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历史上的几次“雾霾战”

回望人类历史，雾霾并不是新近事物。西方工业化进程开始后，它就悄悄地出现了。不少发达经济体国家的工业化发生得早，所受雾霾困扰也到来得早。它们经历了困扰、试错和治理几个阶段，所积累起来的不少经验和教训是工业化开展较晚的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可以借鉴的。

“伦敦烟雾”、“洛杉矶光雾霾”与“鲁尔雾霾”

英国的雾霾案例与英国的工业化相伴而生，“雾都”伦敦的苦恼相伴英国走向时任历史上的“世界霸主”。随着瓦特发明蒸汽机，第一次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开始。紧接着，工厂沿泰晤士河河岸林立。

由于当时的工业化刚处在起步阶段，煤炭的利用率非常差，燃烧率低，工业废气和废水更是得不到有效处理。在废水被大量排入河道的同时，废气也源源不断地飞到天空。由于煤炭燃烧不足，大大小小的烟囱冒出滚滚黄烟。根据史料记载，在1873、1880、1882、1891、1892年和1952年的冬天，伦敦的天气频繁发生重度污染。等到伦敦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这座城市的年均雾霾天气超过50天。昏暗的城市，污浊的空气，“雾都”之名由此而得。空气并非仅仅是昏黄，还伴有呛人的辛辣味儿。不少人开始担忧自己的身体健康会受到影响。

在经济学中，人们喜欢用成本和收益曲线来解释经济现象。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英国政府出于成本与收益的考虑，为了确保经济的持续发展，不仅没有强制企业在环境保护方面达标，反而放宽了企业的环保政策，以便控制生产成本，提高利润积累速度。加之当时的发展阶段所限，雾霾的治理步伐严重滞后于工业发展速度。器物层面上，人民刚刚用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作，而机器的运转还无法及时找到煤炭以外的替代能源;认知和制度层面上，人们对环保的重要性尚未形成成熟的认知，相关法律制度也是空白，大家甚至以大小城市林立且烟雾滚滚的烟囱而感自豪，认为这是强国表征。1952年12月5至8日，发生了“伦敦烟雾”事件，短短四天内有4000多人丧生，此后间接丧生者达万人以上。同样的事件在十年后再次发生。直到这时，英国政府和民众才痛定思痛，决心采取包括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统筹全国战略与布局、提供财政预算支持、建立专项应对基金等在内的强力措施应对雾霾之痛。

伦敦的雾霾之痛以全方位的治理之措而终结。人类在应对雾霾的道路上，积累了诸多的经验和教训，比如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统筹全国战略与布局、提供财政预算支持、建立专项应对基金，等等。

治理雾霾，在全方位地采取普遍性的应对之策的同时，还需要考虑到每个国家、城市的特殊性，准确地锁定雾霾源头，然后才能进行有针对性的专项治理。1940年代，美国洛杉矶市也发生了大规模雾霾事件，即“洛杉矶光雾霾”事件。与伦敦相似，洛杉矶作为区域性的中心，大量的商业活动在此聚集，但这里的烟雾并非伦敦的乌黑和昏黄，而是浅蓝色的;出现的季节也并非冬季烧煤期，而是夏季到早秋，即一年内阳光最明媚的日子。根据记录，伦敦烟雾的主要来源是燃煤产生的二氧化硫和粉尘污染。那么洛杉矶浅蓝色的烟雾究竟从何而来？

洛杉矶市政当局起初认为是工业污染物带来的大气污染，强令不少工业部门减少二氧化硫等工业污染物的排放，但未见成效，1955至1970年间洛杉矶的一级警报就有80次之多。后来，《洛杉矶时报》披露汽车尾气才是“万恶之源”。加州理工大学科学家阿里・哈根斯米特通过实验再次认定汽车尾气是洛杉矶雾霾的主要成因。汽车尾气富含石油燃烧物二氧化氮及碳氢化合物等气体，在夏日阳光照射下生成具有刺激性气味的有毒物质。当时洛杉矶一城的汽车保有量已达250万辆，每天进入大气的碳氢化合物达1000多吨。这才真正搞清了洛杉矶使人咽喉肿痛、胸闷、眼红、头晕的有毒雾霾出自哪里。然而，洛杉矶市政当局并未立即采取相应的限制措施，因为汽车企业出于成本考虑，并不支持给产品安装催化式排气净化器;石油公司也不情愿减少烯烃的含量或选择甲醇和天然气等汽油的替代品。利益集团的态度成为推动雾霾治理的桎梏，治理一度举步维艰。

再看德国鲁尔区雾霾治理的情况。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鲁尔区的烟筒里冒着滚滚烟团。1962年12月发生了骇人听闻的“鲁尔雾霾”事件，死亡人数达156人。呼吸道疾病、心脏疾病和癌症等各类雾霾的并发症也急剧增多。这是典型的工业排污导致的重度雾霾，促使德国在20世纪70年代建立起雾霾预警机制，出台了一系列规范排污的专项法律。

德国的经验借鉴

雾霾的治理刻不容缓，然而实现雾霾的长效治理却是一项长期艰巨的工程，需要充分调动政策手段、法律手段、技术手段和经济手段，而人们认知的进步也是根治雾霾不可或缺的文明保障。

为了应对雾霾这一工业化的“附属问题”对环境的破坏、实现环境的可持续治理，德国采取了政策导向与法律规制的双效推动机制。先后出台了100多个“空气清洁与行动计划”。1974年，《联邦污染防治法》出台，严格规定了污染元素的“临界点”，不达标的企业不许进行生产。此外，还严格规定了汽车排放的标准并严格执行，甚至在特定区域（污染严重的区域）实行禁行。随后，积极推动跨国治理合作，1979年签署了《关于远距离跨境大气污染的日内瓦条约》，1999年签署了《哥德堡协议》。德国的主要经验在于，对于经济快速发展引起的雾霾现象，很难仅仅借助技术在短期内迅速缓解乃至克服，因此，要在政策上给予必要的引导，在微观层面上全面集合经济、技术和人为等手段，在宏观上引导生产、销售和消费方式的积极转变。

西方的历史经验表明，雾霾的消长与经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污染问题本身也是经济问题，它与经济发展相伴相生，终究也需要借助经济的发展得到终极解决。随着工业化从初期向中后期过渡，雾霾的产生源头变得越来越少，工业技术的提高会导致PM2.5的排放量下降。随着科技进步和环境规制强化，能够产生PM2.5原料和产品逐步被清洁能源、绿色产品替代，人们对必须通过排放PM2.5才可获取的产品的需求也逐渐下降，雾霾的形成量也会随之降低。

借助经济手段给予企业和个人适当补贴（比如煤炭价格补贴），也可以推动雾霾的长效治理。此外，经济手段还包括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价格驱动机制、环保约束、技术创新等手段并举，提高新能源、环保能源的市场竞争力，从根源上消除污染。

德国政府在技术层面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推进空气净化处理、空气污染监测技术的研发和应用。50年过去了，德国鲁尔区的天也湛蓝了。此外，德国研发的居家型空气净化装置也逐渐热销，从传统工艺到负离子工艺，家用的空气净化技术大幅提高。

物质层面的替代和制度层面的进步都需要长期坚持和发展，对清洁空气的需求与清洁空气的供给之间的平衡点并非即刻就能达到。设定机动车、工业设施、机械设备等的排放标准，也并非长期治理雾霾的充分条件。在环保型替代能源和产品的推广过程中，企业和个人都有一个接受和认识的过程。就个人而言，做环保热爱者，健康出行，是治理雾霾的必要条件，不能有问题只靠政府。买车时尽量购买排量小的汽车、节能家电和清洁供暖设备与燃料，在消费习惯上形成环保偏好。出门时尽量选择健康出行方式，以步行或骑车替代短途开车。多乘地铁、公交车和拼车，都会降低“制造”污染的几率。

三个发达经济体的案例显示，雾霾是一定经济发展阶段的产物，需要采取经济、法律、政策、技术等多效手段予以应对。治理雾霾人人有责，提高人类文明的认知程度、推广低碳生活同样重要。洛杉矶的案例也警示我们，雾霾既是普遍现象，又是特殊现象，因此在治理过程中“对症下药”非常重要。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