得所有日本占领地区和日军装备，并允许把政府军队运送到肯定会和八路军、新四军发生冲突的地区去。

舒服极了。

14日，杜鲁门在征得中、英、苏政府首脑同意后，正式发出命令，委任麦克阿瑟为接受日本投降的盟国最高统帅。随后，麦克阿瑟又根据杜鲁门的意见，划定了盟军受降区域：

1、日本本土、朝鲜北纬38度以南及菲律宾的日军向美国太平洋陆军司令投降。

2、太平洋诸岛的日军，向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投降。

3、中国东北、库页岛南部及朝鲜北纬38度以北的日军，向苏军司令投降。

4、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新几内亚、尼科巴、缅甸、泰国、越南北纬16度以南等地区日军，向英国蒙巴顿将军司令投降。

5、中国战场(东北归苏军受降外)和台湾及越南北纬16度以北的日军，向蒋委员长投降。

听到这个消息时，有点飘飘然起来。这对他15日宣读《抗战胜利告全国同胞暨世界人士书》不无影响。

15日上午9时，兴致勃勃的驱车在重庆闹市兜了一圈，领受了一番沿途民众的欢呼之声后，亲临上清寺广播电台，端坐在话筒旁，念起了陈布雷为他准备好的稿子。第一句话就是“全国军民同胞们，我们的抗战今天是胜利了!我们中国在最黑暗和绝望的八年中，坚强奋斗的信念，今天终于实现了!”

这样的开头，对收听广播的民众来说，难免辛酸和欢愉交织在一起，难以自制。然而，简短的告同胞书播完之后，人们普遍迷惑不解。它居然引用基督教义宣扬的“要爱敌人”作主旨，宣布中国对战败国日本将采取“以德报怨”的政策，要求全国民众“不要对无辜的敌国人民加以侮辱”，“不要报复”。强调：“怨怨相报，永无终止”，“这是我们每一个军民同胞今天所应该特别注意的。”

8年来中国人民受尽苦难，对此没有一句抚慰之词。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制造的深重灾难也不见了，剩下的只是无边的宽大宽恕，这算什么呢?其实宽恕的，主要是那些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的战争罪犯，从眼前来讲，他急切需要他们的合作。

冈村宁次选择了与合作。日军降使的飞机降落在芷江机场。军队少了一支敌军，多了一支友军。

的媚眼，日本侵略者是不是接受呢?

遥望东京聆听过《停战诏书》的“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分别收到了3个“第一号命令”。

的命令：

“一、日本政府已正式接受《波茨坦宣言》条款，宣布投降。

二、你应下令你所指挥下的一切部队，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除被政府的军队所包围的部分外。

三、关于投降事宜：

在华北的日军，应由你命令下村定将军派出代表至八路军阜平地区，接受聂荣臻将军的命令；

在华东的日军，应由你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所在地天长地区，接受将军的命令；

在鄂豫两省的日军，应由你命令在武汉的代表，至新四军第五师大别山地区接受李先念将军的命令；

在广东的日军，应由你指定在广州的代表，至华南抗日纵队东莞地区，接受曾生将军的命令。

四、所有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被军队包围的日军在外)，应暂时保存一切武器、资材，静候我军受降，不得接受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纵队以外之命令。

五、所有华北、华东之飞机、舰船，应即停留原地；但沿黄海、渤海之中国海岸的舰船，应分别集中于连云港、青岛、威海卫、天津。

六、一切物资设备，不得破坏。

七、你及你所指挥的在华北、华东、华中及华南的日军指挥官，对执行上述命令应负绝对的责任。”

的命令：

“南京日军驻华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将军：

1、日本政府已宣布无条件投降。

2、该指挥官应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将军之命令。

3、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可暂保有其武装及装备，保持其现有态势，并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听候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4、所有之飞机及船舰应停留现在地点，但长江内之舰船，应集中宜昌、沙市。

5、不得破坏任何设备及物资。

6、以上各项命令之执行，该指挥官所属官员均应负个人之责任，并迅速答复为要。”

麦克阿瑟的命令：

“在中国大陆(东北除外)，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日本高级指挥官及所有陆、海、空和辅助部队，应向蒋委员长投降。”

大方巷派遣军司令部的院子里，到处烟火燎人，这是侵略者在销毁罪证，还不时传来狼嚎一般的痛哭声。冈村宁次在这样的氛围巾，心中的绝望、愤懑可想而知，事实上还夹杂着拼死一逞的念头。此时，他手头还有北支那方面军30万人，在华中的第6方面军35万人，长江下游总司令部所属第6、第13军的约30万人、广东方面的第23军10万人，总数不下105万。此外还有在华日本海军约4万人。这些部队都装备齐全，在冈村看来尚可一战，他怎么会甘心向装备简陋的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呢?当然他更不甘心向军队投降。冈村宁次自认国家间的战争已失败，这是无可奈何的事实，天皇都承认了，但是，对军队来说，他的部队在作战上仍然居于压倒性胜利的地位。让如此优势的日军被软弱的军队解除武装，他实在想不通。

刚刚听完天皇“御音”的冈村宁次，仿佛挨了重重一拳，头脑迷迷糊糊的。

但是，东京的命令接二连三。

15日深夜，大陆命第1381号：

“一、大本营的意图在为完成8月14日诏书之主旨。

二、各军在另有命令之前，各自应继续执行现任务。但应停止积极进行作战……”

16日晚，大陆命第1382号，要点仍是“应立即停止战斗行动，”并“迅速报告其日期和时间”。

四十余年的军人生涯，养成了冈村绝对服从天皇的秉性。但是挨了重拳的拳击手需要“1、2、3、4、……”的报数，冈村的清醒同时需要时间。

他麾下以今井武夫等人为首的“复兴派”，比他清醒得快一点。还在15日下午，即冈村宁次接连收到3个一号命令之际，今井武夫已经断定，为了切实体现“确信神州不灭，念任重而道远”的御旨，也为了包括冈村及自己在内的所有侵华战争罪犯得以逃脱惩罚，最可靠的办法，就是马上接受的条件，在某种程度上重现战前就搞过的“中日共同防共体系”。

这批“复兴派”与“玉碎派”不同，后者还在叫嚣宁可死以动“圣虑”，前者更不屑于剖腹自尽。他们已经从“皇军无敌”的梦幻中摆脱了㈩来，看到了日本即将被盟国占领的前途，开始思考日本从何种途径迅速复兴了。

复兴派判断，战后远东将是美苏两强战略利益对峙的格局，崩溃的帝国可以在其中寻觅生机。把此种可能变为现实的关键在于，保持日本现有的力量。在华百万日军如果能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当美苏冲突加剧时，中国便会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帮助日本复兴，此时保存下来的在华日军则将因为中国的支持，在日本的复兴中起到中坚的作用。

如此美妙的前景，并非完全是复兴派们的向壁虚构。以一贯的思想和主张而论，向来是共产主义的死对头，政治合作、经济提携、共同云云，在这位委员长嘴里不知讲了多少遍。八年抗战，他尽管同共产党结成抗日统一战线，却早已明里暗里借助，甚至主动配合日军对八路军、新四军作战。随着抗战胜利的到来，国共两党冲突迫在眉睫，志在消灭老对手又深感力量不足的，不会坐视身边庞大的日军而不去借用。更要紧的是，3个一号命令中，唯独提到了“保持其现有态势”，赋予日军“维持其所在地之秩序及交通”的重要使命。复兴派们从这些字眼里看到了一丝希望。

今井武夫作出这样的判断，还因为他几天前刚刚接待了戴笠派来的忠义救国军调查室主任刘方雄。刘方雄以露骨的语言告诉今井：日本投降已成定局，中国政府切盼冈村宁次抱真诚合作态度，保证在“国军”未及“接防”之前，坚守目前所占领之―切城镇要塞和交通要道，不让中共军队进入。假如能做到这一点，蒋委员长愿以人格担保，冈村宁次以下，所有在华日本将士均作为将功赎罪者得到宽大；反之，必将予以从严惩罚，冈村作为第一号战犯，停战后马上交付公审。

当时，今井并不怀疑对方雄使命的真实性，只是觉得重庆的态度令人可笑，居然要求战败者替战胜者看守地盘，更不用说什么人格担保之类见不得光亮的许诺。但是，日本正式投降了，3个一号命令到南京了，不得不重新考虑刘方雄的话了。

冈村宁次不是没有头脑的脓包，在复兴派们的说服之下，态度有了改变。16日，他的日记添了一笔：“余决心置身于不求生亦不求死之境地。”

8月17日上午，曾经在春间以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驻沪代表身份与今井武夫见过面的张叔平，重又出现在今井面前，此时他的身份是重庆政府的密使，口称奉蒋委员长急电，再―次向冈村宁次当面传达委员长的一号命令，督促他立刻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何应钦的指示。

今井建言，应该把它看成一个关键性的转折机会。冈村决定抓住这根救命稻草。

在忐忑不安中等待了两天半的，17日晚收到了冈村宁次的答复：

“限即到。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

中华民国34年8月15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副参谋长、桥岛参谋2人，率同随员3人，准于本月18日乘机飞到杭州等候，遵命再起飞玉山，敝处使用双引发动机一架，并无特殊标识，并请咨照玉山机场派员接见，仰赖照料为感。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未筱申。”

实际上，在此之前，冈村宁次在南京还发出了一份通告：

“中国派遣军通告

派遣军根据大本营严肃的统帅命令，已将现在部署转变为停战态势。然而中国军队中有的口称奉某地指挥官命令，在津浦沿线和长江沿岸等地区表现出对日军进行不法攻击的态势，或谋求解除日军武装，我派遣军对此甚感遗憾。派遣军有自己的严肃军纪，只能遵照本职命令决定举措进退，除基于今后成立之停战协定逐步向履行规定转移外，决不容许他人置喙。上述中国军队之不稳行动，确信绝非出自蒋委员长之命令，故恳请蒋委员长立即通知全部中国军队毫无例外地保持目前态势，以期彻底实行停战。从现在起，仍然采取上述不稳行动者，均视为不服从蒋委员长之命令，或越出其意图者，派遣军不得已将断然采取自卫行动。特此通告

1945年8月17日10时”

听了很舒服，一口一个“蒋委员长的命令”，还要对津浦沿线不服从命令的部队――显而易见是指八路军、新四军――“采取自卫行动”，更合蒋的心意。但是美国人不满意。魏德迈看到通告中口口声声的“停战”、“停战”，气就不打一处来，还有一句“决不容许他人置喙”，大有影射美国人的嫌疑，不由得怒火中烧，当着、何应钦的面，要求派新6军去南京受降。理由是：新6军在缅甸打败过日军中号称精锐之师的18师团，在日军中有威，匮作用，可以显出统帅下中国军队的军威。

这么一来，受降地点就改在了湘西的芷江新6军的驻址，时间也相应推迟。

石头城里又生变故。

8月18日，前些天被冈村宁次派到东京去打听消息的两个参谋，带着陆军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的指示，赶回南京。

“在此时机，不如将赤色势力引入支那本土，使之与美国方面的势力发生冲突，造成东亚混乱，我日本可收渔人之利。”

只经过简短考虑，冈村马上否定了自己的老友的主意：“不行，应该与国民政府紧密结成一体，断然对付中共。”冈村宁次明白，在这动乱的当口，稍有不慎，就会陷于绝境，既然决定上的船，决不能让蒋疑神疑鬼。

就这样，今井武夫作为冈村宁次的代表，8月21日飞往芷江去了。起飞不久，突然发现机舱里还有一挺机枪，这不属于指定要携带的物品，赶紧在飞临洞庭湖上空时，将它扔了下去。要求得、的信任，对骄横惯了的“皇军”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扔下机枪的那一刻，今井的心头一阵波涛翻腾。尤其令今井一行难堪的是，他们在三架中美战斗机的武装押送下到达芷江，又被迫在机场上作了圈低空飞行，向战胜者致意之后，才于11时20分降落在芷江机场上，走下飞机，还被收缴了佩戴的军刀。

最难堪的时刻是当天下午3时20分开始的洽降仪式。长桌后按左、中、右的次序坐着美军“华总”参谋长柏德诺，中国“陆总”参谋长肖毅肃和副参谋长、未来的南京“陆总”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强作镇静的今井伫立桌前，静听中力佣中、英、日三国语言朗读《中字第一号备忘录入那里一个连一个的“投降”、“投降”，猛烈地冲击着今井武夫的耳膜，冲击着今井的心。不过，他还是听到了：

“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指定之部队指挥官，不得解除日本陆海空军之投降武装及交出占领地区以及分让物资。

……

(日军)在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指定的部队及负责长官到达及接收各自驻地之前，要良好地维持地方秩序；并在此期间不得把行政机关移交给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指定之行政官吏或代表人员管理。”

在最难堪的时刻，听到这样的话语，今井的面孔虽然仍然紧绷，内心肯定松弛了不少。

更令今井宽慰的是当天晚间蔡文治的来访。这位陆总副参谋长白天没有露面，现在在今井下榻处坦率地告诉今井：“当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凡属贵国军队占领的据点，在我方军队进驻之前，务希望继续坚守，切勿放弃!”至于受延安号令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游击队嘛，“此等武装实属土匪之类，贵军均得采取自卫行动!”不便在《备忘录》中具体写明的话，蔡文治作了补充说明。

蔡作的另一个补充说明，是对日军的要求：“从我方来讲，首先确保诸如南京、上海、天津、北平等交通要冲，正在研究如何使日本军队将兵力向各该地区集中。”“同时还希望尽快收复襄河以西地区，连结长沙、湘潭、衡阳之湘桂铁路以西地区，衡阳以南粤汉铁路南部沿线以及广东地区，特别希望尽量从速收复宝庆地区，如修复宝庆附近的公路，汽车即可贯通直达。这些问题，希回到南京后，从速进行研究。”

白天，今井武夫没有在《备忘录》上签字，现在也对蔡文治摊了底牌，对于该文件第三部分所列各项，派遣军将全力执行以求圆满贯彻，包括立即停止刘重庆军的敌对行动，妥善保管军资装备和各项设施，准备完全移交给蒋委员长和何总司令指定的官员，以及对延安军之解除日军武装要求及其他之交涉断然诉诸武力。

这些当然是蔡文治乐意听到的，还有更乐意听到的在后头。今井接过蔡文治要求配合接收各交通要道的提议，传递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暗示：“即使将来在此等交通线移交贵国之后，我方对其运行修理等，亦准备长期提供技术援助。”弦外之音，甚至可以理解为日本的军事装备、技术，都可以用来维持这些交通线的通畅。不过兹事关系重大，蔡文治不敢马上作答，只是记录在案。

待到蔡文治一行推开芷江陆总会议室的房门时，他不由怔了一会：在座的不单是肖毅肃，何应钦也在!

“委员长很关心与日本人洽商的结果，”何总司令欠身致礼，又摆手让座：“要我连夜从重庆赶来，听过汇报后，还得赶回去。”

还在回来路上，蔡文治就不无得意地向随行人员分析：“备忘录一号的要害，就在于让日本人替我们看住地盘、装备和设施，只要冈村愿意在这一条上听委座和何总的号令，其他事都好办。”果然，他汇报还没完，何应钦已经面露喜色。至于这次汇报的总结，总司令的话可以概括为，从现在起，国军少了一支敌军，多了一支友军。

肖毅肃也来凑趣，提议学一学共产党军队分区受降的办法，先在空运新6军成功，确实能控制南京后，搞一个中国战区受降签字典礼。其他地方都划分成受降区，一块一块地来，什么时候军队能把脚跟站稳了，什么时候搞分区受降典礼。这样，提出的“用时间换空间”就不太急迫，而日本同军队移交接防，以及日军的解除武装，的各色接收千作就有了保证。

何应钦马上报告了。连称“上策、上策”，又马上叫俞济时接赫尔利、魏德迈一齐来商量。一文一武两个美国佬听了直翘大拇指，“绝妙的主意”。蒋、何诸人同他们凑在一起，商量起受降区的划分。

22日午后，再度飞抵芷江的何应钦，从文件包里取出受降区划分草案交给肖毅肃，说是委员长特别关照，请肖参谋长统盘斟酌一遍，尽快拟一个《备忘录二号》，让今井武夫带回南京。

蒋委员长和冈村司令官的历史性握手，已经完成。今井武夫23日深夜11时飞回南京时，心情与来时迥然不同。

何应钦送走今井，兴高采烈参加了新闻会。

尽管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抗击了60％以上的日军和95％以上的伪军，受降却没有他们的份。这不是疏忽。

9月2日，日本签署降书。随即延安举行庆祝大会，上街检阅。特选9月9日上午9时为在华日军投降之时。受降而不马上缴械，花样百出。

9月2日上午，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13年前在上海虹口公园被朝鲜人士尹奉吉炸断了一条腿的重光葵，这天作为日本外相，拄着拐棍，在投降书上签了字。盟军统帅麦克阿瑟，以及中国、美国、英国、苏联、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9国代表也依次签字。中国的代表是政府的军令部长徐永昌上将。

消息传来，9月3日被宣布为抗日战争胜利日，全国放假3天。

延安，欣然题词――“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9月5日在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栅白渠一头白发，声音相当洪亮：“我们中国和日本50年的血海深仇，今天已清算了。我们已得到了胜利。”这位老同盟会员、产党员显然一直牢记着幼年时即已萌生的对侵略者的仇限。回答他的，是无休止的欢呼，高高举起的红缨枪。

重庆的庆祝活动在9月3日举行。

全身戎装，特级上将军衔和一排排勋表交相辉映，兴致勃勃地登上检阅车，驱车来到重庆市中心街道。两旁的人群不时发出一阵阵整齐的口号声：“抗战胜利万岁!”“蒋主席万岁!”高高站起，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平心而论，8年来，政府的腐朽得到了充分的暴露，广大人民群众为此吃了不知多少苦头，总的来说还是坚持了抗日这一点，受尽屈辱的中华民族百年来第一次在反侵略战争中获得胜利。此时此刻人民的情绪既复杂，但又不能理解。然而，更能准确地反映群众晴绪的是自发地喊出的“冯副委员长万岁!”

这一天，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坐的车子同的隔开3辆，人群中自发的口号声，蒋委员长听得一清二楚。这声音使他不安起来。冯玉祥虽然是他的把兄弟，也是他的老对头。费尽心机才拆散了冯玉祥的西北军，安排他当个位尊而无权的副委员长，只是敷衍他的面子。但是这位老把兄弟非但抓住了抗日这面大旗，还一直主张民主，揭露统治的腐败。当年为了表示“共御国侮”请他到南京共事。冯玉祥大白天打着灯笼走进国民政府的院子。好奇者问他，冯玉祥回答了4个字：“太黑暗了。”脸上的笑容渐渐不自然起来了，回到官邸竟然一副怒气填胸的模样，与出发前判若两人。

如果说，9月3日的欢呼声，多多少少还带有若干希望于和的意味的话，那么，在看到以后一系列的表现之后，人们的想法不能不发生重大的转折。

受降是声望达到的最高峰受降也是声望下降的第一步。

国人普遍希望尽，陕受降，尽快让侵略者缴械，尽快遣返侵略者，雪洗多年耻辱。但是，明令不准抗日战争中功勋卓著的八路军、新四军受降在先，继之以偷袭其防区、阻挠其受降的手段，国人心中疑团油然而生，口口声声为国家、为民族，莫不是还有一党一派的私利摆在前头?自身受降活动大规模开展之后，此种印象就愈加强烈。

据说，为了纪念孙中山领导广州起义50周年，特意选定9月9日98时作为三了暖降吉辰腊以表示自己继承国父遗志。广州起义的九月初九是农历，公历为10月26日。情急之中，顾不了那么多。

于是，何应钦9月8日赶到南京。明故宫机场上，总司令接过了少女献的鲜花，接过了江东耆老献的锦旗，上面写着“日月重光”，志满意得之余，向孤零零站在一旁的冈村宁次一伙投去了意味深长的一瞥。

冈村宁次心领神会。要不要让冈村宁次迎接何应钦，中美在南京的人员之间有过一番争执，美军参谋长柏德诺将军不让他去，理由是去了敌我不分。中方人员反复强调的无非是，训示“以德报怨”，冈村率领日军配合国军行动，拒绝共军迫降；唯一没有说出的就是，新的中日提携已经实现，还分什么敌我。事情报到何应钦那里，决定折衷一下：准许来机场，但另站位置，以示区别。冈村宁次毕竟还是到了机场了。这本身就是一种暗示。这时候冈村最关心的是他向方面提出的延缓缴械的要求。他的理由是：一、为了拒绝共军前来接收，日军必须保持战备；二、愿意以投降蒋委员长后的日军投入剿共。前者为眼下迫切需要，后者则正是何应钦准备向最高当局提议的腹案。兹事体大，方面没有直接答复。而在冈村宁次看来，沉默毋宁说是默认的同义词。

不知何应钦同冈村宁次是不是一起做过心灵感应的试验，两人对受降、缴械的理解如出一辙。在何应钦看来，受降归受降，是否马上就地缴械，要看隋况而定，特别是铁路沿线和军队尚未接防的战略要点，或者虽已接防不是固守之处，可以一概不谈缴械之事!何应钦的理由很简单：第一、受降就是日本人向表示降伏，并从降伏之日开始接受指挥。只要日本听从指挥，可以对付共产党，为什么非要缴他的械?第二嘛，给冈村宁次的命令里已经对受降、缴械作了原则性的规定，他本人此刻不过是将其具体化而已。

平民百姓不可能听到何应钦等军政大员的私房话，他们看到了事实：在各地区的“受降”，程度不同地与“缴械脱了钩”。部署在华北铁路干线上的日军，“投降”了军之后，继续保持装备与八路军作战。山西，阎锡山麾下更有整旅整团的日军在向解放区“讨回失地”。国际观瞻所系的宁沪杭三角地带，冈村宁次的日记记载着，直到1945年秋末冬初，日军还在同新四军作战：

“江苏省松柏镇警备队，12月份受到共军的猛烈攻击，丧失三分之一的兵力突围而出，中队长战死。

同一时期，江苏省高邮警备大队受共军攻击，激战二日，受重大损失，终于被共军解除武装。

……

我军为对共军之攻击实行自卫战斗，共死伤7000多人。”

这样，按照的受降日程表，起于9月初，迄于10月末；而实际解除日军武装，则是来年暮春的事了。

受降的高潮，自然要数南京的三九受降大典。

8时50分，在中央军校大礼堂布置的签降会场中，左侧观礼席座无虚席。计有汤恩伯、工懋功、蔡文治、冷欣、郑洞国、廖耀湘等陆海空军将校219人，谷正纲、马超俊、丁惟汾、李惟果等国民政府文职官员51人，盟国代表47人，中外记者88人，共405人。签降席上方四盏巨型吊灯大方光明之后，受降主官何应钦一级上将，率领受降代表――海军总司领陈绍宽上将，第3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上将，中国陆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空军第1路军司令张廷孟上校，走进会场，在受降席入座。

8时58分，在军训部次长王俊中将引导下，日军投降代表7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大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中将，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福田良三中将，驻台湾第10方面军参谋长谏山春捌中将，中国派遣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少将，驻法属印度支那第38军参谋长二泽昌雄大佐，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参谋处长小笠原清中佐，进入会场，在投降席前站定，向中国受降代表立正敬礼。在检视了日军投降代表的证明文件之后，何应钦交下了日军投降书。

目击者说：

“冈村一面匆匆翻阅降书，一面握笔吮毫，在两份降书上签字，毫无犹豫之状。”

“签字仪式进行时，冈村自始至终都表现出严肃而沮丧的神情，动作很拘谨，其余的投降代表也个个神情颓然，但都挺胸直背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签字完毕，冈村双手微颤，呈献降书，何应钦微带笑容，起立，双手接过。

9时零7分，何应钦以降书一份冈村领收，冈村复回原位。何复将的“十字第一号命令”及本人的“军字第一号命令”交肖毅肃转交冈村，冈村在受领证上签字，转小林总参谋长送呈何应钦。

9时10分，何应钦命冈村等人退席后，随即宣布：日军在华投降签字仪式已经胜利完成。全场起立，掌声雷动。

冈村自己在日记里写道：

“8月10日以来，虽不断受不愉快心情折磨，但其后，因‘对华处理纲要’业已确定，并决心亲自掌握处理，加以所接触的中国方面要人态度颇为亲日，而又是向友人何应钦投降，从而产生一种轻松之感，在今天的签字仪式上也未特别紧张和耽心。然而，这总是从未意料到的痛苦处境。因此一进入会场，就试用隐禅师夜船闲话的内观法，安心定神。对陪席的美国人也默念着‘坐禅如在桥上，把往来行人当作深山树林’一语，借使自己镇静下来。”

话虽如此说，日本宣布投降后一直跟着天皇说“终战”，讳言“投降”两字的冈村今天不得不说出这最忌讳的两个字，心情能好得了吗?

翌日，冷欣将日军投降书进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