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和他的战友们

任弼时革命生涯30多年，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名字和、、刘少奇、一起，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成熟的领导者载入史册。在他与战友们共事和交往中，留下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往事珍闻。

说：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是相当困难的。”

任弼时和同为湖南人。他五四时期与结识，感受到是一个很有见识的群众领袖。1920年，任弼时在上海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接受马列主义的熏陶，于1922年转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夏奉调回国后，被派到上海与恽代英等一起负责工作。不久，又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在党的五大、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任弼时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3月，任弼时奉命同王稼祥、顾作霖组成中央代表团，前往中央苏区，参与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工作，负责向苏区党组织传达中共六届四中全会精神并代表中央对“”作全权处理。

1931年3月7日晚，任弼时和王稼祥化装成牧师，顾作霖则化装成工人，在中央特科交通局的安排下，从上海十六号码头乘坐“麦迪逊总统号”远洋邮轮取道香港，转汕头、潮州，改乘小火轮北上，到大埔，进入闽西苏区，4月17日赶到中央苏区所在地宁都县青塘。看到苏区一派生气勃勃的景象，任弼时心情非常激动，他对代表团的同志说：“进入苏区就有一种到家的感觉，这才是我们自己的地区。”

在青塘河背村一幢土砖垒砌的民房里，任弼时见到了，久别重逢，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互致问候。

苏区中央局代书记项英和、向中央代表团通报了苏区面临的严峻形势：已调集20万重兵，形成了西起赣江、东至福建建宁长达800里的弧形封锁线，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大规模军事“围剿”，而红一方面军不足4万人。中央局正在开会研究对策。任弼时传达了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要求尽早召开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指示。则提出，现在敌军重兵压境，当务之急是打破“围剿”，“建国”的事，放一放再说吧！

任弼时同意了的意见，中央局扩大会议继续研究讨论反“围剿”战略方针。会议扩大到各军军长、政委、参谋长及政治部主任。在讨论中，有人主张退出中央根据地，“跑”到四川去。也有人提出“分兵退敌，削萝卜”的主张。、则主张集中兵力，在根据地内就地打破敌人的“围剿”。任弼时仔细听了、的发言，感到他们在作战方针问题上讲得很有道理，尤其是的主张讲得透彻，有说服力。

由于以任弼时为首的中央代表团支持和的正确主张，与会同志经过充分讨论，最后统一了思想认识，决定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驻富田地区的王金钰两个师，然后，各个歼灭敌人。后来，回忆说，当时，如果没有代表团，“赞助我们，信任我们，我和总司令那是相当困难的”。

从5月16日至31日，红一方面军在、指挥下连打了5个大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痛快淋漓地粉碎了发动的对中央苏区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任弼时到苏区两个多月，通过中央局扩大会议，尤其是对第二次反“围剿”战争战略决策的争论和实际的指挥过程，他认为“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便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提出了以代替项英为中央局书记的主张。10月下旬，中共临时中央作出“中央局书记由泽东”的批复。

张爱萍赋诗曰：“忆昔苏区肃反时，吾师明察张正义。”

1930年上半年，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即反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赣西南苏区开展了一场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苏区肃反出现扩大化，有许多同志遭错杀。12月，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根据一些人被逼供出的假口供，认为红二十军中有许多“”分子，便派人前往富田肃反。红二十军的一些领导人眼看自己将被错定为反革命而遭逮捕，便带领部队从东固到富田，包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释放了被错捕的同志，提出了一些错误口号，并将全军拉至赣江以西地区。这就是党史上的“”。

任弼时早在未到中央苏区以前，就已接触到对“”问题的处理。他曾受政治局委托，就“”的处理意见，起草了给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江西省委、各特委、各地方党部的信，并受中央指派到中央苏区全权调查和解决这一问题。但当任弼时等人在前往中央苏区的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根据共产国际远东局对“”处理意见，已作出《关于‘’的决议》的“左”倾决定，将“”定性为“反革命行动”。此时，作为中央代表团负责人的任弼时，只能服从组织的决定了。但他对发生在中央苏区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倾向是有看法的，努力想避免事态的恶化。他强调，在今后的肃反中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简单从事，更不能搞扩大化。

当时，在敌后万泰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被人诬告为“”青年总团部团长。保卫局决定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所谓的“揭发材料”（口供）送到了任弼时手上。

任弼时当即打电话给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让他马上过来研究这个问题。任弼时问顾作霖：“张爱萍怎么样？”

“不错，多才多艺，是个不可多得的好同志！”

任弼时就向他讲了揭发报告的情况，顾作霖大吃一惊。

任弼时分析道：“”是江西当地反动地主豪绅组织起来反对共产党、反对苏维埃政权的反动组织，而张爱萍是四川人，15岁就参加了革命，十八九岁就到上海做地下工作，又是从红十四军战斗负伤后到中央苏区来的，来到后工作一直很出色，他怎么可能是“”呢？

顾作霖点头同意任弼时的分析。

任弼时说：“万泰县委、吉安特委都说他是，我们硬说他不是，证据不足呀！”

沉思片刻，任弼时郑重地说：“任何结论都必须经过事实调查。你到万泰去一趟，拿出一份硬邦邦的材料来……”。

顾作霖对张爱萍的调查是全面的。从他的政治立场、工作态度到他的能力水平、群众关系，都一一进行了了解，结果认为张爱萍无论是主管共青团、少先队工作，还是兼管军事工作及文化宣传，都独具特色，成绩斐然。特别是在第三次反“围剿”艰苦的环境里，他所负责的工作不但没有滑坡，而且有新的发展。顾作霖写给任弼时的报告结论是：张爱萍绝不是“”成员，他是一位坚定的有创造精神的革命同志。

调查的结果证明任弼时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一结论使张爱萍幸免于难。

对此，张爱萍十分感激任弼时。直到1984年4月30日任弼时诞辰80周年时，张爱萍还以“怀念弼时同志”为题，挥笔赋诗：“八十岁月风雷疾，马列先行从未息。忆昔苏区肃反时，吾师明察张正义……”

由于任弼时对肃反扩大化的反对，不久，中共临时中央认为他“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中共中央局的领导行列，免去了其中共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职务，派他去湘赣苏区担任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

任弼时赞扬刘俊秀：“一个长工能写出这样的诗来是很不错的，今后有机会送你去学习。”

1933年6月，任弼时来到湘赣苏区，住在永新县城。一天上午，任弼时在永新县苏维埃政府主办的墙报上看到署名刘俊秀（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一首诗：“忠实勇敢不怕死，土豪劣绅不放过，阶级斗争要深入，贫苦农民信得过……”任弼时看了以后，感到字虽写得歪歪扭扭，但是内容写得还好，也押了韵，便向县工农检查部部长了解作者情况，当他得知作为县苏维埃政府内务部部长的刘俊秀是长工出身时不禁十分惊讶：“长工能写出这样的诗歌来？”他立即派人找到刘俊秀，问道：“你就叫刘俊秀吗？”

“是。”

“家里什么成分？”

“世代打长工！”

“今年多大啦？”

“29岁！”

“你也是1904年出生的！那与我同年。”任弼时高兴地笑了，又问，“读过书吗？”

“因为家里穷，十二三岁还不知道扁担放在地下是‘一’字。后来母亲见我求学心切，横下一条心，把我送到一个村私塾先生那里，以每天砍一担柴送给先生作交换，总共砍了45担柴，读了45天书就退学了！”

“墙报上的那首诗，是你自己写的吗？”

“是的！”刘俊秀连连颔首。

“你没有读什么书，怎么又能写这么好的诗呢？”任弼时诧异地问。

刘俊秀说：“那是参加革命以后学的。因为我不服气文化都属地主阶级所有，便下决心学。后来要做好革命宣传，出墙报，我也就经常胡诌几句不像诗的东西贴出去。一次，列宁小学的教员刘先生找到我，说我的诗不押韵。当时我还根本不知道押韵是什么意思，这位刘先生就教我一些写诗的基本知识和押韵方法。”

任弼时点了点头，说：“一个长工能写出这样的诗歌来是很不错的，以后还要继续努力学习，才能挑起更重的担子。今后有机会，送你去学习。”

1933年底，刘俊秀被选为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在他到瑞金参加会议的前夕，任弼时又派人把刘俊秀叫去，问：“你开完会后，愿不愿意留在中央苏区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读书？”

刘俊秀一听说到大学读书，非常高兴。他连忙回答说：“我小时候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上学读书，心里发痒，但只能隔着窗子向学塾里张望。现在，组织上要我留在瑞金读书，太让我高兴了！我早就盼望能有这一天了。”

任弼时对他说：“你是一个工农干部，有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但是缺乏文化知识，这就必须要加强学习。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使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做出更大的成绩。”“为了培养一批地方工作干部，中央决定在这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中选一批人进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读书。我给罗迈（李）同志写一封信，你带去找他！”说完，便打开桌上的墨盒，提起毛笔就写了起来。

任弼时将写好的信交给刘俊秀说：“罗迈同志是中央组织局的局长，你可以拿这这封信去找他。进学校以后，一定要努力读书，准备以后挑更重要的担子，做更多的工作啊！”

后来，刘俊秀在负责马克思共产主义大学新生入学工作的毛泽覃的安排下，开始了新的学校生活。学习结束后，刘俊秀在任弼时的提议下，被任命为红六军团政治部地方工作部部长。

任弼时对方志纯说：“你应该到政治班去当班长！”

1938年初，正在延安党校十三班学习的方志纯（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省长）被组织上派往苏联学习兼治病疗养。

方志纯一行离开延安，乘汽车途经兰州时，遇见了去苏联主持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的任弼时。他是秘密乘飞机到兰州来的。见面时，任弼时高兴地握着方志纯的手说：“同志们一路辛苦了。”交谈时，任弼时发现方志纯脸色不好，便关心地问道：“怎么啦，人不舒服吗？”方志纯回答说：“不碍事，只是有些低烧，在汽车上一路颠簸，有些疲倦和吃力，休息一下就会好的。”

任弼时略作考虑，对方志纯说：“你坐我的飞机走吧！”方志纯连忙说：“不用麻烦领导，我能坚持坐车。”任弼时真诚地说：“不要客气了，你身体不好，坐飞机舒服一点，快一点，你就随我一块坐飞机走吧！”

就这样方志纯乘坐飞机到了迪化，不久又从迪化启程前往苏联。

到莫斯科后，所有参加共产国际党校七部学习的学员均归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领导，开始大家集中在一起学习，既学政治、又学军事。后来，任弼时指示学员分成军事班和政治班。

方志纯开始报名参加军事班，因为他在国内一直在军队工作。后来，任弼时把方志纯找去，对他说：“你应该到政治班去。”任弼时停了一下，接着又说，“我们党的理论水平还很低，真正懂马列主义的同志还不多。在我们军队里，目不识丁的同志还不少。他们参军以后，懂得了一些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但系统地了解马列主义理论还谈不上。因此，你们不仅有个自己学习的任务，而且还有个回国后帮助别人学习的任务。”

方志纯原准备好好地学习一下军事理论，回国后从事军事指挥工作，听任弼时这么一说，也就同意改学政治。

任弼时见方志纯答应了，便高兴地说：“好，这样好，共产党员以党的利益为重。”又说，“你应该到政治班当班长！”

“这我就不好答应了。我想自己多学点东西，而一当班长，就要处理些杂七杂八的事，肯定要耽误一些学习时间。”任弼时见方志纯不答应，也不生气，慢慢地、平心静气开导说：“你有这样好的学习条件，这样充足地学习时间，还怕耽误了学习，那国内的同志、在战场上的同志怎么办呢？如果你们几个人，谁也不肯为大家作点自我牺牲，谁也不肯当班长，那这个班谁来带呢？共产国际的同志，联共（布）的同志，如果也像你有这个想法，那这个学校岂不是也不要办了吗？”任弼时的批评既委婉而又严肃，使方志纯心悦诚服，感到自己的想法确实不对。于是，1938年10月间愉快地到政治班去了。

在苏联期间，为了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真实情况介绍出去，任弼时找到在政治班学习的方志纯等说：“你们要走出校门去作宣传工作，你们也作报告去！”根据任弼时的意见，方志纯等人都分别走出校门，向共产国际、苏联人民和其他兄弟党做关于中国革命的报告。

后来，方志纯回忆道：“在任弼时同志的领导下，我们不仅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而且进行了大量的宣传工作，很快就使共产国际及兄弟党的同志们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及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