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侵占万泉纪实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开始了对华的全面侵略战争。11月8日，太原失守。次年3月，临汾、运城相继沦陷。11日(农历二月初十)，日军牛岛师团一部配合蒙古李守信伪军共500余人，从运城沿北相镇一线北上，进至万泉皇甫村。驻村二十九军宋哲元部骑兵500余人，稍作抵抗后，分两路从容撤退，一路向乌苏方向运动，一路向北吴方向运动，日军分别尾随于后。此时，川军四十七军军长李家钰率所属一O四师数千人由西向东急行军，奉令穿过稷王山、同蒲路奔向中条山防地，在新庄、乌苏等地猝遇强敌，溃不成军，所幸战后整顿，军容重振。

一小股日军窜上孤山漫坡，与晋绥宪兵四分队在黑子沟激战，宪兵谢锡钺等9人壮烈殉国，仅队长一人幸存。90年代，谢锡钺胞弟谢锡亮(国际针灸名医)为牺牲者和其兄立碑纪念。

中午，日军进抵万泉城沟东之荆村、涧薛一带，隔沟用山炮、野炮轰击东城，火力甚猛。牺盟万泉县分会特派员程生秀、县长朱一民率所属公务员、自卫队、公安局干警，由西门退上孤山，转往稷王山，意欲机动游击，开辟持久的抗日根据地。

日军炮轰后，步骑联合，从北门蜂拥进城，挨门逐户搜索。城内居民随机关人员向孤山逃避。未及逃脱的民众中，有3人惨遭开膛杀害(内有高小学生、北里村人王秉恭)，尸横里巷，血肉模糊。杀人同时，大肆破坏，架火焚烧屋门、柜门、抽屉，宰杀耕牛鸡犬，烧烤半熟，血污而食，破壳灌饮生鸡蛋，全然一副生吞活剥的野兽相。未逃脱的老、少、青、壮妇女，惨遭日本兵，更有甚者，将油灌入老婆，再行奸污，累累罪行，罄竹难书。

这次日军在县城只住一天一夜，第二天，出西门，沿公路经猗氏返往运城。

同年7月11日(农历六月十四日)，运城日军400余人，步骑炮联合，仍循北相镇--皇甫村向万泉县城进犯。日军先用小钢炮、山炮、野炮轰击开路，配合机关枪密集扫射，紧接着步骑一并翻过涧沟，从东、北两门进城。

日军二次侵占万泉后，留一个中队长期盘踞，大部队仍循公路，经猗氏返运。日军在万泉的第一个头目为吉松上尉。他把运--禹公路作为中心点，分兵高村庙，建起万泉县第一个据点。又在县城南门外、孤山北麓土丘上的土地庙驻了一个班，在制高点上遥控县城。日军进城不久，八路军某部一个营驻万泉高家庄，其中一个连进驻皇甫村，派侦察兵摸清了土地庙的地形、地势、道路及敌兵人数、武器后，于一个夜晚派出一个排，迂回奇袭土地庙。他们匍匐前进，动作敏捷，两个机从庙后枪眼向庙内敌兵猛然扫射，日军一个班全被击毙。城内日军听见枪声，上山援助。八路军早已携带战利品--拐把机枪、三八步枪、钢盔，迅速转移，返回皇甫驻地。

1938年农历六月二十六日，万泉日军抓苦力修筑万泉至水头公路。一股日军闯入小淮村，少女2人、老妪1人，抢走骡马3匹，激起民愤，群众报告了驻西景村的万泉公安局长赵德铭。赵率队包剿，日军仓惶败退县城，公安局缴获大马两匹，三八式步枪数支。公安人员并非战斗部队，第一次煞了日军的威风。中午时分，大股日军从县城奔袭小淮村进行报复，先用燃烧弹焚烧小淮南巷房院46间，又窜向四望村，焚烧薛子金、牛华甫等家房屋20余间，烧麦秸10万余斤，烧毁车辆、家具、衣物等不计其数。

1938年农历十月二十四日，正值秋冬之交，阴雨连绵，日军集万泉、荣河、猗氏、河津等数县兵卒和伪军，包抄驻小淮十八坡一带的教导二师(即后来扩编的三十四军)，战斗相当激烈。该师二O五旅旅长续积璋(襄陵县人)英勇指挥在第一线，他亲冒炮火，愈战愈奋，终以身殉国。日军恼羞成怒，在各坡垛见人就杀，见房就烧，白天浓烟蔽日，晚间火光冲天，三天三夜，烈焰熊熊。此次烧杀，以汉池垛为最，日军枪刺群众50余人，房屋尽成废墟，此为日军在万泉制造的第一大惨案。

1938年农历十一月十三日，日军复又集结万、荣、临、猗、安、夏6县敌兵及伪军，集中进攻三文。烧毁民房、庙宇60余间，并将木器家具架入崖窑中，纵火焚烧，烧崩窑洞。所有鸡犬，无一幸存。日军还将马拴在粮囤上，致使粮粪混搅，不能食用。日军竟然还大便在饭锅内，撒尿于水缸中，极尽作践之能事。此次，日军枪杀居民3人，杀害不从之妇女1人。

1939年12月间，日军五路围攻稷王山抗日根据地，山西新军政卫二一二旅乘万泉县城空虚之际，运用敌进我进之运动战，包围万泉县城。夜间，部分战士从东城二道城墙低矮处爬进县城，袭击了贾家祠堂皇协军大队部、日军司令部(县高小)和东门卫兵等处，撤退时，一战士误坠城壕，伤重不能行动，天明时被日军射杀。城壕留一木梯，上写北牛池字样，日军因此对北牛池进行恶性报复，连烧带杀惨死居民男女7人，烧民房300余间，抢走牛马驴骡猪羊无数。

日军二次侵占万泉之后，即妄作久踞之计，先建宣抚班，班长是日本人，董次长(即副班长)还有班本、铃木等日本人，再为翻译、汉奸人员。宣抚班向群众宣传"中日亲善"、"中日同文同种"，并进行"建立中日满东亚共荣圈"、"建立王道乐土"等骗人的奴化教育，企图使群众服服帖帖地当亡国奴。后来，日军又将宣抚班改为"新民会"，借孔孟之道拉拢人民，继而进行反动宣传，并鼓吹强化治安运动，进行白色恐怖，镇压抗日活动。

日军强化治安运动，强迫沦陷区人民佩戴"良民证"。所谓"良民"，是对"中国兵"而言的，"良民证"又叫"居住证"，是夹在塑料卡中，证上有相片与指纹，加钢印。日伪见人，验证盘查。人民过城门、岗卡或路遇日军，要行礼，口称"太君"，每每遭到日军唾骂、脚踢、手打或被当上马蹬，或被拉去当苦力，当炮灰，做马夫，抬伤兵，运弹药，做向导，修炮楼，挖战壕，到吕梁山下挖封锁壕(美其名曰"惠民壕")。有的被拉去东北下煤窑，到日本当苦力，死在日本和煤坑中，有的被枪杀或活埋。生活在日本法西斯铁蹄下的沦陷区人民，真有"亡国奴不如丧家犬"之感。从那个时代活过来的人，记忆犹新，今天的青少年或壮年人是难以置信的。

为建立伪政权，日军先建"维持会"，诸如逼粮、催款、拔壮丁、派苦力、派车辆骡马，要劈柴、肥猪、鸡和鸡蛋、马草、马料等，搜刮民财，滥用民力，草菅人命。万泉县维持会正副会长是薛锡镛(字金堂)、杨仙洲。后来改称万泉县政府，继而改称万泉县公署。县公署主管称知事，县政府主管叫县长，先后充当知事和县长的顺序是薛锡镛、杨仙洲(护理知事)、姚乐天、王鸿度(字量佛)、司荫昌。姚乐天是个极端分子，解放后被人民政府镇压；王量佛抗战中为十五专署教育科长，路遇日军被捕，后来当了临晋伪教育科长，继而到万泉当了县长。镇反后期，王被判无期徒刑，死于狱中。最后一个县长叫司荫昌。县政府(公署)设有指导官，也称日本顾问，第一个顾问是藤田，藤田回国服兵役后，换为左藤。顾问实为太上皇，大权独揽。知事形同傀儡，俯首听命，唯唯诺诺。

1941年汾南大"扫荡"后，日军在西景、贾村庙、南和及稷王山上的黑风山、牛家山等处盖炮楼，建据点，并在县城、西景、高村分设四个区公所(三区后移至贾村庙)。设区的据点，驻日、伪、警，但日军多驻野外，不许伪、警靠近。伪、警则驻庙宇或民房，常受抗日军民袭击，惶惶不可终日。城南土地庙受八路军袭击后，日军在土地庙西土丘(人称鳖盖)上建碉，由伪军一个分队驻守。1944年，日军两辆货车由运城开往万泉，行至乌停凹地，被猗氏警察局截击，人货全部缴获。日军又在阎景设据点，日军驻村西南，伪、警驻李家花园。高村庙据点警备队有个会说三国话的朝鲜人，留着分头，常为日军当翻译，群众叫他"帽盖子"。他和南和警备队班长"红眼子"(外号，也为日军当翻译)以收受贿赂、拷打群众、敲骨吸髓、杀害群众而齐名。这二人，成为路断人稀的恶煞，两地枯井填满了无辜者的尸骨。

万泉的皇协军是1938年冬成立的。日军自称是天皇的军队，名为"皇军"，"皇协"是协助皇军的。日军不放心皇协，不准他们进城。驻在西城门外(鸭儿沟)的皇协，常常在夜间持枪抢劫附近村民，后又迁至桥上村大庙、沟东荆村和北涧高阜文昌庙。皇协军多次迁移都受到抗日军队的袭击，而他们要求进城却遭到日军的拒绝，可见日军对"走狗"也不放心。后来皇协改称中国警备队，驻进城内贾家祠堂，与日军司令部(驻高小)遥相呼应。最初只有一个中队，后来逐渐扩充，大队部驻在县府门前，警备大队长依次是张子敬、解光亭、肖某某，第三任起，由县长兼任，副大队长为专职，扩为两个中队，约120多人。1941年中条山战役，第一战区卫立煌所辖第五集团军曾万钟部一部被俘，被编为"晋南特务大队"。因万泉有稷王山、孤山抗日根据地，晋南特务大队调来协防，分驻各据点。这部伪军并不扰民，不打中国军队。1942年的一个夜晚，这部伪军全部撤上吕梁山，渡河入陕。1942年汾南大"扫荡"后，该大队辖三个中队。在大"扫荡"后留下临晋警备一部，作恶多端，民愤极大。1944年，李滋为第五任副大队长，扩为四个中队。1945年，扩为五个中队，张普涵复任第六任副大队长。后三任均与中国军队有所联系，不单独出动。从王鸿度当县长起，认为皇协扰民，始征良民兵员。警备兵员除拔兵而外，一部分地痞流氓料面鬼，奸淫掳掠，形成匪祸。

万泉第一任警察所长王立凤，系大连人，精熟日语，开群众大会时常为日军当翻译，曾杀害抗日军民，后升任冀宁道警察署长，听说解放后曾当教员。二任所长傅继红。日军投降前所长为张梦升。1943年，由于太平洋战争迅速扩大，日伪感到兵力不足，遂将东南两城门用土袋堵压，黑夜东门由一日兵带警备队站岗，南门派警察站岗。1944年的一个夜晚，第二战区战地工作第九团万泉战工队解天喜等同志翻过南门，摸入南街口的万泉警察所内，缴获全部枪械，全城震惊，日军非刑拷打南门外、林山籍的警察多名，最后把卸任的警备队长解光亭作了替罪羊。可见当汉奸也不得好下场。

日军常驻万泉吉松部队，装备有一门小钢炮，四挺拐把机枪，冲锋枪、三八式步枪、鳖盖合子枪五六十支。分驻各点后，城内仅驻二三十人。兵营称为"红部"，先驻东门口当铺，后移高小学校，把惠民池包括在内，在池口设岗房，岗房内设牢房，牢房后埋葬被杀军民。抗战胜利后，挖出遗体，白骨累累，惨不忍睹。日军第二个司令为岗村上尉，第三个司令为深尾，第四个又调来岗村，第五个为谷贺。

日本万泉宪兵队内设便衣，专为捕杀抗日军民。宪兵队只有一个日本宪兵，最初的叫阿部，中间的叫牛草，最后的叫龙本，都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对中国人民用尽了灌辣椒水、上老虎凳、十指下竹签、火烙铁、狼狗撕咬等种种非刑。

阎锡山曾在河南为军政干部第二分校招收知识青年为学员，后编为游击第四纵队。谢克俭为司令，张普涵为其中一个支队长，群众称为"干二军"。

1941年六七月间，干二军一部260余人在万泉东南乡周家庄、陈阎庄一带与敌遭遇，青年学生个个奋勇杀敌，使敌人遭受重创，死伤甚众。恼羞成怒的日军遂从运城、猗氏、临晋向万泉集结，并配有坦克、重炮，使用毒气等火器，将干二军包围于陈阎、周家庄。干二军苦战一昼夜，水米未进，孤军无援，寡不敌众，除少数突围外，75名学生军被俘。被俘的学生被背手捆绑，撕下衣襟，蒙住双眼，禁锢于县城西门外桥头关帝庙内，一个个被拖至庙后古刑场，由一个叫川军的日本刽子手用屠刀砍杀，然后推至涧沟内。只有一个叫杨振河的战俘未被砍死，被推入沟中后装死，天黑以后，他从桥洞爬过南边，幸被烧瓦窑的马起扬救助，换了血衣，包扎伤口。他向南翻过孤山，终死里逃生。

1942年4月12日，三路里据点的8名日军密探潜入陈阎庄，被汾南地方团队邵哲卿支队(又叫三救部，意为救国、救民、救自己)击毙7人，一人逃回。15日拂晓，三路里日军百余人闯入陈阎，因天下雨，村民不能下田割麦。日军进村，被宁开娃瞧见，急呼"鬼子来啦！"遂被日军打死，抛入池中。日军封锁各巷口，用刺刀、枪托驱赶男性村民，关进孙家祠堂堂屋，逐个拖出，剥光上衣，用刀砍杀，共杀和平居民84人。青年孙青贵冒死求生，撞倒门岗，踢翻机枪，幸免于难。这就是骇人听闻的"4・15"陈阎惨案。

日军还在万泉县城设立军妓，从朝鲜和亚洲强迫妇女做所谓"慰安妇"，蹂躏妇女，这也是日军惨无人道的罪行之一，现在亚洲各国妇女正在联合国和日本控诉日军的这一暴行。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华北成为日军的后方兵站基地，日军多次强化治安，进行大"扫荡"，清查抗日军民，并在万泉抽调苦力到吕梁山下挖掘封锁壕，企图扼杀抗日根据地的军民，许多人在两军交战中被打死，或被炮火震塌壕窑压死。日军还通过伪政权，强行"保管"粮食，怕中国军队运走，抢夺铜铁、棉花、棉布等军用物资。同时，日军还在城内成立合作社，强迫人民入股，并抓来名绅马锡山当理事长。为了对抗日军队实行经济封锁，日军对食盐、煤油、火柴、布匹、糖等实行定量配给，企图困死抗日军民。日军还在圣庙设立兵站--经理室，储备军械、弹药、军服、毛毯、盐、糖、罐头、大米、医药用品，设立医疗室，实为日军进攻稷王、孤山的供给部。

1942年5月6日，阎、日、伪三方在吉县安坪村举行"和平"会谈，日方要阎立即通电投降，阎要"联币"(所谓"联合准备银行"所发行的"金票")、枪支，并要求日军允许南粮北运时可通过日军控制的河津、稷王的汾河桥梁，将粮食运上吕梁山。为配合安坪会议，日军退出孝义、万泉两县。麦收前，日军曾派联络组到稷王山脚下的牛池村晋绥三十四军驻地联络。三十四军也派侯、杜二参谋进万泉县城联络，后调一个营进驻距城五华里的荆淮村，并派其中一个连进城接防，在四门布设岗哨。稷王山部队则积极构筑工事，准备打仗。日军二次撤离万泉县城后移驻猗氏，且伪公务员、军警、合作社人员，留、走、散三者听便。安坪会谈，阎以"准备尚未成熟，通电脱蒋尚须考虑"为由拒绝日方要求，日方也以答应阎的物资、款项、武器数目太大，须待继续交付等外交辞令而相互支唔，会谈宣告破裂。南撤日军在猗氏仅驻两日，又随九路围攻稷王山之日军大部队重返万泉县城，这是日军第三次侵占万泉了。进驻万泉县城和荆淮村的三十四军也东撤稷王山，临撤时，向群众宣传"回东山准备大打"。

小麦柳黄时，日军以飞机、大炮、坦克、山炮、野炮、榴弹炮，步骑联合，分路向稷王山进攻。三十四军在四望、小淮、灵池、牛池、西村、刘和及闻喜等沿稷王山麓布防，凭借工事，顽强抵抗，并有打死一名日军给予几块银元的赏格，立即兑现，官兵激于爱国热情，士气高昂。战争初期，日军伤亡惨重，日军军官多次向伪军、苦力和群众说："中央军的大大的有"，"太君(日军)死了的大大的"。日军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奈因干二军在皇甫背后不与稷王山正面抵抗的三十四军配合抄日军后路，反而远撤孤山南面，使日军打消了后顾之忧，吕梁山也不派援军策应，三十四军不得不撤出重围，大部冲破日军封锁的汾河，退上吕梁山，一部分溃散。代军长王凤山率劲旅四十五师马儒魁部在汾南与敌周旋，日军步步跟踪。追至张瓮庙，形成包围圈，日军又调飞机、坦克进攻，王凤山率部顽强抵抗，在庙北高阜用望远镜望，被日军机枪射伤腰部，肠子露出，最后壮烈牺牲。为纪念爱国将领，山西省政府将张瓮更名为"凤山村"，直到解放。1986年3月，山西省人民政府也追认王凤山为烈士。马部退往吕梁山后，汾南一时被日军所控制。

1942年夏征前，阎锡山派吴晟(字哲之)为第二战区战地工作第九团团长、十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率所属邵(哲卿)、秦(万生)、符(某)三个支队，配合三十四军重返汾南，驻在三文、牛池、周家庄和孤山南麓，与敌进行敌我相持的斗争。吴哲之在汾南征粮征布并运上吕梁山支持抗战，还镇压了一些骚害人民的土匪流氓和汉奸，维持地方秩序，保护了一些地下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他还从大后方订阅党和派的书报刊物，使汾南有了新鲜空气。又从沦陷区动员大批学生上吕梁山到山西大学、进山中学、国民师范、一至六联中学习，这批学生后来成为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他还申请办一座"汾南中学"，未准，只批了一座"志复两级小学"，校名含义是"立志收复汾南"。

1944年七八月间，猗氏县长董警吾(中共地下党员)发动"汾南事变"，率公安局干警东撤解放区稷麓根据地，后改编为"汾南支队"。地下党员、荣河县长王海清投奔中条山的游击队伍。因十五区连续发生的这两件大事，阎将吴晟诱扣克难坡，处于软禁地位，志复学校笔者的同事李筱周女士去看他，吴在赠书中夹一个小条给笔者与同事杨丕云："我有志于解放事业"。吴晟被扣后，阎改派谢克俭为十五区专员兼保安司令(前一年谢已充任保安副司令，借以牵制吴)，仍驻三文一带，万泉县长由谢的老师赵济斋充任，驻在上义、下义村，日军不断向这些地方袭扰和"扫荡"。

谢克俭下汾南后，征粮、征款，还向公务员和万泉小学教师中的地下党员、进步知识分子下毒手，大搞白色恐怖，以肃清所谓伪装分子，在专署抓了王正等人，还审查杨丕、吴允武与笔者，抓了秦据信、董烛天、陈玉堂等一大批人，押上吕梁山汾南流动工作队(即特警队)的后方，极大地摧残了抗日力量。

1945年麦收前，盟军空军开始向黄河湾炸射。一天，有一支机队向高村庙日军炸射，日军全部出庙，伏于麦田，一机俯冲过低，被碑楼挂伤，驾驶员殉难，射手在友机掩护下，撤至附近村庄，在爱国群众帮助下，西渡黄河。殉难空军被日军掩埋，当晚，即被爱国群众将遗体刨走，运往河西。日军战马数匹被盟机射死，万泉日军闻讯丧胆，惶惶不可终日。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颁发诏书，接受无条件投降。阎令各县进城受降。8月13日(农历七月初六)，万泉县组政经军教统一行政委员会(阎的特殊行政组织机构)主任赵济斋派田粮处科长李文卿(万泉县城人)带爱乡团一个先遣连进驻城郊北涧村。经联络，李文卿等先于部队进城，接收伪县政府，并查封经理室仓库。8月14日，赵济斋率爱乡团(团长张子美，后为警察局长，解放后被镇压)和由警备队改编的保安四支队张普涵部开进县城。

日军谷贺部队事前在圣庙经理室、司令部内池泊、大操场焚烧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枪支弹药，一时响声震天，浓烟滚滚，显然是破坏了投降规定。15日，日军撤回岗哨，整装待命。16日，日军开拔，路经猗氏，被晋绥军某部截走全部武器。受武士道精神毒害很深的谷贺上尉，在猗氏城西的碉堡内剖腹自杀，为天皇的"武运长久"的事业而效忠，甘当军国主义的殉葬者。

日伪最后一个县长司荫昌向接收人员办完交代，被运城高等检察分院依法逮捕，被运城高等法院分院审理，判处有期徒刑，笔者旁听了审判过程。司荫昌关押在运城的山西第二监狱。解放运城时第二监狱被炸，传说有人在西安还见过他。

胜利炮响后，受日军蹂躏7年之久的万泉县光复了，驻万泉的军队和万泉人民抗战胜利了。

据不完全统计，日军还在万泉先后屠杀和平居民161人，这还不包括战俘和南和、高村庙枯井中、县兵营岗楼后被屠杀的抗日军政人员和平民。

日占期间，稷王山中之三文、小淮坡、柳林庄、南北牛池、西村、刘和、上下王尹等村庄，一向是专署县政府和抗日军民抗战的根据地，孤山南麓的袁家、新寺、马家庄、小桃村和沿山属猗氏县的焦家营、马家窑、杨庄属军民抗日活动地。日军每于战败之际，大肆烧杀掳掠，尤以袁家庄、焦家营被烧为甚。抗日的火苗是烧不尽的，皇甫村数人曾在大杨树下截杀一个日本兵，受到县长朱一民的奖励。该村小学生在作文中书写抗日词语，被日发现，当即将村长吾绍历的房屋烧毁。此两事，使皇甫人民逃避多日。日军中也有反战的，万泉曾有一名日军从城内携械向吴哲之投降，因系朝鲜人，吴为其改名为韩黎明。

日军共焚烧民房456间，三文、小淮坡、袁家庄等地崖窑未计其内，还拆烧了许多庙宇，砍伐了许多古树。可恨而且可惜的是，1945年日军在临近投降前还在孤山上法云寺、金顶庙设据点，拆了一部分庙宇，还拆烧了著名的文物古迹张瓮庙、老母洞转花楼。有人说司荫昌是个好县长，修建了递传井，汲取了北涧的井水，殊不知，老母洞是他一手破坏的。

繁体字的庙字是"广"、"朝"两字组成，老百姓拆字说："庙拆了，定要改朝换代了。"暗指日本快败了。日本天皇的年号是"昭和"，群众谐音骂："日本鬼子招祸了。"真的日本战败了。

近年来日本教科书在美化日本侵略亚洲、澳洲及太平洋的行径，但历史是不容歪曲的，亚太及澳洲地区的人民绝不容许！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