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城市当代舞团身体写《女书》

台前幕后

2007年12月，香港著名编舞家黎海宁将“女书”编入舞中。凭她敏锐的触觉，透过舞蹈展开对这种世上唯一的女性文字的联想；同时从香港女作家西西及黄碧云的作品出发，引领舞者以身体游走于书与非书之间，去年12月现代舞《女书》在香港首演，获两项“香港舞蹈年奖”，5月9日来到北京天桥剧场。

19世纪清道光年间，在湖南偏远乡下的瑶族村落，女孩们借由书信互诉衷肠，细长的文字，写在扇面、手绢上，秘密地你来我往，“女书”是男人们读不懂的世界。

舞台上，身着白衣的7名舞者脸孔木然，各自孤寂静坐在圆木凳上，散落在各方角落。她们眼睑低垂，似乎只有手中的折扇还有一丝活气。突然，那边的“她”动了，折扇呼呼有力，然后另一边的“她”也动了，像是被折扇牵引般舞起身体，一个个“她”纷纷活起来，折扇游走在手臂与腿脚间，厉声开合，像是张开口痛哭，又像紧锁的忍耐。

出嫁前母亲的教诲，女儿的不愿别离，红色绢巾的纠结缠绕，舞者身体的神经质筋挛与颤抖，舞来舞去都是“苦”。接着音乐一转，“She's a lady”的旋律响起，第二部分的舞段一扫旧时代的阴霾。男舞者随着节拍打着响指缓缓踱入，后面坐在椅上的女舞者却兀自神色木然。“She's a lady.Whoa，whoa，whoa.She's a lady.”歌声性感欢快，随歌而起的男舞者动作妩媚，面对示范，女舞者要照抄不误，可木偶一般的动作与空洞的眼神实质是对男人设定的女性形象的机械模仿与顺从，如同幽默的反讽。

第三段进入女性找寻自我阶段，双人舞《我/你》中男女舞者的纠缠、遗弃与追寻，是女性对自我认知的挣扎。散落满地撕碎的稿纸，身体游走于书与非书之间，在女书濒临绝迹的年代，重新解开女性心中秘密。

《女书》为黎海宁探索女性题材的“女性三部曲”压卷之作。早在1987年，黎海宁已开始对女性身体的探讨，创作了短篇舞剧《女体之感动》；1997年，她以长篇作品《女人心事》反映女性对香港回归前后的所思所感，成为一时佳话。

“女书”是记录湖南省永江县一带方言的文字，只在当地妇女中流传。它是世上迄今惟一的女性文字，至今已有400年历史。女书传承是母女世代相传，用来书写及传唱女性痛苦慰藉心灵。黎海宁以“女书”这一中国传统文化为切入，继而引申出古今女性如何以文字及意象表达自我。

对话黎海宁

黎海宁早期在香港学习芭蕾舞，后赴伦敦当代舞蹈学院深造。1979年加入香港城市当代舞蹈团，后任艺术总监及编舞。黎海宁众多作品在国际上产生影响，曾于1999年后连续3年获颁香港舞蹈联盟“舞蹈年奖”编舞奖，2000年获香港特区政府颁发“荣誉勋章”。

记者：“女书”是怎样成为您创作主题的？

黎：十多年前，我开始在研究女书的书籍中看到这种奇特的文字，“女书”的内容很多，大多讲自己的生平，但多是充满痛苦的生平，嫁到什么样的丈夫，婚姻生活如何，命运如何悲惨等等。也有些是写给朋友的安慰，还有一些其他的题材。但偏偏都不是很开心的。

记者：选择手绢与折扇这两种道具是出于什么考虑？

黎：实际上“女书”这种文字一般写在折扇、手绢上，而这两种道具又是舞蹈中常用的，很适合情绪表达。用扇的开合作情绪的表达，那些盖在头上的是出嫁的红色盖头，捂在胸前成了触目惊心的痛。

记者：您出身在一个音乐世家，父亲黎草田与兄长黎小田都是香港音乐家，而在舞蹈的创作中您怎样关照音乐的表达？

黎：12段音乐中我有4段都是选择图瓦歌手Sainkho Namtchylak的作品，她的音乐游移在东方和西方、过去和现实之间，听上去很有感觉。在最后一段我选择的是墨西哥歌手Chavela Vargas的《LaLlorona》，她中性嗓音中流露的沧桑与我的作品精神配合。另外还有一段用藏语演唱的音乐。其他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英国、法国的歌曲、一些恰恰类观众朗朗上口的旋律。

记者：在舞蹈中也可以窥见您对文学的关照，两者怎样相辅相成？

黎：在文本上我节选了香港作家西西与黄碧云的文字，西西和黄碧云是香港两代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两人对文字的运用都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但行文风格却有如南辕北辙。西西给我的感觉是像冬日里的阳光，和煦而洒脱，而黄碧云却像来自心中某个阴暗的角落，止不住的一种荒凉悲寂。文本给观众更多是一种思维的空间，对理解舞蹈提供理性帮助，能吸引对文字敏感的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