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道二十讲(十八).回归与多元之道

初学书写时，有学问、有书道修养的前辈们往往要提醒：学宗先秦、印宗秦汉、字宗汉晋，不可直学唐宋以后及当代人作品。起初，我并不理解其中的道理，急于求成的冲动使人容易偏爱那些看似有效果的作品。很快，字会写得烂熟和油滑，再想有所发展就有了障碍，而这些障碍都是自己设置的。

中国的先哲很会学习，早就悟到了学习与研究的规律，这便是要在初学时回归根本，把握学书最基本的要素与规律。相比今日浮躁纷繁的世俗社会、多如星汉的书家和作品，书道初创时的状况相对简约，先哲们的思考与实践也像大河上游的源头活水，单纯、清晰而专精，能够提炼和把握书道最核心的内涵，是后人学书首先要清楚的。

现存最早的书论――汉末赵壹的《非草书》就曾批评当时的成人“龀（chen,乳牙换恒牙之时，意儿童初蒙、不谙世事）齿以上，苟任涉学，皆废仓颉、史籀，竟以杜、崔（即汉末著名书家杜度、崔瑗，二人皆以草书见长）为楷，私书相与，庶独就书，云适迫遽（ju,匆忙、慌乱之意），故不及草”。草率地指导儿童学写时人草字，而不知应从源头经典学起的重要，从书体初创的质朴中体悟后来无穷演变的基本规律。

至魏晋，书坛繁荣、书学大兴。成公绥论隶则主张先上溯造字源头。他指出：“皇颉作文，因物构思，观彼鸟迹，遂成文字。”欲使隶书有所成就，必有“章周道之郁郁，表唐、虞之耀焕”的意识。若学者只仿字形，不知造字塑形之原理，则终身书写亦不得书道之奥。

卫恒著《四体书势》，先从结绳、造字说起，认为从“古人之象”中，可知先贤“垂法立制”“弘道敷训”的用心与卓见。参考历史上的书道经典，要“观其措笔缀墨，用心专精，势和体均，发止无间。或守正循检，矩折规旋；或方圆靡则，因事制权。其曲如弓，其直如弦。矫然突出，若龙腾于川；渺尔下颓，若雨坠于天。或引笔奋力，若鸿鹄高飞，邈邈翩翩；或纵肆婀娜，若流苏悬羽，靡靡绵绵。是故远而望之，若翔风厉水，清波漪涟，就而察之，有若自然。信黄（帝）、唐（尧）之遗迹，为‘六艺’之范先，篆、籀盖其子孙，隶、草乃其曾玄。睹物象以致思，非言辞之所宣。”强调了在书学中追根溯源的重要作用，并告诫后学洞悉源流、睹物致思，方能本正学精。

卫夫人作《笔阵图》，慨叹：“昔秦丞相斯见周穆王书，七日兴叹，患其无骨；蔡尚书邕入鸿都观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故知达其源者少，其理者多。近代以来，殊不师古，而缘情弃道，才记姓名，或学不该，闻见又寡，致使成功不就，虚费精神。”并明确以“道”的境界来审视书学的问题（“非通灵感悟，不可与论斯道”），在书道史上卓有建树。王羲之幼从其学，至晚年才深有所悟，转而回归先秦，从书学之原本寻求动力和源泉。

在书道史上，哪怕是最具革命性气质的康有为，也十分注重对传统本源的回归与关注。他认为，历代书体虽有变化，但其与时代相契的特点仍可为后人提供多方面的借鉴。虽然他极度抨击晋唐以来囿于“帖学”，不敢跨越藩篱的陈腐学风，但更向前推进，倡导“尊碑”“本汉”，潜心于上溯源流的回归。为此，他在《广艺舟双楫》的自序中就开宗明义地提到：“可著圣道，可发王制，可洞人理，可穷物变，则刻镂其精，冥其形为之也。不劬（qu,劳累、费心之意）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魁儒勿道也。”在他看来，书学之追求与其他世事只追求相同，不着眼于圣道、王制、人理、物变，虽“大家”也难与深论。

纵观历代引领书风的标志性人物，如李斯、王羲之、张旭、怀素、颜真卿、黄山谷、米芾、邓石如等，无不在书学修养方面有汲古创新的独到心得，有特色鲜明的超群创作。几乎每个人的书学经历都是从回归走向多元与创新的。如颜真卿在《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中所言：“真卿前请曰：‘幸蒙长史九丈传授用笔之法，敢问攻书之妙，何如得齐于古人？’张公曰：‘妙在执笔，令其圆畅，勿使拘挛。其次识法，谓口传手授之诀，勿使无度，所谓笔法也。其次在于布置，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其次笔纸精佳。其次变化适怀，纵舍掣夺，咸有规矩。五者备矣，然后能齐于古人’。曰：‘敢问长史神用执笔之理，可得闻乎？’长史曰：‘予传授笔法，得之于老舅(张)。’”彦远曰：“吾昔日学书，虽功深，奈何迹不至殊妙。后问于褚河南（即褚遂良），曰：‘用笔当须如印印泥。’思而不悟，后于江岛，遇见沙平地静，令人意悦欲书。乃偶以利锋画而书之，其劲险之状，明利媚好。自兹乃悟用笔如锥画沙，使其藏锋，画乃沉着。当其用笔，常欲使其透过纸背，此功成之极矣。真草用笔，悉如画沙，点画净媚，则其道至矣。如此则其迹可久，自然齐于古人。但思此理，以专想功用，故其点画不得妄动。子其书绅。予遂铭谢，巡再拜而退。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

在这一段有趣、深奥的请教对话中，张旭、颜真卿都提到了“齐于古人”（注意，不是“模仿古人”或“照抄古人”），即在状态和探索的目的上应回归书学肇始的状态，与书学的初创大家神交对话。在论及笔法、布置、规矩、功用之时，不仅提到了妙、悟、圆畅、不慢不越、巧使合宜、变化适怀等要求和标准，而且最终归结于“其道至矣”。可见，学书到艰难探索时，先要懂得“齐于古人”，回归。因为回归不是消极的复古，而是积极的梳理和思考，在时代精神和个人作为之间寻求适合自己的最大发展空间，为厚积薄发、独立标新打下坚实的基础。其次，要懂得规范，能在同行认同的专业领域中探索感悟，摸索规律，分享他人的创新经验和卓识真见。再次，要在自己的实践探索中锐意创造，方可有“得攻书之妙”的快慰，并自立于书坛。

众所周知，书道的发展并非特立独行，而是在诸多相关文化形态和姊妹艺术的并行互促中发展、丰富的。《中庸》有言：“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而这些所谓的“并行”之道，可川流以润万物，可敦化以移民俗，德虽有大小之分，然效果和影响却可能大者见小、小者见大，在历史上发挥着形形的作用，对书道的发展有着多方面、多元化的影响。

在吸收了书学自身的积淀成果和其他文化形态的创造之后，书学领域也出现了蓬勃繁荣的气象。这其中，最突出的首先是“书画同源”的并辔而行。因为二者都是典型地在“点、线、面”“黑、白、灰”中任意驰骋的艺术，所以在学习上、表现上、感受上多有相通的地方，能够相互促进和启发。从古至今，由画入书、由书入画的不少大家都是受益于“书画同源”的道理而标新立异的，可见，从绘画方面（尤其是国画中的山水、花鸟画和写意人物等）汲取营养是书道发展的重要源泉。宋代的徽宗所创的瘦金书显然是其绘画创作的副产品，而不少文人在书道方面的名望要远远大于绘画，便说明其绘画得益于其书道方面的修炼与品格，明清时的董其昌、徐渭、山人，以及现代的启功等即属于后者。

其次，诗歌、音乐、戏曲、舞蹈、武术、表现和装饰艺术（如铜镜铭文、瓦当、封泥等），乃至自然界的万千变化，及其节奏、旋律等表现形式，也是启发书家求索创新的重要源泉。最为典型的就是唐代李白、张旭、公孙大娘因诗歌、草书、剑舞被时人称为当世三绝，三人也各从他人的精湛创举中得到了可贵的启发，各自都有了精益求精的发展。魏晋以来，文学、绘画等强调“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其所说的“造化”不仅指自然，也包括人类自己的造物、造形、造法等，关键在于书道探索者能否正确选择和领悟，汲取其营养以滋润书道的创新与发展。

当然，书道发展至今，形成的众多流派都各有自己的师承和家法，讲求宗法是其重要的特点之一。而其形成的门户之见既有利于专心钻研、广大门派，也不可避免地形成一定的壁垒，限制了兼收并蓄的宽容。进入现代社会，在世界一体化和文化多元化的大环境中，任何文化艺术形态都不可能在真空中存活，必然要受到各方面的冲击与影响，书道的发展也不可能例外。可见，今天对于书道以及各类文化事业的发展而言，吸纳、借鉴、兼容、创新、发展，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的共识，而在每一种创新发展而言，其本土的、经验的、开放的、多元的、独立发展的基础都是最根本的，内中蕴含了永恒的原创精神和发展空间。

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说的是，反映基本规律的道理是可以说明白的，但在现实中，与这些基本规律相关的具体表现却不是僵化和一成不变的。所以，基于同一原理的书道创作可能是千差万别的，其中的原因大到包括时代潮流的变化与裹挟、书者的修养和教育背景；小到涉及纸墨笔研的不同、一时一地的情趣、一念之间的感悟等。以至同出一源的发展，也会有多元化的表现。若要强求与前贤的作品形似，只能走入死胡同，难在书道史上留下独步古今的痕迹。齐白石先生曾谆谆告诫后学的名言――“学我者死”，讲的就是这一道理。

回归是重要的，但回归并不是目的，目的是找到最重要的基点和需要把握的最基本的元素。若在回归后不能跳出来，站在时代的高峰审视未来的发展，则很容易坠入“烂熟”入俗的陷阱不能自拔；创新是重要的，但缺少根基的所谓“创新”是难有真正的价值的，常会昙花一现，不能在新异中包含文化和历史的沉积，缺失拙朴和典雅的力度。

任何事物的发展历史都是螺旋式上升的，提倡书宗古法、远及先秦汉晋，在于溯源，在于将自身融入历史；而在多方面修行的基础上突出自己的唯一性和个性化，才能真正为历史增添光彩。中国的历史本身就是不断融合、不断再造的历史。在过去，不仅有以儒佛道三教为主要代表的文化思想做支撑，给予了书道发展极为丰富、源流极长和极其多元的滋养。而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各民族的书写经历也都有重要的相互借鉴作用，使其书道承载的文化丰富深厚。如阿文书写、大小契丹文书写、大小女真文书写、藏文书写、蒙古文书写、满文书写、壮文书写、彝文书写、朝鲜文书写等，都有相互学习和借鉴的积极影响。

曾受中国影响的日本，近代以来也对中国的书道产生过积极的影响。“”期间，中国的书道几乎体无完肤，除了几本诗词的字帖外，几乎没有任何古今字帖可以买到。而在这时，日本的《书道全集》或整部、或零散地却在中国流传。“”结束后，日本的书道作品较早地在中国展出，使中国人看到了在书道，尤其是草书创作方面中国与日本产生的差距，激励了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书界奋起直追。

从清代一直到进入21世纪，中国的书坛幸逢得天独厚的学习机遇。帖、碑、抄经、简牍、甲骨、铭文等，都对现代书道的发展形成了源远流长、多元异彩的积极影响；西方艺术和文化的渗透也为书道的美学、表现、技法、装饰、感受、评价等提供了另类的思维与借鉴，使今日之中国书道的发展有了前所未有的开阔视野和良好条件。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书道发展至今，没有僵化和明确的标准，就如同中国的传统文化一样，在不断的改进与包容中持续发展，而不自立藩篱。就像中国的绘画，以往虽缺少西画的焦点透视及光与色的表现力，但中国画的散点透视有更大的广角，能够跳出三维的局限，用水墨表现立体感和层次感；若积极学习与借鉴，则中国画在吸收其他绘画优点的基础上便会有自身的发展，而中国画的风格、语言、表现力等也会更加出色。至于书道，理亦相通。

在谈及书道多元发展之时，仅泛泛地谈“道”层面的一般规律还不够，还应该看到，不同的道、对道不同的诠释和表现均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尤其是个性化的探索与尝试，都可能对书道的发展产生意想不到的推进作用。孔子曾说“道不同不相为谋”。即强调了要坚守“道”的基本原则，也承认了“道不同”的客观存在。在中外历史上，凡是壁垒森严、排斥异类的思想，都会很快走到发展的尽头，只有博取众长、自我解放、和谐宽容，才会有可持续的发展与完善。中国书道的未来走向也必定是在继承传统、保持自我、开放学习、勇于探索的发展中不断展示属于自己的辉煌。

（作者单位：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