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进步：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动力之一

一、技术进步和唐代江南的水利、农业

唐代江南农业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诸如人口南移、生产工具的进步、兴修水利、中央和某些地方官的正确指导、劳动人民辛勤耕耘等等。在这些因素中，贯穿着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知识这根主线，例如，人口南移问题，如果南移的劳动力缺乏技术训练，素质低，肯定不能对南方的农业生产起什么促进作用，反而增加人口压力，于农业生产发展不利；生产工具的进步也包含技术改革，并且以此为标志；兴修水利也离不开新技术的应用；劳动人民辛勤耕耘势必带来科学技术知识的积累。如何从这个角度分析唐代江南农业的进步是我多年来注意的课题，现将浅见陈述如下。

(一)灌溉工具和灌溉技术的进步

唐代江南对农业生产威胁最大的自然灾害是水旱灾。其中旱灾和水灾相比，又以后者为甚，这是江南的气候和自然条件的特点所决定的。但是，不等于说旱灾的威胁不大，由于江南地多丘陵，灌溉工程并非处处都有，一逢干旱之年，旱灾仍然威胁着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稻生产。所以，灌溉工具和技术的改进问题必然成为人们关心的大事。

传统的人工灌溉工具是桔槔。桔槔利用杠杆原理提水，可以事半功倍。但是，桔槔不能连续运动提水，于是有水车。水车在汉以后广泛使用了。《后汉书·宦者传》记掖庭令毕岚“作翻车、渴乌”，唐章怀太子李贤注云：“翻车，设机车以引水；渴乌，为曲筒，以气引水上也。”[1]农史学家以为“渴乌是一种利用虹吸原理的提水土工具”[2]。水车发明于北方，使从渠、井中引水机械化。从汉至唐的文献资料看，“使用翻车引水，安装坡度不能超过四十五度，提水高度一般也不能超过一丈”[3]。一般翻车显然难于从竖井中提水。而北方井灌多于渠灌，所以必须改进水车的装置。唐代邓玄挺所见水车应即为这种改进后的井水水车。“唐邓玄挺人寺行香，与诸僧观植蔬，见水车以木桶相连，汲于井中。乃曰：法师等自踏此车，当大辛苦。答曰：遣家人挽之”[4]。水车以木桶相连，就可以从竖井中提水。但是，这种水车的结构要比原来的翻车复杂，这也说明当时机械学的知识比较丰富了。另一种水车是从河渠中汲水的手摇式或脚踏水车，其使用范围遍及南北方，而且似乎南方使用更普遍。唐史著作中多次引用的文宗大和二年(828)“内出水车样，令京兆府造水车，散给缘郑、白渠百姓，以溉水田”[5]这条资料。唐文宗从江南征发工匠到京兆府承造水车，可知这是江南通用型的水车[6]。水车的发明在北方，后来传到南方，是北方劳动人民带到南方的一种生产工具，然而在南方推广时显然有所改进。这种型号的水车主要用于塘、渠车水之用。

除水车之外，还有一种用于汲取江水的机汲，闵宗殿同志名之曰“曲柄辘轳”。为研究方便，移录刘禹锡的记载如下：“濒江之俗，不饮于凿，而皆饮之流。余谪居之明年，主人受馆于百雉之内。江水?V?V，周墉间之。一旦有工爰来，思以技自贾，且曰：观今之室庐，及江之涯，间不容亩，顾积块峙焉而前耳。请用机以汲，俾矗然之状，莫我遏已。余方异其说，且命之饬力焉。工也储思环视，相面势而经营之。由是比竹以为畚，置于流中，中植数尺之臬，辇石以壮其址，如建标焉。索绚以为组，縻于标垂，上属数仞之端，亘空以峻其势，如张弦焉。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及泉而修绠下缒，盈器而圆轴上引。其往有建瓴之驶，其来有推毂之易。瓶缩不羸，如博而升。枝长澜，出高岸，拂林杪，逾峻防，刳蟠木以承澍，贯修筠以达脉。走下潺潺，声寒空中，通洞环折，唯用所在，周除而沃盥以蠲，入爨而锖釜以盈。饪悚之余，移用于汤沐。涑浣之末，泄注于圃畦。虽瀵涌于庭，莫尚其霈洽也。余……观夫流水应物，植木之善建。绳以柔而有立，金以刚而无固。轴卷而能舒，竹圆而能通。合而同工，斯所以然也。”[7]

以上引文一些著作引用时未加考释，因而难详其意，所以难于说明它在机械发明史上的意义。现就个人揣摩心得试释如下。

刘禹锡《机汲记》所记年代为他谪居朗州(今湖南常德市)的第二年(元和元年，806)。他所遇见的工匠是一位发明家。工匠依地形建造汲水机械装置。首先，在江里树木桩，作为牵引支撑物，方法是以竹编畚筐作底座，运石块压牢，上插木桩，一如建标桩方法。其次是在木桩顶端(标垂)系上绳索，绳索的另一端自必系在江岸的木桩上，但是未见明确记载，只能从“亘空以竣其势，如张弦焉”句推断如此。如何提水?这是《机汲记》最费解部分。“锻铁为器，外廉如鼎耳，内键如乐鼓，牝牡相函，转于两端，走于索上，且受汲具”的是什么装置?从机械功能说，这个装置既能在索上走(滑行)，又可挂上汲具(水桶之类)。在索上滑行，必须在两支木桩顶端各安装一个滑轮，横索绕两滑轮，而岸上木桩顶端的滑轮安上曲柄，以人力转动曲柄，上下横索分别向着相反方向移动，挂在下方索上的装置及汲具即顺绳索斜面向岸上方向滑行，从远处看“其来如推毂”，如推车上坡。这种绞车式装置，我国古代曾用于拖网、拉船过闸[8]。唐代工匠从其师傅处，或从民间流传经验中，或从士人口中知道绞车制造之法，并应用于汲水。如果这一推断正确的话，刘禹锡记载的汲机应命名为绞车式辘轳汲水机。

关于提水、运水装置是什么样器物，着实令人费解。所谓“锻铁为器”容易理解。该器“外廉如鼎耳”的鼎是锅，即外壳薄如锅的耳。里面的“键”，即可开闭的铁栓，它闭合时横栓在铁器上，故曰“牝牡相函”，固定在横索上，可以随索移动。这个器物下部估计有孔，穿绳悬挂汲具陶瓶。因为横索靠岸一端高于水中木桩一端，所以当摇动岸端木桩顶端曲柄时，器物顺横索向上移动，由于器物挂着盛水的陶瓶，承重较大，移动速度慢，望之如推车上坡；当器物到岸端后，陶瓶由人接去把水倒人木槽，器物减重，放开曲柄时，器物和陶瓶的自重使它顺横索下滑至水中木桩处，望之如高屋“建瓴之驶”。这时器物“修绠下缒”，悬挂着的陶瓶恰好到水面，便会自行倾斜汲水。陶瓶汲满水后，岸上的人再摇曲柄，把陶瓶提上去(见示意图一)。为什么汲水器要用陶瓶呢?这是因为陶瓶自重大，加上烧制成重心在中间的橄榄形状(肚大口小底尖)就会自行倾斜，水从瓶口进入，西安半坡出土之汲水瓶就是这个形状。陶瓶汲满水后如何“圆轴上引”呢?一种解释是岸端曲柄转动时，连着曲柄的辘轳也转动，挂着陶瓶的绳索被绞上去。从岸上看，陶瓶离水面越来越高，上升了。因为辘轳也是轴，所以辘轳转动可以叫“圆轴”。

[示意图一]李文绚副教授绘

[示意图二]李文绚副教授绘

我请教厦门大学科仪系机械学教授黄长艺同志，他认为还有一种可能是，江中木桩与岸上木桩之间的绳索(或竹索)是固定的，有一个装置(我猜想，如滑轮形状，由左凹右凸两半合接而成，即所谓牝牡相函)成为一个巧妙的滑轮，通过绳索，由岸上曲柄辘转动牵引，“走于索上”。这又可备一说(见示意图二)。

提上岸的陶瓶由人接住倾水入水槽，即所谓“刳蟠木以承澍”。木槽又连着毛竹水管，曲折通到用水人家，一如现之自来水管。值得注意的是，文中记载了水的反复利用，水注入釜，以为炊饮之用；余则移于汤沐；洗涤之后，“泄注于圃畦”，灌溉蔬菜。大概是这种机汲之水，费工费力，来之不易吧，所以节水的办法应运而出，提高了水资源的利用率。这在一千一百九十年前是非常难得的，称得上是一项重要发明。

但从唐代江南的实际情况看，机汲是仅见现象，水车较普及，戽水、桔槔间或使用，主要灌溉方法仍然是利用河、渠、塘、浦等水源，引水灌田。

从灌溉技术角度看，唐代江南水利设施不但有灌溉作用，而且有拒潮、排水等多种功能，改变了单一的灌溉(如井灌)方式，颇具创造性。周魁一先生在《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 (续)一文中指出：“东南沿海地区水利受海潮影响，形成一种可称之拒咸蓄淡的独特工程型式。即采用一组闸坝建筑物，抗御海潮入侵，蓄引内河淡水灌溉。唐太和七年(833)在今浙江宁波兴建的它山堰，就是这种类型的工程。它山堰为有坝灌溉枢纽，溢流坝横断大溪，用以抬高下游(似应作上游)水位和隔断下游咸潮。堰上游开渠引水灌溉农田二十四万亩。灌溉余水和灌区沥水由下游泄回鄞江，泄水人江处的闸门同样有拒咸蓄淡的作用。灌区内有日月二湖，与渠系相连。增加了灌溉水量的调节能力，整体规划相当完备。”[9]

除它山堰外，杭州湾的捍海塘也有同样功能一一拒咸蓄淡。郑肇经、查一民先生著文指出：浙江海塘在浙西沿海地段的海塘工程修筑最早，据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引《钱唐记》载：钱塘江“防海大塘在县东一里许，郡议曹华信家议立此塘，以防海水。始开募有能致一斛土石者，即与钱一千，旬日之间来者云集。塘未成而不复取，于是载土石者皆弃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钱塘焉”。这是我国历史上关于海塘建筑的最早记录[10]。郑、查两位先生文章的这段话所据为《水经注》卷四十“浙江水”。原文“旬月”这里作“旬日”，误。

唐代浙江海塘修筑工程浩大，《新唐书·地理志》记载：“盐官有海塘，堤长百二十四里。开元元年重筑。”上引郑、查两位先生的文章认为《地理志》指明是“重筑”，足见唐开元以前浙西已有长距离的海塘建筑。这种推断是可信的。五代钱氏据两浙，进行了大规模筑塘工程。后梁开平四年(910)，即吴越天宝三年八月，始筑杭州捍海石塘，钱?J动员了大批劳动力，并采用了“木桩竹笼”护岸结构，形成坚固堤坝，“堤植大木十余行，谓之‘晃柱’”[ll]，筑海堤防御海潮袭击，保护农田；在堤内形成石塘，蓄水灌溉江滨土地，“由是钱塘富庶盛于东南”[12]。杭州捍海石塘防海潮、蓄淡水、利泄洪，功能上较一般陂塘多。福建的一些陂塘也具有拒咸蓄淡功能，如泉州的六里陂，“筑有迂回曲折达四十里的陂道，外隔沧海之潮汐，内积来自磁灶和葛洲的溪水”，“纳清泻卤，环数十里内无田不资灌溉"[13]。

以上所举的浙东它山堰、浙西钱塘捍海石塘和泉州六里陂的共同特点是拒咸蓄淡，防止海潮对农田侵蚀，蓄水灌溉沿江、沿海土地。在这两种功能之外，还有泻卤作用。它山堰灌区的主渠道所经之处有数处堰闸，灌溉余水和灌区沥水通过闸门泄回江中。捍海石塘、六里陂也应有泄水闸。这种泄水闸作为堰(堤)区的配套工程极为重要，不但可及时泄洪，而且起了泻卤作用。因为潮浸比较严重的滨江、滨海农田，土地普遍斥卤，要改良土壤，必须排卤，而排卤的最佳方案是洗田。当洪水来时，浸泡农田，土地的盐碱经稀释后排人陂塘渠道，通过退潮时开闸泄洪，盐碱水亦排人江海中。所以六里陂古人赞其有“纳清泻卤”之功，事实上潮浸严重的滨江陂塘与滨海陂塘都有这种功能。为什么江南沿海农田的排卤问题能解决得比较好，是和它的灌溉工程具有“纳清泻卤”功能分不开的。

灌溉技术的进步还表现在对水资源的合理分配上。白居易刺杭州，制定《钱塘湖事四条》，详述用水规定利害：“钱塘湖一名上湖，周回三十里，北有石函，南有笕。凡放水溉田，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先须别选公勤军吏二人：(一人)立于田次，(一人立于湖次)与本所由田户，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若岁旱百姓请水，须令经州陈状，刺史自便押帖，所由即日与水。若待状入司，符下县，县帖乡，乡差所由，动经旬日，虽得水而旱田苗无所及也，大抵此州春多雨，夏秋多旱，若堤防如法，蓄泄及时，即濒湖千余顷田无凶年矣(原注：州图经云：湖水溉田五百余顷，谓系田也。今按水利所及，其公私田不啻千余顷矣)。自钱塘至盐官界，应溉夹官河田，须放湖入河，从河人田，准盐铁使旧法。又须先量河水浅深，待溉田毕，却还本水尺寸，往往旱甚，即湖水不充。今年修筑湖堤，高加数尺，水亦随加，即不啻足矣。脱或不足，即更决临平湖，添注官河，又有余矣(原注：虽非浇田时，若官河干浅，但放湖水添注，可以立通舟船)……湖中有无税田约十数顷，湖浅则田出，湖深则田没，田户多与所由计会，盗泄湖水，以利私田。其石函南笕，并诸小笕闼，非浇田时并须封闭筑塞，数令巡检。小有漏泄，罪责所由，即无盗泄之弊矣。又若霖雨三日已上，即往往堤决，须所由巡守，预为之防。其笕之南，旧有缺岸，若水暴涨，即于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原注：大约水去石函口一尺为限，过此须泄之)。予在郡三年，仍岁逢旱，湖之利害，尽究其由，恐来者要知，故书于石。欲读者易晓，故不文其言。长庆四年三月十日，杭州刺史白居易记。”[14]

白居易《钱塘湖石记》记录了周密的用水计划。他根据“春多雨，秋多旱”的特点，对用水、蓄水、泄水作了严格规定。用水则“据顷亩，定日时，量尺寸节限而放之”。百姓请水有审批程序。蓄水不足是旱季的一大难题，于是决定加高堤岸，增加蓄水量。泄水则以湖水涨至“去石函口一尺为限，过此须泄之”。严禁湖边无税田田户盗泄湖水以保田地的行为，并指示把泄水与护堤联系在一起，“若水暴涨，即于(笕南)缺岸泄之；又不减，兼于石函南笕泄之，防堤溃也”。从技术角度看，用水、蓄水和泄水计划与工程设施都比较先进，符合科学原理。比如用水量的计算“每减一寸，可溉十五余顷。每一复时，可溉五十余顷”。所谓减一寸指减湖水一寸。

(二)治水治田技术的进步

唐代江南治水治田的成绩是非常显著的，现综合两者分区叙述如下。

1．太湖地区治水治田成绩

汪家伦先生曾对太湖地区洪涝的特征作过相当精辟的分析，其主要论点撮引如下：

太湖地区洪涝灾害并不稀少。太湖地区的严重水患是与其特殊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的。太湖地区是长江三角洲的主体部分，造成该地区水患的原因有：

(1)降水变率较大。太湖地区位于北纬30°—32°度之间，地处东南沿海，雨量比较丰沛，年平均降水量1000~1400毫米。梅雨季节和台风期间。雨量多，雨日也多。这是造成水灾的根本原因。

(2)地势平衍低洼。太湖地区的基本特点是四周高仰，中部低洼。西南山峦叠嶂，丘陵起伏。东北及东南边缘环绕着长弧形冈身地带，高度4—8米。中部平衍，为湖沼洼地，高程在2~3．5米之间，通常低于汛期河湖水位。这种地形易酿成大面积的洪涝灾害。

(3)向外排水不畅。因为太湖地区地势过于低平，而江海潮位又相对较高，湖差较小，所以出水河港水平流缓，宣泄不畅。太湖水患显著特征是洪涝范围广、浸淫时间长和浸淹城镇次数多。

汪文在述及宋以前太湖治水的显著成就时，概括为三点：①调蓄山地径流，控制上游来水。汉至唐修筑的拦截西、南两路溪流的塘、湖，起了调节山地径流、减轻平原洼地的洪涝威胁，有重要意义。②疏治下游河港，保持了出水通畅。③建筑塘浦圩田，增强了抵御洪涝的能力[15]。

我赞成汪先生的观点，并就治水的三个方面的情况作些补充和探讨。首先是拦截西、南两路溪流工程情况。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太湖地区西北之丹阳，“有练塘，周八十里。永泰中刺史韦损，因废塘复置，以溉丹阳、金坛、延陵之田”[16]。练塘原是东晋陈敏所筑，周四十里，后废，至唐永泰中韦损重新疏浚，扩大水面一倍[17]。李华作的《润州丹阳复练塘颂并序》称颂韦损集民力“畚锸盖野，浚阜成溪，增理故塘，缭而合之，广湖为八十里”，“遐尔受利”[18]。所谓“遐尔受利”应指既有旱时灌溉之惠，又有涝时蓄洪之利，后者对于控制茅山来水，减轻太

湖东部洼地洪水威胁作用极大。

值得注意的是，练塘蓄泄能力对江南运河北段通航也有重要作用。潘镛先生指出“江南运河的水源主要靠长江和太湖，常州以上靠江潮灌注，常州以下靠太湖济运”。江南运河的北段自镇江(京口)至望亭，该段“地势自西北向南倾斜，其中镇江至丹阳段地势最为高亢，多冈陇地区。运河水在这一段的流向也以丹阳为分界。整个河段，一般汛期有江水内灌，以利舟航；冬春枯水时，长江水位低落，常患水量不足。为了维持运道水量的控制，曾设堰埭来调节”。“西晋惠帝时，遏马林溪，受高骊、长山八十四派之水，汇聚成湖，史称‘练湖’，又称‘曲阿后湖’，后称丹阳湖。湖周围四十里，其功能蓄水济运”。曲阿新丰塘与练湖地理相接，不仅能灌溉田八百余顷，而使这段运河有了一个大的蓄水库来济运，收效较为良好[19]。可见练塘及新丰塘的蓄洪是和济运、防涝联系在一起的，大抵上梅雨季节和台风季节时，练塘等水利工程拦截各溪流洪水，减缓对太湖低洼地的浸灌威胁；同时，部分洪水自塘泄人运河，阻遏江潮自京口内灌运河，也有减缓对低洼地的浸灌威胁作用。冬春枯水或逢旱灾之年，决泄湖水人运河，由运河导渠灌田。这种陂塘、运河并联，蓄泄并举的系统，正是唐时江南水利进步和水利知识积累的标志。

太湖西北部有一条自南而北的夹苎干渎，汪先生认为这条溪河“构成高水排的控制线，导引茅山东部的冈陂水经江阴通江诸港泄人长江”[20]。荆溪，属义兴。荆溪西通水阳江，上承胥溪。胥溪筑有五处堰坝，也控制山水东流[21]。此外太湖南面的苕溪也是南水北注太湖的重要水道。“霄溪水，一名大溪水，一名苕溪水，西南自长城、安吉两县东北流至州南与余不溪水、苎溪水合，又流人于太湖，在州北三十五里”[22]。苕溪水系的陂塘同样具有灌溉、蓄洪作用，亦有利减少泄人太湖水量。比较有名的陂塘有乌程的官池、凌波塘、蒲帆塘，长城的西湖，安吉的邸阁池、石鼓堰等[23]。

其次是太湖的泄水道治理。古时太湖出海通道号称“三江”，即吴淞江、东江、娄江。吴淞江即松江，在吴县南五十里，经昆山人海[24]。娄江在今江苏常熟与太仓之间，现名浏河。东江为太湖尾闾之一，故道自太湖之东七十里三江口分松江经白蚬湖东南流人大海[25]。娄江、东江自八世纪以来堙塞不通，于是太湖东北、东南各浦通海者就成为泄水通道。对吴淞江和各浦人海通道的治理见之于文献者有吴越天宝七年(914)十一月“置都水营使以主水事，募卒为都，号曰‘撩浅军’，亦谓之‘撩清’；命于太湖旁置‘撩清卒’四部，凡七八千人，常为田事，治河筑堤，一径下吴淞江，自急水港下淀山湖人海，居民旱则运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26]。后人对钱缪置“撩清军”“治河筑堤”一事有许多评论，在评论中补充了某些事实。如《吴郡志·水利下》引郏侨语云：“自唐至钱氏时，其来源去委，悉有堤堰防闸之制，傍分其支派支流，不使溢聚为腹内畎田之患。”又云：“某闻钱氏循汉唐法，自吴江县松江而东到于海，又沿海而北至于扬子江，又沿江而西至于常州江阴界，一河一浦，皆有堰闸，所以贼水不入，久无患害。”《吴地记》说到松江南的柘湖亦云：“湖水深广，后渐浅狭，吴越时浚柘湖及新泾塘，由小官浦人海。”[27]柘湖本海盐旧址。这些评论补充了一项重要事实，这就是钱氏的泄水计划是通过兴建堰闸、浚河开浦完成的。看来当时已充分考虑到太湖水排泄人海，一要通道(河、浦)，二要设法防止江海潮倒灌的必要性，故有堰闸系统，退潮则开闸放水，涨潮则关闸御潮，“久无患害”。

复次是建设塘浦圩田，把治水治田完美地结合起来。在治理太湖洪涝过程中，把开浦挖出的泥土筑成堤一样的圩岸，圩岸内

排干积水，成为圩田；圩岸外是湖或江浦。圩岸上建闸，旱则引湖、浦水入圩灌溉，涝则闭闸以防湖、浦暴涨溢人圩内。圩内开成塘浦纵横的排灌系统，田地错落其间。对于圩田问题，缪启愉等先生有系统的研究[28]。

我想举陆龟蒙记载的治水治田经过，说明塘浦圩田建设对农业生产的作用。陆龟蒙《甫里先生传》云：“先生之居有池数亩，有屋三十楹，有田畸十万步，有牛不减四十蹄，有耕夫百余指，而田圩下，暑雨一昼夜，则与江通，无别己田他田也。先生由是苦饥，囤仓无升斗蓄积，乃躬负畚锸，率耕夫以为具，由是岁波虽狂，不能跳吾防，溺吾稼也。”甫里先生有池塘数亩、屋三十列、田四百多亩、牛十头，雇十余人，为了防止暴雨造成的涝灾，亲自率农夫筑堤防。堤防即圩岸，可以有效地防涝，正如李伯重同志指出：“私家地主组织的小型工程技术也颇高，像陆龟蒙自建的工程，不仅可防潮浪，‘有沟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则轧而留之，用以涤濯灌溉，及物之功臣焉’。”[29]

2．浙江东西治水治田成绩

浙西包括太湖地区，除了上述吴淞江流域圩田系统外，湖州、嘉兴、杭州诸邑皆有大工程的记载。于?任湖州刺史，“因行县至长城方山，其下有水曰西湖，南朝疏凿，溉田在千顷，久堙废。?命设堤塘以复之，岁获杭稻蒲鱼之利，人赖以济”[30]。查《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记载：“吴兴塘，太守沈攸之所建，灌田二千余顷。”《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亦称长城县有“西湖灌田二千顷”。但该书卷一七二《于顿传》则仍从《旧唐书》于顿本传，说是三千顷。又说于颐“命修复堤阏，岁获杭稻蒲鱼无虑万计”。所谓堤阏即堤圩，阏与圩同义。可见，于颐修复了西湖堤堰，使堤内(圩内)废弃农田重新垦启，大获其利。嘉兴官方屯田，也是结合治水的一个典型。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之序云：“浙西有三屯，嘉禾为大。”“嘉禾土田二十七屯，广轮曲折千有余里。公(朱自勉)画为封疆属于海，浚其畎浍达于川，求遂氏治野之法，修稻人稼穑之政。芟以殄草，剔以除木，风以布种，雨以附根，颁其法也。冬耕春种，夏耘秋获，朝巡夕课，日考旬会，趋其时也。”颂辞又曰：“畎距于沟，沟达于川，故道既湮，变沟为田。朱公浚之，执用以先。浩浩其流，乃与湖连。上则有涂，中亦有船。旱则溉之，水则泄焉。”以上“序”、“颂”记载了嘉禾屯田的规模、范围、屯内排水系统及开垦、种植之状。从范围看，它包括今嘉兴、平湖、海盐、嘉善、桐乡广大地区，西及太湖，东至海。屯内排灌系统齐全，小沟、大浦与湖相连，“旱则溉之，水则泄焉”。农田在排灌系统的保护下，“冬耕春种，夏耘秋获”。嘉禾的收获影响到浙西民食有无。“故嘉禾一穰，江淮为之康；嘉禾一歉，江淮为之俭”[31]。嘉禾屯区是唐代治水治田成功的一个范例。

就浙东而言，除了前述明州之它山堰灌区以外，还有明州境内广德湖、东钱湖、仲夏堰、普济湖、花屿湖等处；越州境内之大农湖、防海塘、越王山塘等处。其作用大抵也是蓄泄并举，农田获利。

3．江西湖南治水治田成绩

江西的水利工程，仅《新唐书·地理志》所记载的就有：洪州南昌县的东湖，“元和三年刺史韦丹开南塘斗门以节江水，开陂塘以溉田”。建昌县“南一里，有捍水塘”，西二里又有堤。江州浔阳县南有“甘棠湖，长庆二年刺史李渤筑，立斗门以蓄泄水势。东有秋水堤，太和三年刺史韦珩筑。西有断洪堤，会昌二年刺史张又新筑，以窒水害”。都昌县“南一里有陈令塘，咸通元年令陈可夫筑，以阻潦水”。饶州鄱阳县“东有邵父堤。东北三

里有李公堤，建中元年刺史李复筑以捍江水。东北四里有马塘，北六里有土湖，皆刺史马植筑”[32]。江西的洪州、江州、饶州属鄱阳湖区，所以这些堤塘湖的开筑，实际上也是鄱阳湖区开发的一部分。和太湖地区的开发过程一样，堤塘湖水利工程服务于圩田(湖田)的开垦。鄱阳湖是江南三大湖(洞庭、太湖、鄱阳)之一。鄱阳湖畔低地极易围垦成圩田。“登亭望湖水，水缩湖底出”；“流注随地势，洼坳无定质”[33]。所以鄱阳湖区圩田建设自然为历代官民所重视。经过劳动人民的开垦，洪州的农田扩大了，“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连连是稻畦"[34]。江州位于鄱阳湖北部，是湖与长江的接口处。白居易谪居江州，所写诗中反映了该地水稻生产的发达情况。有一天，他访李生在湖边的住宅，“何以引我步，绕篱竹万茎。何以醒我酒，吴音呤一声。须臾进野饭，饭稻如芹英。白瓯青竹箸，俭洁无膻腥”。他的另一首诗中则有“贫厨何所有，炊稻烹秋葵。红粒香复软，绿英滑且肥”句[35]，反映了江州水稻种植的情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圩田开垦的成绩。饶州即今波阳，辖境为鄱、信二江流域，位于鄱阳湖东南隅，亦为唐时江西的一个颇为发达的农业区。鄱阳的水利对沿湖地区开发的作用自不待言。

唐时湖南水利工程相对于江西而言比较集中。《新唐书·地理志》只记载朗州武陵郡的武陵县有若干水利工程：“北有永泰渠，光宅中刺史胡处立开，通漕且为火备。西北二十七里有北塔堰，开元二十七年刺史李增修，接古专坡，由黄土堰注白马湖，分人城隍及故永泰渠，溉田千余顷。东北八十里有考功堰，长庆元年刺史李翱因故汉樊陂开，溉田千一百顷。又有右史堰，二年刺史温造增修，开后乡渠，经九十七里，溉田一千顷。又北百一十九里有津石陂，本圣历初令崔嗣业开，翱、造亦从而增之，溉田九百顷。翱以尚书考功员外郎、造以起居舍人出为刺史，故以官名。东北八十里有崔陂，东北三十五里有槎陂，亦嗣业所修以溉田，后废，大历五年刺史韦夏卿复治槎陂，溉田千余顷。十三年以破坏，遂废。”[36]就是说，有唐一代，朗州水利工程之多冠于湖南各州，其溉田面积也大。这些渠、堰、陂治水、溉田功能都有，有利于农业生产。湘潭的涓湖可溉良田二百余顷[37]，又有龟塘，拦截诸山泉，可溉田千余顷[38]。后来塘堤败坏，田芜民饥。农业对水利的依赖是不言而喻的，唐代大诗人柳宗元在贬谪湖南期间写的诗篇对此也有反映：“蓼花被堤岸，陂水寒更绿。是时收获竟，落日多樵牧。”“今年幸少丰，无厌?与粥。”意思是说堤坝上盛开着蓼花，陂水透着寒意显得更绿了。这时农田庄稼正收割完毕，落日的余晖，照着回村的樵夫和牧童。庆幸今年年成较好，总有稠薄米粥可供充饥。从诗中可以发现堤、陂(泛指塘、溪、河的堤坝)和农业生产、人民生活息息相关。

4．福建治水治田成绩

福建的中、南部沿海各邑如连江、长乐、福清、莆田、泉州和漳浦在唐时均属濒海开发地区。早在唐代，濒海各邑已着手修筑拒咸蓄淡型的水利工程，并围垦海滩。

福州虽离海还有四十公里，但它位于闽江之滨，海潮可以直抵福州城下，对福州平原的开发不利。唐大和三年，闽县令李茸在县东五里处筑海堤，“先是，每(年)六月，潮水咸卤，禾苗多死，堤成潴溪水殖稻”，其地皆成良田。李茸还在侯官海堤立斗门十处，以御海潮，“旱则潴水，雨则泄水，遂成良田”[39]。西湖是福州平原的一个蓄水湖，为了增加蓄水量，王拥又在城西南开凿南湖[40]。连江、长乐、福清、莆田一带均有若干水利工程，其中以莆田的水利工程数量最多。《新唐书·地理志》载有诸泉塘、沥浔塘、永丰塘、横塘、颉洋塘、国清塘，总计溉田一千二百顷，此外又有延寿陂溉田四百余顷。元和八年(813)观察

使裴次元在红泉筑堰潴水，垦启荒地三百余顷，岁收粮食万斛[41]。泉州除莆田县外，晋江县也兴建了不少水利工程，较著名者有尚书塘(又名常稔塘)、天水塘、仆射塘、六里陂等处。陈鹏同志指出：尚书塘“为泉州最早的水利工程之一”；六里陂“筑有迂回曲折四十余里长的陂道，外隔沧海之朝夕，内积来自磁灶和葛洲的溪水”，该陂“纳清泻卤，环数千(十)里内无田不资灌溉”。明陈琛《论六里陂水利书》称其为“本县为水利之最大者，其余陂塘不能当其百分之一”[42]。六里陂创于五代，设置四斗门。

福建一些拒咸蓄淡型水利工程同时又是围垦海滩工程。它们的建成，使沿海各邑获得了大片埭田，这类埭田类似江浙圩田，外有堤坝御潮，堤上置斗门，可以开启，涨潮或遇旱则闸门下闭，既防止潮水浸灌，又可积蓄溪水；退潮或遇涝则升闸放水。堤内盐碱地导引江、溪水冲洗、灌溉，变斥卤为良田。因此，这些水利工程在技术上是很先进的，组织者、建筑者具有丰富的水利、潮汐、工程方面的科学知识。

5．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

李伯重同志《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系统地阐述了唐代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表现。为了汲取其精华，避免重复，兹撮其要如下：

(1)唐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重大进步表现为第一次出现了综合性与专业性的农书。《四时纂要》、《耒耜经)、《茶经》就是其代表者。据守屋美都雄先生的研究，《四时纂要》所反映的主要是唐末长江流域地区农业生产技术状况。除了这三部代表性著作外，唐代还出现了一些反映或涉及江南农业生产技术的文字，如杨华的《膳夫经》手录，陆龟蒙的《乌耘辨》、《渔具诗序》等。这些都显示出唐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发生了重大进步，并已经到了用文字总结的程度了(见该书72~73页)。

(2)唐代江南水利建设的巨大成就，对农业发展有重大作用：由于太湖上游水利工程对雨季太湖来水的控制和下游塘浦系统的形成，水旱灾发生频率较低；水利事业的发达推动了大规模的荒地开垦；改善了已有农田的灌溉条件，对建设稳产高产田起了重要作用(见该书86~87页)。

(3)唐代江南农具的改造，如炒炼熟铁技术、灌钢技术等技术进步的影响；各类农具作用和牛耕具种类已经颇为齐备，江东犁或其他形制犁的广泛使用，另一方面广泛实行着牛耕(见该书87—95页)。

(4)肥料、品种、农药也较前有进步(见该书89—95页)。

(5)栽培技术和育蚕、养鱼技术的进步：水稻栽培已有移植法，出现了我国农业史上关于水稻秧田下种量的最早记载；稻田除草工具的出现与运用；桑树栽培已有修枝技术；茶树栽培已有人工种茶技术；育蚕方面原蚕(夏蚕)的饲养较普遍；养鱼方面带土取卵法运用颇广(见该书98—105页)。

(6)种植制度的改革：江南大部分稻田已经放弃了休闲制，采用一年一作制；出现了稻麦复种制，这种方式的出现与发展，是江南农业史上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桑树密植在晚唐桑园中出现；林茶间作有更大优越性(见该书105~125页)。

以上各点基本上反映了唐代江南农业生产技术进步的状况，有些分析是很精辟的。现在的问题是：①有些技术进步的估价还有分歧，或者证据不够充分；②尚有一些技术进步没有述及。因此，本书不揣浅陋作若干补充和探索。

农具改革与耕作技术的进步。唐代多数农具是从前代传下来的。韩愈撰《凤翔陇州节度使李公墓志铭》记李惟简在凤翔“益市耕牛，铸缚、钐、锄、斫(zhub)，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丁壮兴励，岁增田数十万亩，连八岁五种俱熟，公私有余”[43]。李白的《鲁东门观割蒲》这首诗也提到“鲁国寒事早，初霜割渚蒲。挥镰若转月，拂水生连珠”[44]。其中镰刀是收割工具。此外，唐诗中还有锄等农具的记载(韦应物《新理西斋》)。以上是文献、诗篇所记农具举例。研究唐五代农具的最形象的资料要数敦煌及河西的壁画。敦煌研究院王进玉同志的《敦煌壁画中农作图实地调查》一文，很详细地探讨了莫高窟和榆林壁画中所表现的各种农业生产场面，如“犁耕、播种、打土块、耱地、锄草、收割、扎捆、挑运、打场、扬场、扫场、粮食装袋、牛车拉运、归仓等”。伴随着这些场面出现了数十种劳动工具，如“耕犁(单辕犁、直辕犁、双辕直辕犁、曲辕犁、三脚耧犁)、铁铧、耱、牛衡、锄头、木榔头、镰刀、裢枷、四齿叉、六齿叉、木掀、扫帚、簸箕、篮子、木斗、粮袋、牛车……”[45]

唐代江南的农具和当时北方的农具，在名称、形制上大多基本相同。但是，南方以水田为主，北方以旱地为主，这又决定同样的农具在南北方有所差别，譬如南方更小型化，或在某些方面有所改进。例如犁，从壁画中反映出的犁多数是直辕犁，惟有莫高窟盛唐四百四十五窟北壁的耕犁是曲辕犁。这种曲辕犁和陆龟蒙所记江东曲辕犁有什么联系目前尚不清楚[46]。江东犁显然在构造上特别适合江南水田耕作的需要，陆龟蒙《耒耜经》指出：犁起土块用?，复土块用壁。因为草生长在土块上，“不复之无以绝其本根”，故“?表上利，壁形下圆”。?v和壁都是金属部件，显然考虑到南方耕作易磨损的需要。其他犁底、压?、策额、犁辕、犁箭、犁评、犁建、犁梢、犁盘等九个部件是木制的。关于曲辕犁的研究，杨荣垓同志的《曲辕犁新探》很有深度。他指出，陆龟蒙说：“犁，利也。”颇有点力学观的意味。犁壁不仅对起垄作亩、复土埋草等有作用，而且对减少阻力有作用，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曲辕代替直辕明显地降低了犁的受力点，既减轻了扶犁农夫的体力消耗，又大大节省了畜力，充分有效地利用畜力。他认为：“这就是唐代曲辕犁的主要优点和巨大进步意义之所在。”因此，“曲辕犁才能成为有唐一代生产工具水平的标志”[47]。

附图(采白杨荣垓《曲辕犁新探》一文附图)

图一 《耒耜经》所记犁的结构示意图

图二、三 直辕犁和曲辕犁受力分析图

《耒耜经》除了记述江东犁的结构和使用方法外，又记载了爬、砺?、?碡，“耕而后有爬，渠疏之义也。散?z去芟者焉。爬而后有砺?焉，有?碡焉，自爬至砺砗皆有齿，?碡觚?而已，咸以木为之，坚而重者良。江东之田器尽于是”[48]。

关于唐代南方的耕作技术，我以为复种、套种是比北方先进的耕作技术。关于稻麦复种问题，李伯重同志的论证是至今我所看到最为缜密而有力的。他认为：从经济学的观点看，需要在同一块土地上投入比实行一作制更多的人力与资本，而在唐代的江南，这个条件基本上得到满足。唐代江南户口数较前代有很大增加，这样一方面使得稻麦复种制所需的较多人力得到保证，另一方面也迫使农民实行复种制、提高产量，养活不断增加的人口。同时，唐建立后一个多世纪内江南农民赋税负担比南朝时代减轻，有可能把较过去更多剩余劳动产品投入生产。

从农学和农艺学的观点来看，稻麦复种制必须具备农田水利、生产工具、肥料供应、栽培技术等四个条件。在唐代，上述条件已基本具备。

接着他认为：要证明唐代江南已出现稻麦复种制，必须从唐人记述中去寻找证据。而在唐代文献中，虽无直接记载，但蛛丝马迹仍可找到。他举出白居易《答刘禹锡白太守行》这首诗中“去年到郡时，麦穗黄离离。今年去郡日，稻花白霏霏”两句为证，力陈其为稻麦复种之可能。“但稻与小麦的轮作，则为前所未有，系唐代新事物”。他指出：“更为有力的证据，是唐代关于官员替代时职田收获物处理办法的变化所体现的情况。”具体说，《唐会要·内外官职田》记载了大中元年(847)十月屯田(郎中)关于内外官职田的奏文中提出的若干开元令所没有的内容：“其元阙职田，并限六月三十日，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以前上者入新人，以后上者人旧人。”他认为，所谓六月三十日为断的田，“只能是中晚稻田”。而“唐代江南水稻，一般在八九月成熟，成熟收获后，还须翻晒土地，又需要一些时间”。若是在稻田种麦，一般要到九月才行，所谓宿麦限十二月三十日，是顾及各地节候，留一个余地。所以，所谓六月三十日为断的田和以十二月三十日为断的麦田“实即同一块田一一一块实行稻麦复种的田”，也就是宣宗对该奏文而发出的诏书提到的“二稔职田”(即一年二熟田)[49]。

如何评价以上李伯重同志的论断?我以为，江南已具备稻麦复种制的条件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因为唐代江南小麦的种植已经比较普遍，小麦种植和众多北人南迁、南游带来的面食需求有关。问题是在生产季节，即越冬小麦生产和晚稻生产的衔接上有无可能，若可衔接，人们自然会去复种。上引白居易诗说明，宝历元年(825)五月五日白居易到苏州，“麦穗黄离离”，正值小麦收获季节。五代后唐天成四年(929)五月五日户部关于夏秋税征纳期限的报告也称：“四十七处节候常早，大小麦、扩麦、豌豆，五月十五日起征，八月一日纳足。”[50]则苏州地区小麦收割季节和这里所记的“节候常早”地区差不多，都在农历五月上中旬。这样，农历六月种稻自无问题。中国古代水稻一般是单季稻，所以生长期一般在一百五十天[51]。中国古代在占城稻传人以前已有早熟稻的记载[52]，比上述单季稻早熟一个月，即生长期为一百二十天左右。假定苏州地区农历五月初五至十五日割麦，五月二十日至六月一日插秧(秧苗在六月一日前已长成)，到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一日即有一百二十天左右，稻也可收割了；若是一般单季稻，则至十月下旬方可收割。我以为假若是稻麦连作，在稻田种麦，江南田低洼，湿度大，因此在晚稻收割后需晒田，所以冬小麦的播种，可能迟至农历十一月或十二月，故以十二月三十日断，亦可理解。如此，江南稻田的稻麦复种从理论上是可行的。李伯重的论断可以成立。仅存的疑问有两个：一个是无法确凿地断定在稻田种麦，即同一块土地上连作；另一个是以十二月三十日为断还缺乏更有说服力的证据。因此，江南稻田的稻麦复种制依然是一个推断。

茶林间作的出现。李伯重还指出：“不论从生态或经济的角度上来说，唐代江南的专业茶园，并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专业茶园，而是一种林茶间作茶园。这种林茶间作的复合生态环境，比较接近森林的生态环境，比起明末以来成为我国茶园主体的茶粮间作的复合耕地生态系统，更为优越。”李氏这个论点是参照朱自振、唐荣南之说[53]。文字记载的公私茶园，可以证实茶树种植已较普遍，茶林间作亦自然而然地为人所知晓。袁高的《茶山诗》描写顾渚山茶树，多野生茶，生长在奇壁荒山上，且多向阴，所谓“阴岭芽未吐”[54]。这种野生茶自然与榛林间长，形成自然的林茶间作。孙樵所记，利州益昌县的民众“多即山树茶”[55]。这里明确记载是人工种植茶，采茶为生。韦应物的《喜园中茶生》诗，有“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余，率尔植荒园”句[56]，明白指出是在郡府园中种植茶树。陆龟蒙有一茶园：“先生嗜茶?，置小园于顾渚山下，岁人茶租十许簿，为瓯?}之费。”[57]陆龟蒙的茶园也是人工种植。资料表明人工种茶已较普遍，而《四时纂要》关于植茶的记载，表明茶林间作已是人所知晓的栽种方法。 江南桑树栽培方面，主要问题是密植的专业化桑园是否普遍存在。江南蚕桑业在六朝时期已有一定发展，至唐五代，达到一定规模。润州是蚕桑业比较兴旺地区，姚谟《大唐润州句容县大泉寺新三门记并序》记大和时大泉寺新三门落成，“宋室旧邑，桑野离离”的现象被“三门崇崇，烟霞栋梁”的景象所代替[58]。说明大和四年(830)以前，大泉寺三门旧址因门坏，成为“桑野离离”的桑园。润州是种桑较多地区，皇甫冉《寄高云》一诗有“南徐风日好，怅望昆陵道”、“烟景临寒食，农桑接仲春”[59]等句。皇甫冉生当开元至大历四五年，可见早在姚谟之前六十多年，润州至常州一带农田、桑林遍布，时令正值春分，上距冬至一百多天，临近寒食，田野萌青草而桑枝竞露新芽。大历十才子之一的耿讳也在《赠田家翁》与《送王秘书归江东》两首诗中，描写江南农村“老人迎客处，篱落稻畦间”(《赠田家翁》)、“回首望知音，逶迤桑柘林”的景象。韦庄在《官庄》这首诗有“桑田稻泽”的描写，也说明大户确有桑林[60]。姚谟、耿??、韦庄等人所见江南桑林，足以证明开天以后，江南栽桑是较普遍，而且成林者不少，可称之为桑园。这种桑园是否达到密植程度呢?未见到直接资料，李伯重同志依据《南唐书·烈祖纪》关于“民三年艺桑及三千本者，赐帛五十匹”的记载，推定每户种桑三千株，“虽然未必能达到三千株之多，但肯定也远在五十株以上”[61]。这种观点可备一说。到底南唐桑园密植是否普遍?这一点似可确定，但密植的程度尚无足够资料可以说明。

湖泊生态环境和鱼草轮作的自然状况。江南多湖泊，因无人为污染(如现代的工业排污与生活排污)和大规模围湖垦田行为，所以湖泊依然清澈如镜，水生植物和鱼蟹满地，生意盎然。举例说：白居易《湖亭望水》写江州南湖：“久雨南湖涨，新晴北客过。日沉红有影，风定绿无波……”南湖是清澈的，落日泛红，风定泛绿。他另一首《南湖早春》也有“风回云断雨初晴，返照湖边暖复明。乱点碎红山杏发，平铺新绿水萍生”的句子，写出了南湖变幻的景色。白居易笔下的杭州西子湖，更是妖娆妩媚，如《余杭形胜》：“余杭形胜四方无，州傍青山县枕湖。绕郭荷花三十里，拂城松树一千株。” (下略)西湖荷花恁添十分姿色。又《湖上招客送春汛舟》有“慢牵好向湖心去，恰似菱花镜上行”，把西湖比作菱花镜般清澈无染。雨中的西子湖景色则另有一番情趣：“柳湖松岛莲花寺，晚动归桡出道场。卢橘子低山雨重，棕榈叶战水风凉。烟波澹荡摇空碧，楼殿参差倚夕阳。到岸请君回首望，蓬莱宫在海中央。”(《西湖晚归回望孤山寺赠诸客》)越州的镜湖，可从元稹的诗中知道：“莫嗟虚老海埔西，天下风光数会稽。灵汜桥前百时镜，石帆山?m五云溪。冰销田地芦锥短，春人枝条柳眼低……”(《寄乐天》)百里镜湖，“湖色宵涵万象虚”(《重夸州宅旦暮景色兼酬前篇末句》)。至于太湖，更是浩瀚清净，李绅《却望无锡芙蓉湖》之一：“水宽山远烟岚迥，柳岸萦绕在碧流。清昼不风凫雁少，却疑初梦镜湖秋。”白居易在苏州刺史任上写的《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题周殷二判官》也有“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姑苏台榭倚苍霭，太湖山水含清光”等句[62]。

由此可见，唐时江南湖泊江浦的生态环境是非常好的，令人流连忘返。《状江南》组诗关于湖泊江浦中野生植物水荇、莼丝、莲花、白藕、苍芦以及柳树蛙声的记录，再一次证明了江南湖泊江浦，所到之处皆充满生机。

从生态学角度看，鱼草轮作有利生态平衡，但唐代未见人工轮作的记载，却从《状江南》组诗中发现自然的鱼草轮作环境。如孟春时，湖塘“荇叶大如钱”，为鱼类繁殖提供丰富的食物[63]。《农政全书·牧养》云：“池中先栽荇草，栽法：二三月边，旧鱼人大塘，去水洒半干，栽荇草于内，栽完，放水长草，以养新鱼。”由此可见，唐时江南湖塘之荇草肥大，有利鱼类生长。如果从水域生态农业角度来评价的话，荇草就是水生饵料生物，为草鱼提供食物；莲藕则是水生经济植物，为人提供莲子(莲蓬)和藕，用作食物。江南的水域生态环境与其经济价值关系密切。

郑概《状江南·孟秋》云：“江南孟秋天，稻花白如毡。素腕惭新藕，残妆妒晚莲。”正确地描绘出江南水稻生产的景象。唐代江南的水稻生产一般仍是单季稻，至孟秋抽穗开花，这就是粳稻。其米为粳米，为当时人主要食物。稻花色白，望之如毡。这种景象的描写亦见之于其他诗人的作品，如白居易《九日宴集醉题郡楼兼题周殷二判官》有“江南九月未摇落，柳青蒲绿稻穗香”句，九月上半月属季秋，九月稻穗香就是指稻花香。殷尧藩《寄许浑秀才》也有“秋稼连千顷，春花醉几场”句，他的另一首诗题为《送客游吴》亦云：“吴国水中央，波涛白渺茫。衣逢梅雨渍，船人稻花香……”[64]这里所指的“梅雨”并非四五月(农历)间的梅雨，而是指秋雨，其连绵如同梅雨，有的诗文称作秋霖。殷尧藩是苏州嘉兴人，写的是苏州地区水稻生产情况，因其种植面积大，望之连绵千顷。船人河浦，夹岸均为稻田，如同驶入一片稻香洋溢的海洋。

水稻生产与北方旱作不同，也与南方旱作不同。水稻生产有利于保持生态平衡。一般农作物在几年栽种之后，会引起地力下降，土壤贫瘠化，导致植被衰败，终至土壤，遇风雨浸蚀而不断生化；而水稻生产不同，水稻生产过程中，许多杂草被壅成肥，土壤肥力易于保存，而且江南农田已种植绿肥，增加了地力，加上水田无旱作地区的水土流失问题，所以，水稻田的开发不易引起生态平衡破坏问题。相反，我认为有利于生态平衡。理由是：水稻种植，在保护地力的前提下，加速土壤改良，使较瘠薄土地变成肥沃的水稻土；而且水稻田的开发，为排灌需要，加速江、浦开发，完善水利系统，有利于人工生态环境的建设。例如陆龟蒙在其家乡甫里，疏浚河渠、开荒种稻、养鸭，实行多种经营，实现了生态平衡，以至于改善了生态环境。水稻及其相关的绿肥种植、禽畜饲养、综合利用对生态环境的改善作用使江南

地区在人口不断增加下，并未出现北方那种一遇天灾人祸就赤地千里、饿殍遍地的景象。因此，不能一讲农业开发，就一定要联系到生态环境的破坏。江南水稻区的情况是不同的。

当然，江南也有破坏生态环境的，这就是山区畲田。吕渭的《状江南·仲冬》有“海将盐作雪，山用火耕田”句[65]。“山用火耕田”就是焚山开荒，时人称畲田，最典型的例子不在太湖地区与浙东，而是在湖南。吕温《道州观野火》云：“南风吹烈火，焰焰烧楚泽。阳景当昼迟，阴天半夜赤。过处若彗扫，来时如电激。岂复辨萧艾，焉能分玉石。虫蛇尽烁烂，虎兕出奔迫。积秽一荡除，和气始融液。尧时既敬授，禹稼斯肇迹。遍生合颖禾，大秀两岐麦。家有京坻咏，人无沟壑戚。乃悟焚如功，来岁终受益。”[66]吕温用极为生动的语言描写了烧山时的壮观景象和玉石俱焚、草木成灰、虫蛇烧烂、虎兕奔突的情况；他歌颂这把野火，因为它带来了丰收，使人无转死沟壑之忧。但是，这种耕作方法带来的恶果却是十分严重的，山林被毁，野生动物罹难，生态环境遭到破坏；垦辟出来的地，又是旱地为主，容易造成水土流失。

吕渭诗中的“山用火耕田”，也就是吕温所描述的火田，自然不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但在浙东西地区，这却不是主要的。

[1]《后汉书》卷七十八《宦官张让传》。

[2]闵宗殿(中国农史系年要录)，农业出版社，1989年版，第57页。

[3][6]张泽咸《试论汉唐间的水稻生产》，载《文史》第十八辑。

[4]《太平广记》卷二五《诙谐·邓玄挺》。

[5]《唐会要》卷八十九《疏凿利人》。

[7]《刘禹锡集》卷九《机汲记》。[8]刘仙洲编著《中国机械工程发明史》第一编，第22—23页。

[9]周魁一《中国古代的农田水利》(续)，见《农业考古》1986年第2期第168、169页。

[10]郑肇经、查一民《江浙潮灾与海塘结构技术的演变》，见《农业考古》1984年第2期第163页。

[11]沈括《梦溪笔谈》卷十一《官政一》。

[12]《资治通鉴》卷二六七。

[13]陈鹏《唐时期泉州的农田水利建设》，见《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第71页。“环数千里”的“千”应为十。

[14]《白居易集》卷六十八《钱塘湖石记》。

[15][20]汪家伦《古代太湖地区的洪涝特征及治理方略的探讨》，载《农业考古》1985年第1期第146—157页。

[16][23][32][39]《新唐书》卷四十一《地理志》。

[17][22][24]<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五《江南道一》。

[18]《文苑英华》卷七七九李华《润州丹阳县复练塘颂并序》。

[19]潘镛《隋唐时期的运河和漕运》，第43。44、46页。

[21]张国维《吴中水利全书》卷三《水源》。

[25]《辞海·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版，第57页。

[26]《十国春秋》卷七十八<武肃王世家下》。

[27]参阅诸葛计、银玉珍编著《吴越史事编年》，浙江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50—151页。

[28]缪启愉《太湖地区塘浦圩田的形成和发展》，载《中国农史》1982年第1期。

[29]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农业出版社，1990年版，第85页。

[30]《旧唐书》卷一五六《于?传》。

[31]《全唐文》卷四三李翰《苏州嘉兴屯田纪绩颂并序》。[33]《全唐诗》卷四三白居易《湖亭晚望残水》。

[34]《全唐诗》卷四九六姚合《送饶州张使君》。

[35]《全唐诗》卷四三白居易《过李生》、《烹葵》。

[36]《新唐书》卷四十《地理志》。[37]《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九《江南道五》。

[38]《宋史》卷一七三《食货志·农田》。

[40]《闽都记》卷十五。

[41]廖必琦《兴化府莆田县志》卷二《舆地·水利》。

[42]陈鹏《唐宋时期泉州的农田水利建设》，载《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43]《全唐文》卷五六五。

[44]《全唐文》卷一八三。

[45]见《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第141页。

[46]王进玉文(见[45])认为：初唐中原无曲辕犁，但假定曲辕犁在中原出现，尔后于盛唐时传人敦煌完全可能。以上假定难以确信。江东犁虽是南方使用的犁，其制造技术必和北方犁的制造技术有关系，但又必然是因地制宜的产物。

[47]《农业考古》1988年第2期。

[48]《全唐文》卷八一陆龟蒙《耒耜经》。

[49]李伯重《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第107。120、121页。

[50]《五代会要》卷二十五《租税》。

[51][52]参阅《农业考古》1990年第1期，(美)何炳棣《中国历史上的早熟稻》。

[53]《农业考古》1985年第l期，朱自振、唐荣南《由茶叶历史谈恢复茶园复合生态系统》。又李著“茶粮间作的夏令耕地生态系统”句的“夏令”二字当是“复合”二字，恐系排印之误。

[54]《全唐诗》卷三一四。

[55]《全唐文》卷七九五孙樵《书何易于》。《太平广记》云：(彭州)九陇

县人张守?，仙君山有茶园。男女佣工杂处园中。说明西川植茶极普遍。

[56]《全唐诗》卷一九三韦应物《喜园中茶生》。[57]《全唐文》卷八一陆龟蒙《甫里先生传》。

[58]《全唐文》卷七。

[59]《全唐诗》卷二四九。

[60]《全唐诗》卷二六八、六九七。

[61]上引李伯重书第122页。

[62]元、白、李诗分别见《全唐诗》卷四一七、四三九、四四、四四三、四四四、四八二。

[63]见《全唐诗》卷三七鲍防《状江南·孟春》。

[64]见《全唐诗》卷三七、四四四、四九二。

[65]见《全唐诗》卷三七。

[66]见《全唐诗》卷三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