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严复的译名思想

摘要：世人皆知严复的“信、达、雅”三字译文标准，但鲜有人对他在译名实践方面的成就有研究，本文旨在对严复的译名思想进行研究。

关键词：严复；译名；翻译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5312（2011）32-0216-01

严复在翻译和译名实践中尽量摈弃逐字死译的办法，并从读者易于理解，易于接受的角度出发，努力使译文和所定译名完全符合汉语传统。此外，他还力图通过厘定译名使中外文化沟通并结合起来，以期所定译名能被后人所接受、所沿用。就专有名词译名他曾这样说到“今夫读历史固莫重于其人氏姓也，……又况名不一译,字不一音,谓能融会贯通,了然心目者,欺人而已。”这里他从理论上阐述了译名的重要性。

实践方面，严复本人也是严格要求自己，将译名的厘定看着其翻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他看来，如果没有正确的译名，整个翻译工作就会失去依托，失去载体，就不会有统一的认识，就会一事无成。如果不去认真对待译名问题，将会产生无法弥补的后果。因此，严复认为，只有规定正确贴切的术语译名，才能克服社会上一些人自以为是，以讹传讹而造成的种种歧义与谬说，即所谓的“闻见盯胎，莫知的义。意自为说，矜为既知，稗贩传讹，遂成故实，生心害政，议遁邪淫。”由此观之，严复当时对译名的认识是相当深刻的，而且言辞恳切，针贬时弊，颇能发人深省。

概括说来，严复关于译名问题的思想和处理方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统一译名，以免纷纭。正是由于严复对“定名之难”有深切的感受，又有解决译名问题时“一名之立，旬月脚橱”的亲身体验，所以他于1902年拟定的《京师大学堂译书章程》中对统一译名作了明确的规定，亦即“所有翻译名义，应分译、不译两种译者滑译其义，不译者但传其音然二者均须一律。法于开译一书时，分译一人另具一册，将一切专名按西国字母次序开列，先行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译名目国名、地名，凡外务部文书及《流寰志略》所旧用者从之，侯呈总译裁定后，列入《新学名义表》及《人、地专名表》等书，备他日汇总呈请奏准颁行，以期划一。译书遇有专名要义，无论译传其意，如议院、航路、金准等语，抑但写其音，如伯理玺天德，哀的美敦等语，既设译局，理宜订定一律，以免纷纭。法于所译各书之后附对照表，以备学者检阅，庶新学风行之后沿用同义，不生歧异。”

第二，界说新名，明确内涵。严复在《界说五例》中曾就如何给新名词下定义提出过严格的要求。在他看来，要厘定正确的译名，首先必须对该名词术语的确切含义有透彻的了解。而对界说提出严格的要求，则必然会促使译者对所译名词的概念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因此，每当要确定一个重要译名时，严复总是先从界定其含义开始的。

第三，自我作古，重新创译。严复在翻译实践中将中西文词汇意义参照对比，通过对两种语言的同义词、反义词、近义词的反复比较和甄别，准确判断其内在含义，衡量得失，自行命名。

他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对“自由”liberty一词的处理便属此例。一词，有人建议严复译成“公道”，但他认为不妥。他说“或谓旧翻自繇之西方liberty里勃而达，当翻公道，犹云事事公道而已，此其说误也。”为此，严复举出该词的同义词和反义词来反复对比“里勃而达乃自由之神号，其字与常用之freedom优利当同义。优利当者，无挂碍也，又与slavery奴隶、subjection臣服、bondage约束、necessity必须等字为对义。”然后，他又举出不同的搭配与中文惯用法相比较。严复认为，“人被囚拘，英语曰to lose his liberty失去自由，不云失其公道也。释系狗， 曰，set the dog at liberty，使狗自繇，不得言使狗公道也。”在他看来，“公道”西文自有专字，曰justice。二者义虽相涉，然必不可混而一之也。最后，严复得出结论说“西名东译，失者固多，独此天成，殆无以易。”严复之所以倾向于选用“自繇”二字， 是因为“ 由、繇二字，古相通假。今此译遇自繇字，皆作自繇，不作自由者，非以为古也。视其字依西方规例，本一玄名，非虚乃实，写为自繇，欲略示区别而已。”

第四，广查典籍，寻根求源。严复在翻译名词术语过程中，一方面努力探明外文词的词源本义与词义演变另一方面则尽量找出中文旧有名称，如果二者含义相同，便可沿用。这在上文中写给梁启超的信可看出他的用心与苦衷。由此观之， 在运用中国古文原有同语翻译西方学术名词时，严复并不拘泥于中国旧有之专名，而是另辟创新之蹊径。因为在他看来，西文中的许多名词“其理虽中国所旧有，而其学则中国所本无，名理最重要最常用之字，若因果，若体用，若能所权实，皆自佛教东渐而后拈出，而至今政治家最重要之字，如rights，如obligation，问古籍中何字足与吻合乎？”所以，严复认为盖翻译“常须沿流讨源，取西字最古太初之义而思之，又当广搜一切引伸之意，而后回观中文，考其相类，则往往有得，且一合而不易离。”

参考文献：

[1]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