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夫妇的至爱真情

任弼时是中共党内卓有贡献而又充满个性的领袖人物，他一生经历曲折，充满传奇色彩。而他个人的生活，也十分有人情味，尤其是他与夫人陈琮英的感情，更是亲密而独特……

包办婚姻产生纯洁的爱情

任弼时1904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唐家桥一个贫苦教员之家，原名任培国。父亲任振声（又名任裕道），为人厚道谦恭，声誉良好。但他的婚姻却不顺利，与陈姓女子结婚刚一年时间，妻子就不幸病逝了。任家与陈家本是相交甚密的朋友，出于感情上无法割舍的原因，两家经商量作出一个特殊的决定：为永世维持亲戚关系，任振声再娶后若生男孩，就与陈家的女孩结“娃娃亲”。

后来，任振声娶了一名叫朱宜的女子为第二任妻子，她果然生了个大胖小子，就是任培国。于是按照任陈两家的约定，任培国与陈家的侄女陈仪芳被两家大人撮合成了“娃娃亲”，也就是封建传统中的“童养媳”。

陈仪芳比任培国大两岁，长到12岁时正式进入任家，与10岁的任培国共同生活。

两个孩子因受到良好家风的影响，都特别懂事。他们天真无邪，也根本不懂得对方作为自己未来的配偶是什么意思，童稚可爱的天性，让他们很快成了好玩伴好朋友，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小培国一从学校回来，两个人就粘在一起玩儿，小仪芳或者看着小培国做作业，或者跟小培国一起帮家里做些家务事，十分亲密要好。

任培国小时比一般的孩子要活泼聪明。他从5岁起，就跟随父亲到族学堂学识字，7岁时正式上了小学，学习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12岁时，他考入长沙师范学校附属高小部，离开了家乡，也离开了陈仪芳。背着行李离家的那天，陈仪芳望着任培国眼泪汪汪的：“你出去读书，还会回来吗？”“以后我会接你出去的，我们还在一起……”小培国拉着仪芳的手安慰道，自己的眼圈也不觉变湿了。

任家当时生活很清贫，任培国在长沙读书时的学费和生活费，成了家里沉重的负担。懂事的陈仪芳有一天对公婆说：“我也到长沙去，在那里做工，供弟弟上学。”公婆一想也对，一来可减轻些家里的经济负担，更重要的是让两个孩子住得近些，好培养感情。于是，他们托长沙的亲戚为陈仪芳找了份袜厂童工的工作，陈仪芳就高兴地来到长沙，开始了陪任培国读书的生活。

为了多挣几个铜钱给任培国交学费，陈仪芳在厂里拚命干活挣钱，常常主动要求加班加点。而她自己吃穿特别俭省，几乎把每月所挣的工钱都攒起来全交给了任培国。每逢节假日，任培国都会去北门外那个小厂去看陈仪芳，看着她累成那个样子，脸盘儿也日渐消瘦，非常心疼，就劝她不要太过劳累了。

就这样，在父母和陈仪芳的帮助下，任培国得以顺利读完高小和明德私立中学三年级。两人在这5年中渐渐长大，感情也更加深厚，产生了真正的爱恋，互相深深地爱着对方，都感到很幸福。包办的婚姻，也一样产生纯洁的爱情。

革命路上生死与共

1919年春，任培国转入长沙第一联合县立中学学习。但这时，高中昂贵的学费任家已无法承担。

这年5月，北京五四学生运动爆发。一向受故乡爱国历史人物屈原、范仲淹爱国忧民思想熏陶和滋养的任培国，产生了强烈的忧国忧民和济世救国的理想抱负，遂积极投身于长沙的爱国运动，参加了湖南学生联合会的组建和学生罢课活动。后来他加入了、何叔衡等人组织的俄罗斯研究会，准备到那里去勤工俭学，并接受共产主义革命训练。1920年，他被研究会介绍到上海参加了外国语学社俄语学习班，并在那里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走上革命道路。

1921年春，任培国同刘少奇、肖劲光等人一同赴苏联，进入莫斯科培养革命干部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为了以后回国从事革命工作不暴露身份，任培国取了一个“布林斯基”的名字，同时将本名也改为任弼时。1922年他在苏联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莫斯科学习的3年中，任弼时与陈仪芳分处两个国度，彼此都很牵挂对方。尤其是任弼时，时常为陈仪芳在长沙打工受苦而难过，学习之余，他常给陈仪芳写信。陈仪芳也同样牵挂着任弼时，得知“东大”生活很差，每天只吃两块黑面包和几个土豆，房间里没有火，老是担心他会生病。但她不会写信，请别人，总是不能很好地表达自己的内心话。后来她产生了学文化的想法，就参加了一所职业学校的夜校学习。很快，她会写信了，虽然满纸错别字，任弼时却能完全看明白，心里十分高兴。从此，他们之间频繁地信来信往，热恋般地鸿雁传书，成了一时的佳话美谈。

1924年秋，任弼时学成回国，以在上海大学教授俄文为掩护，先后担任了执行委员、团中央组织主任和团中央总书记。当时才二十来岁的任弼时，工作出色，常列席党中央的会议，他正直果敢，敢给总书记陈独秀当面提意见，引起中央领导层的注意。

五卅惨案发生后，为了工作需要，组织上决定让任弼时把“家属”陈仪芳接到上海。陈仪芳1926年到上海后，改名为陈琮英。此时，两人已分别长达6年，忽然出现在任弼时面前的是一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令任弼时非常激动，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长久地沉浸在久别重逢的幸福之中。不久，他们举行了简朴的结婚仪式，陈琮英正式嫁给了任弼时，也嫁给了革命运动，跟着丈夫从事地下革命。任弼时按党的指示，负责秘密领导青年工人和学生开展罢工罢课的斗争，处境非常危险，但他们相依相伴，风雨共担。

1928年秋，任弼时在南陵县被捕。陈琮英立即带着出生不久的女儿苏明爬上一辆拉煤的火车，在风雨交加中赶到长沙，按任弼时的假口供假扮一长沙老板娘，与前来核对的敌方人员巧妙周旋，打消了敌人的怀疑，以少有的智慧和镇定成功地营救了任弼时。当她重赶回上海与已释放的任弼时见面时，见任弼时遍体伤痕，禁不住扑上去大哭起来。这时，任弼时也得知，女儿在这次去长沙途中受冻而不幸夭折了。

之后，他们在武汉、上海两地来回转移，一直相依相伴没有分开。1931年，任弼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去了江西苏区，陈琮英这时挺着大肚子，两人互相牵挂，难分难舍。女儿刚生下，陈琮英却因叛徒出卖被捕了，在狱中半年她抱着孩子向任弼时学习，坚强不屈，与敌人斗争，受到很多折磨。后经多方营救出狱，去了苏区，夫妇俩再一次劫后重逢。

长征开始了，陈琮英跟随丈夫踏上了万里艰险征途。一路上，陈琮英悉心照顾身体已很虚弱的任弼时，使他几次死里逃生，任弼时非常感激她：“琮英，这包办婚姻给了我最大的幸福，下辈子咱们还‘包办’……”陈琮英脸上挂着眼泪直笑。长征途中，他们又生了个女儿，取名远征。任弼时怜惜妻子，吃饭时总是把嫩一点的菜拣给妻子吃，还抽空去河沟钓鱼给陈琮英熬汤补身体。部队一上路，孩子总是由他背着，一边搀扶着妻子往前走。

转战南北相依为命

1937年全国抗战爆发后不久，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弼时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要与总指挥、副总指挥率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陈琮英留在延安，远征只好送回老家湘阴去。一家3口，生离死别，不知何日才能相见。后来，任弼时受中央派遣去苏联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他们才再一次重逢，并共同赴苏度过了两年的异国他乡生活。

从苏联回来后，任弼时担任了党中央秘书长，与一同忙碌于指挥抗日战争的日常工作，是当时延安中央最忙的人。陈琮英的工作是任弼时的机要秘书，也是生活秘书。当时任弼时常常是通宵工作，忙到天亮后才睡觉。陈琮英也是这样围着他忙，不是整理和抄写东西，就是忙着发电报、打印和装订文件。由于任弼时在长征中身体严重受损，加上工作特别忙，延安的生活条件又差，没有肉和蔬菜吃，任弼时的身体每况愈下。陈琮英望着丈夫一脸的憔悴和那远远超过实际年龄的外表，十分心疼和着急，所以她更加细致入微地照料着任弼时的日常生活。

在延安，所有的人都吃食堂，顿顿是小米饭，一个星期才吃一次馒头，中央首长也一样。有时食堂改善生活，任弼时故意说胃不舒服不吃或少吃几口，拨给陈琮英一些，其余的分给卫兵和保姆。

过年到中央首长各家拜年时，同来的邓颖超会带一点糖果来。延安很少有人能吃到糖果，特别珍贵，任弼时和陈琮英互相推让着不吃，都分给了勤务员、卫兵和孩子的保姆。

后来，为了解决物质生活问题，延安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当时人人都有纺线任务，任弼时百忙之中学纺线，陈琮英手把手地教他，居然让他纺出了一等线，时常以量多质佳而获比赛的第一名。很惊讶：“你怎么会纺得这么好？”任弼时得意地看着陈琮英回答：“我有家庭老师嘛！”获得纺线第一名，还有奖金，这时，陈琮英就高兴地喊：“请客！请客！”拿奖金买菜买肉来，大家动手在家做饭，卫兵、勤务员、保姆和他们全家3口围在一起美餐一顿。任弼时有时提出和大家再玩一会儿扑克。解放区的生活艰苦平凡，但任弼时一家却充满了少有的欢乐。

抗战胜利后，中央机关在胡宗南大“围剿”中转战陕北各地。当时中央机关分两部工作，、刘少奇带一部去华北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毛、周、任率中央机关和总部留在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任弼时任“直属司令部”司令员。这一时期，他更忙了，中央机关又没有固定的驻地，一发现敌情就得立即转移，甚至连夜长途奔袭；粮食也不能保证，有时每天只能吃一把黑豆，他的健康状况急剧恶化，得了高血压、心脏病、肾病和轻度糖尿病。陈琮英带着只有几岁的孩子远远，不畏艰险地一直随军东奔西走，服侍在任弼时身旁，使他能够坚持工作，和、一起指挥全国大反攻。

到全国解放时，任弼时的病已经很重了，中央只好送他去苏联治疗。在苏治疗半年期间，任弼时与10年前做共产国际代表时在苏联所生并留在那里的女儿远芳重逢，在一起住了8天，让从来不知道父母是谁的这个孩子，找到了父亲，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温暖和幸福。为了给国家节约钱，当时任弼时没有让陈琮英去苏联陪治，但陈琮英在这半年里，一天也没有放下心，她写了很多信，叮嘱这叮嘱那，时刻关心着丈夫病情的每一点变化，让任弼时非常感动。

1950年5月28日，任弼时父女从莫斯科回到北京，陈琮英率全家去迎接，任家的第一次大团聚让任弼时特别高兴，他们拍了一张“全家福”。可惜这也成了任家的最后一张全家照。当年10月27日，作为建国后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第一代重要领导人的任弼时，因脑病突发而不幸逝世。

患难一生、生死与共的战友和爱人的突然离去，让陈琮英悲痛欲绝！之后几十年中，她每每与人谈及任弼时，总是充满着眷恋之情和深深的敬意，她说：“与弼时一生一世足矣，他是我亲爱的丈夫，也是我最好的朋友和敬爱的老师！”

人生伴侣多佳话，革命夫妻更珍贵。任弼时与陈琮英的传奇爱情故事，正如那句诗所云：“霜叶红于二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