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父亲任弼时

任弼时（1904-1950），原名任培国，湖南湘阴（今属汨罗市）人，1920年8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任弼时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组织家。任弼时是以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成员。他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兢兢业业，奉献了毕生的精力，是全党学习的楷模。号召纪念、学习任弼时“奋斗不止、至死不息的自我牺牲精神”，“顽强对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革命精神”，“坚持原则、服从真理的布尔什维克精神”。说：“他是我们党的骆驼，中国人民的骆驼，担负着沉重的担子，走着漫长的、艰苦的道路，没有休息，没有享受，没有个人的任何计较。他是杰出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党最好的党员，是我们的模范。”

2014年4月30日是任弼时同志诞辰110周年。笔者怀着敬意之情采访了任弼时的女儿任远芳，她以一个亲人的角度，为我们展示了任弼时那传奇、不凡的一生。

他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党内的母亲”

任远芳说，父亲一生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始终坚定地维护党的团结，反对搞“路线斗争”，从不偏听偏信各种言论，坚决抵制错误。因而在危机时刻，坚持原则的父亲挽救和保护了许多革命同志免遭迫害，甚至是被杀害。在处理党内问题上，他也能够做到周到细致，关心保护干部，情系民众疾苦，为人和蔼可亲，随和大度，很多同志遇到问题都愿意来找他解决，还亲切地称他为“党内的母亲”。

1933年1月，执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临时中央迁到中央苏区根据地后，进一步推行其错误政策，以“否定过去，打倒一切”的手法，在党内大搞“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先在福建批“罗明路线”，接着在江西整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父亲当时虽然也不得不执行这一政策，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他仍坚持自己的看法，强调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从不推波助澜、盲听附和。例如，当时在敌后万（安）泰（和）边境地区负责青年工作的张爱萍同志（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部长等职）曾被一名“”分子诬陷为“”总部负责人。当时的某位领导决意要逮捕张爱萍，并把材料上报到了父亲那里。父亲不相信这些材料，因为他了解张爱萍。张爱萍在上海做过秘密工作，曾几次被捕入狱，受尽折磨，但都没有放弃信仰。后来（张爱萍）又到红军工作，负过伤，从没有怨言。这不是一个“”分子能做到的。因此，父亲提出对于这样的重大案件，“不应只凭口供，应该从他此一时期的工作检查中来找根据”。他要顾作霖去万泰地区进行调查。经过详细的调查了解，结果证明父亲的判断是正确的。张爱萍因此没有成为冤案的受害者。这件事情后，父亲深受启发，为了防止今后肃反扩大化，他在组织部门的会议上明确提出：“以后肃反，不能重口供，要重调查！”尤其“不得随意乱抓人，乱杀人，要建立严格的审批制度。”这一言论无疑是对当时的“左”倾政策的抵制，不久，临时中央认为父亲“贯彻政策不力”，将他排挤出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集体。后来，又免去了他中央局组织部长的职务，派他去湘赣边区担任省委书记。

父亲到达湘赣边区省委所在地禾川镇以后，仍然没有放弃原则，继续同执行“左”倾错误政策的一些领导人作斗争，将党的许多好同志，从肃反扩大化的迫害下及时解救出来。当时，边区省委在书记陈洪时（湘赣红军长征后叛变）、副书记刘士杰（长征中叛变）的把持下，利用改组省委的机会，打击和迫害原省委书记王首道、原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原省军区总指挥张启龙等许多重要领导干部。父亲到时，袁德生已被杀害；王首道被攻击为“不可救药的”、“右倾机会主义”，多次进行大会斗争，已撤销了一切职务；张启龙被攻击为“阶级异己分子”、“反革命”，两个月后将被枪决。父亲反对这种乱抓乱杀的做法。在他主持的省委会议上，他强调指出：在肃反中不能随便抓人，更不能乱杀人。抓人杀人，都要有确凿的证据，杀人必须经过省委的批准。根据他的意见，省委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并成立了裁判部。他还坚决抵制了陈、刘两人提出要在军队中肃反的意见。（在父亲的主持下），经过实际调查，张启龙的情况搞清了，从保卫局释放出来；被陈、刘诬陷的张子意也获得自由；曾一度受排斥的张平化、王恩茂、曾涤等领导干部也不再受迫害，被恢复了工作。多年后，许多被解救出来的同志在回忆这段往事时，都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说：“我们都是幸存者，是任弼时同志救了我们！”

在长征途中，父亲同的错误领导进行坚决斗争，对被关押隔离迫害的干部，他不怕受牵连，尽自己的全力把他们解救出来。廖承志曾回忆说：“那时我是的犯人之一。和我一起坐的牢的同志，还有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等同志。我们是被分开了的，我则被押解着跟着队伍向沪霍前进，谁也不敢和我打一个招呼。我也不愿意和任何人打招呼，因为一打招呼就会连累别人的。就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和任弼时同志会合了。那是在一个草地的小坡上。我远远看见和一个身材不高、脸孔瘦削、长着小胡子的人在谈话。我猜到那一定是任弼时同志。我们队伍正从他们面前通过，弼时同志远远看见我走近了，他笑着站起来，走向我这边，和我握手。他笑着问：‘你是廖承志吗？我就是任弼时。’我那个时候很窘，不知如何是好。那时也很狼狈，他装起笑脸虎似的笑脸，用他那种怪腔怪调问弼时同志：‘怎么，你认识他吗？’弼时同志笑着说：‘老早认得。’其实弼时同志和我那时并不认得。然后弼时同志严肃地对说：‘如果他有什么需要的话，我可以帮助他，请你告诉我。’这之后，我到了沪霍。我、罗世文、朱光、徐一新，立即恢复了局部的自由。”

1938年父亲在共产国际工作期间，发现并解救了被宗派主义干部路线打击的同志。他和一起，使沉冤六载的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陈郁得以，使被“挂”了三年的原中共绥远省委组织部部长吉合（张期生）和失去工作不被理睬的师哲顺利返国参加抗日战争。陈郁是工人出身的中共六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31年6月来到共产国际管辖的苏联国际列宁学院中国部学习，其间还担任过学生部的党支部书记。苏联“”、“肃托”结束后，陈郁受到了严重警告处分，并化名为“彼得”，被放逐到伏尔加格勒拖拉机厂做工。整整5年，陈郁被排斥在党组织之外。为此，陈郁写了12封申诉信。1938年10月，父亲到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9年初，他的秘书师哲与共产国际东方处处长马尔特维诺夫一起，清理王明、康生留下的一堆档案材料，从中发现了陈郁的多次申诉，才知道陈郁在斯大林格勒拖拉机厂。父亲看了对陈郁的处分决定后，认为理由站不住脚，当即报告了共产国际干部部，并把陈郁请到莫斯科，当面听取了他本人的申诉，并让他回厂等候共产国际的批复。1939年11月，与邓颖超来到莫斯科，听了父亲的汇报后，一面决定要陈郁办好离厂手续，到共产国际招待所来；一面亲自与共产国际监委一起处理陈郁的问题。共产国际监委在研究陈郁的全部材料后，做出了取消1933年给他的“最后严重警告”处分，恢复组织关系，请中共代表团送其回国工作。共产国际监委的决定还特别指出：“陈郁在六年参加社会主义生产过程中，表现是好的，他是社会主义的技师及突击员”。陈郁所在工厂的党委，在给陈郁的鉴定中也给予他很好的评价，称赞他是红色国际主义战士，社会主义生产突击员。1940年2月25日，陈郁随同、任弼时、邓颖超、蔡畅、陈琼英等人一起回国。陈郁每每想起此事，都禁不住潸然泪下，他说：“如若不是弼时，我恐怕早就死在异国的土地上了。怪不得很多同志都称弼时同志是‘党内的妈妈’，我认为，对于这个光荣的称号，他是当之无愧的。”

1943年3月，党中央决定在延安开展党的整风运动。当时直接负责这项工作的康生却背离党的思想路线，违背党的干部政策，主观地要各机关各单位都提出几个人作为突破点，并随心所欲地指名道姓，一次就圈定了陕甘宁边区的200人名单，给这些人戴上“特务、叛徒、反革命”的帽子。他接着又在中央机关各部委逮捕了很多人。这样一来，审干变成了肃反，搞得人人自危，甚至连从统治区来的党的“七大”代表也成了怀疑的对象。

父亲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坚决反对这样做，他说：“我们的革命队伍，哪能越革反革命越多呢？我不信，应该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他把这个情况告诉了。但康生仍继续搞扩大化，又提出了所谓“抢救失足者”，把很多同志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起来。康生为了证明他的方法“正确”，还以欺骗手段，找了一些幼稚青年，让他们编造假口供，进行假坦白，然后再给大家作报告，树立所谓“彻底坦白的典型”。父亲立即将这些作法报告给了。他说：“即使真有其事，用这种形式也是错误的。”他特别不同意对“七大”代表的妄论与怀疑。为此，他和、刘少奇、等一起研究过很多次，认为应当坚决纠正在审干中出现的扩大化的错误。1943年，中央作出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提出了“首长负责，自己动手，领导骨干与广大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培养干部，教育群众”的九条方针。提出了“一个不杀、大部不抓，严禁逼供信”的政策。

沥风沐雨的革命伴侣

人们总是期盼回肠百转的爱情，希冀甜蜜如胶的婚姻。而父亲和母亲的爱情，没有浪漫传奇，没有电闪雷鸣，没有风花雪月，可从这种平凡的情感中，你一定能感受到一种踏实，一种厚重，一种美好，一种坚固和永恒。

父亲和母亲陈琮英的婚配是“指腹为婚”的。母亲到任家当童养媳时，父亲只有10岁，正在读小学。父亲好学上进、知书达理，母亲朴实淳厚、勤劳能干。1915年夏，11岁的父亲到省城长沙读书，而12岁的母亲为家计着想，来到长沙的一家小袜厂当童工。夫妻俩互相鼓励、互相帮助，常相约见面。当母亲得知父亲的学杂费不足时，就省吃俭用地积攒铜板，悄悄地送给父亲，她对父亲说：“给你读书用吧。”

1920年，父亲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的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最早的团员之一，并于1921年赴莫斯科学习。在苏联，父亲常常思念家乡和母亲，他经常给母亲写信。母亲不识字，读信要请人代劳。她可不想把父亲的信给别人看，于是就萌发了读书认字的念头，父亲也来信鼓励她，并对家人讲了她读书的事。

1924年8月，父亲回到上海，开始领导共青团的工作。1926年春，母亲到达上海。他们举办了简朴的婚礼，在革命的道路上，开始了风雨同舟的伴侣生涯。父亲搞地下工作，常早出晚归；母亲总是等着丈夫回来，照顾好他的生活。为了配合父亲的工作，母亲成为父亲最信任的秘密交通员。

1926年11月，父亲赴苏联参加国际会议，母亲随同前往。会议期间，母亲被安排到东方大学学习，进一步提高了文化水平。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工作是非常危险的。1928年，已经回国工作的父亲在安徽巡视工作时不幸被捕，党组织立即开展营救，并请母亲出面作证。母亲为赶时间，带着还在襁褓中的女儿爬上一辆煤车，赶到长沙做营救准备。当敌人到长沙核对口供时，母亲巧妙应答。而此时狱中的父亲，面对酷刑也绝不低头，敌人查不到实据，只好放人。夫妻相见，十分惊喜，母亲悲伤地告诉他，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因感染风寒不幸夭折了。

1929年冬，父亲再度被捕，他化名“彭德生”，机智应对敌人，母亲也立即将消息告知。在领导的特科营救下，父亲出狱了，但他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母亲摸着父亲被电刑烙下的伤疤，伤心地流下了眼泪。

1931年3月，父亲前往江西中央苏区工作，他走后不久，上海党组织因向忠发的叛变而遭到破坏，母亲被捕入狱，出生不到百天的姐姐也同妈妈一块关进牢房。在的努力营救下，妈妈和姐姐终于转危为安，出了监狱。根据组织安排，母亲前往苏区，因不便带姐姐，只好将她送回老家。父亲见到母亲消瘦的面庞，十分疼惜，他满怀深情地对母亲讲了一段令她终身难忘的肺腑之言：“我们是革命的夫妇，同是党的儿女，我们的爱情是融化在党对人民的爱里的。”

长征路途之艰难和生活之困苦，是令人终身难忘的。为了长征，父亲和母亲不得不把他们的儿子寄放在老乡家里，但是从此后，这个孩子就再也没有找着，失子之痛让父亲母亲抱憾一生。长征途中的父亲要统筹全局，要指挥打仗，要做好部队工作，工作非常忙碌，身体也变得很差，母亲心疼地尽最大的能力照顾丈夫。在二、六军团会师和二、四方面军会师时，她与父亲为红军的大团结而高兴，在与分裂主义作斗争时，她坚定地支持父亲。而父亲在百忙之中也关心着即将临产的妻子，吃野菜时，他专拣粗硬的吃，把嫩点的留给母亲。我的姐姐在草地上诞生，父亲为姐姐起名“远征”，寄托了他们的希望，也是为了纪念这次不寻常的生命之旅。父亲在草地的河流里捉鱼来给母亲补营养，用布带将女儿捆在背上，扶上产后虚弱的母亲，在茫茫草地上，在深山野岭中艰难地前行。

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父亲奔赴抗日前线作战，母亲则留在延安，姐姐“远征”被送回老家，一家人开始了天各一方的生活，直到1938年3月，父亲赴苏联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时，母亲才与他团聚，在莫斯科共同生活了两年。父亲在莫斯科向共产国际详细介绍了中国革命的情况，这对取得共产国际的有力支持、确定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抗战胜利后，父母将在老家的两个姐姐接到延安，加上后来出生的哥哥“远远”，一家六口除我留在苏联外，终于团圆。然而，发动的内战炮火再次使他们分离。两个姐姐随学校转移，母亲和哥哥到晋西北，父亲则留在延安，协助指挥解放战争。

长期的紧张战斗和超负荷的工作，令父亲身心疲惫病倒了，母亲闻讯赶到杨家沟看他。父亲当时血压很高，脸色苍白，失眠严重。可他为了安慰母亲，总是装着睡觉，令母亲很感动。即使病情严重，父亲还是忘我工作，认真调查研究了问题，并在中央会议上作了重要发言，这对运动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1949年，为筹备新中国的建立，父亲积极工作，他参加了在北平举行的阅兵式，又为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起草了长达1.2万字的报告。4月11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平开幕，父亲在会上代表中共中央作报告，当报告念到一半时，他病体难支，不得不请人代读，他坐在主席台上，坚持到会议结束才休息。会后，傅连璋等医生经会诊，认为父亲必须休息。中央让父亲到玉泉山休养，母亲随行照顾。休养期间，父亲仍然关注着国内外大事，他每天让秘书给他念电报。当得知南京解放时，他异常兴奋，在地图前指指点点。怕他血压升高，母亲和医生劝告他要保持平静。因父亲病情始终未见好转，中央决定让他到苏联去治病。父亲在医生的陪同下，于1949年11月底赴苏联治疗。1950年5月，父亲回到了祖国，、聂荣臻、我们一家一起到车站接他。

父亲回国时，适逢党中央领导全国人民为全面恢复国民经济而努力，朝鲜战争也在此时爆发。面对这些，父亲早就将苏联医生建议他休养的意见丢在脑后。他一生只有“三怕”：一怕工作少，二怕花钱多，三怕麻烦别人。他向中央报告要求工作，中央同意他参加部分工作，但要随时注意身体。父亲开始工作后，工作时间远远超过规定的4小时，有时晚间也不休息，母亲心疼地劝他注意身体。父亲还不愿浪费医生的时间，让陪伴他的刘医生进了天津医科大学深造，另一位苏联主治医生也让他送回了国。母亲看到父亲忙碌的身影，总是担心不已。1950年10月24日，父亲看了主席起草的关于增派志愿军出国作战等一系列电报后，晚上也没休息，在灯下查看地图，深入思考。虽然母亲和往常一样劝他休息，可他仍然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第二天清晨，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中风失语，中央立即部署力量全力抢救，终无效果。27日，父亲溘然长逝。他用生命实践了自己的信念：能走一百步，决不走九十九步。

与父亲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经历过生生死死考验的母亲，肝肠欲断，悲痛万分。但她以坚强的意志挺了过来。母亲经常对我们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浮现在我眼前。他那革命的一生，他那忠于党和人民的崇高思想品德，永远铭刻在我心里。”

母亲忘不了党和人民对父亲的厚爱。在《纪念任弼时》大型画册里，收藏有两幅珍贵的照片，一幅是1950年10月28日，神情凄然地亲视父亲遗体入殓，并为他覆盖党旗的照片；另一幅是刘少奇、、等排成两列，满面悲伤执绋前导，将父亲的灵枢移往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照片。

2003年5月31日，母亲也随父亲而去，享年102岁。

父亲的爱是一曲深沉、厚重的交响

我是父亲在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时出生的，取俄文名“卡佳”。1940年3月，父亲奉调回国。时值国内抗日战争艰苦的相持阶段，考虑到路途的艰难和国内抗战的形势，为了回国后工作便利，父亲把才刚一岁多的我留在苏联伊万诺沃国际儿童院。我在国际儿童院一住就是10年。我一生中与父亲共同生活的时间总共不超过一年零七个月。但是父亲的爱却温暖了我的一生。

我的童年是和苏联人民一起在艰苦的卫国战争中度过的。父母没有给我留下丝毫记忆，认识父亲是我上小学四年级通过书信开始的，时间持续了近一年。从那时起，父亲走进了我的生活。

1948年8月30日，不满10岁的我用俄文第一次给家里写信，讲述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第二年1月20日，我收到了爸爸的第一封来信。因爸爸知道我不会中文，信也是用俄文写的。从这封信中我第一次体会到被父母疼爱的感觉，第一次从照片中见到了父母、姐弟，看到了家人，第一次有了“我的家”的概念，尽管很抽象。信的字里行间洋溢着的亲情，对我是那么新奇，父亲盼望看看10年来未曾谋面的女儿的迫切心情跃然纸上：“亲爱的卡佳：……从信中获悉你生活很好，学习也不错。我们为此而欣慰。可你为什么没给我们寄来一张你的照片呢？你大概已经长大了，我们多想看看你呀！哪怕是你的一张照片。”65年过去了，今天再读这封信，对那份溢于言表的父爱更感珍贵。

1949年8月，爸爸又来信叮咛我：“亲爱的女儿，你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再三询问我“这学期你考得如何？暑假你干什么？是否到哪儿过暑假了？”“我们非常想知道（你）学习和身体情况，一定要给我们寄照片来。”

接到爸爸这封信，我马上把照片寄回家。是年11月11日爸妈联名寄来了新中国成立的喜讯：

亲爱的卡佳：

你的近况如何？8月30日来信和照片均已收到。我们都很高兴，你这学期取得了很好的成绩。

卡佳，我们也生活得不错。爸爸有点病，目前正在疗养院治疗，很快就会好的。

你的两个姐姐和弟弟都在北京上学。

卡佳，中国已经从帝国主义和手中解放出来了！

不久以前，新的人民政府在北京成立了，中国人民今后的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农业。为此，需要许许多多的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干部，望你更加努力学习，并在苏联完成学业之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专家。

望你常来信。

你的父亲陈林（任弼时）

你的母亲陈松（陈琮英）

有记忆以来，第一次见到父亲是在莫斯科近郊巴拉维赫疗养院。自16岁始，近30年艰苦的革命者生涯摧毁了父亲的健康，才40多岁的他就被高血压、糖尿病折磨垮了。1949年12月初，组织上让他来到莫斯科治疗。爸爸先住在克里姆林宫皇宫医院，治疗了一阶段即转到巴拉维赫疗养院。在这里，才可能接我去见面。

1950年元旦，我在国际儿童院老师的带领下来到疗养院。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仅8天，我投入了父亲的怀抱，就再也不想离开他了。这一个多星期，是我有生以来从未体验过的全新的生活。父亲用他全部的爱给予我无微不至的关怀，给我以父母亲情与家庭概念的启蒙。此外，父亲还是我识汉字、说汉话的第一位老师。他会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更会写一手漂亮的汉字。为教我准确发音，他在每个汉字右下角用俄文字母注明拼读。每天，在他一字一音的带读中，我学习读写这些基本语汇。当时，我正读小学四年级，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成绩。当他看到我的记分册上各科全优的成绩时，十分高兴，称赞夸奖的同时又告诫我：不要骄傲，学习一定要踏踏实实。

一个多星期眨眼就过去了，时间过得真是太快了。我感到自己确实舍不得离开他，多么想在疗养院多呆几天啊！可是，爸爸要我以学业为重，我只得回儿童院。临走的头一天，我哭了。这是我长到十多岁，第一次为离开父亲而落泪。

回到国际儿童院，我第一次体会到思念亲人、思念父亲的感觉，很深、很深。过去没有和父亲接触过，我根本不觉得，如今，我每天晚上都想爸爸，老想到他那儿去，想得很苦，没有办法，就给爸爸写信，差不多隔一天写一封，有时甚至天天写。爸爸也很想我，我刚离开疗养院4天，在尚未收到我的来信时，爸爸就先给我写信了：“你走了4天，但还没收到你的信，我估计你能按时到达。唯一不放心的就是火车上比较冷。你走以后，我很寂寞。……卡佳你在伊凡诺沃生活好吗？11号赶到那儿了吗？功课落下了吗？落下多少？你写信告诉我。卡佳，你别忘了你说过的，每两天给我写一封信。这样不会影响你的学习，我也可以不寂寞。”最后又叮咛我：“接到我的信，马上回信。”两天后，收到我的第一封信后父亲又回信写道：“卡佳，这几天我生活照旧，就是比你在时寂寞一些。”连接这两信，我才知道爸爸也很想我，他已习惯我生活在他身边了。

这一阶段爸爸和我书信往返频频，特别是讨论我是否回国一事，爸爸把我当作大人一样与我严肃认真地分析利弊，其间充满了民主意识的循循善诱。

当时，我由于年龄小，对许多问题根本考虑不到，对于回国与否，全是孩子式的凭习惯和感觉：出于习惯在国际儿童院的生活，舍不得离开同学们，我不想走；出于和父亲的感情，我又想和他一起回国。爸爸在1950年1月20日的信中写道：

“关于回国还是留在苏联这个问题，我还想和你商量一下，然后我们再作决定：

一、回国当然有有利的一面。第一，对你作为中国姑娘可以尽快学会中国话，这对你今后来说是非常必要的；第二，你将更多地了解中国人民的生活和斗争，这对你也非常重要；第三，你将和父母以及兄弟姐妹们生活在一起，这对你看来也是需要的。但也有不利的一面，那就是因为你不会讲中国话，你回国后第一年只能学中文，然后才能上学（当然也可以在学校里学中文），你将耽误一年的学习。

二、你如留在苏联学习，这也有好的一面。第一，你不会耽误一年的学习；第二，你大学毕业之后，不仅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将精通俄语。当然也有不好的一面，就是你无法学会中文，这对你今后来讲是莫大的困难，此外你完全脱离国内的生活。

这就是供你选择的具体情况。我想你最好留在苏联继续学习，完成大学教育，然后带着专业知识回国，这就是你在这里的时候我向你说的。但这一意见绝不是最后决定，你完全可以自己考虑对你怎样更合适。如果你坚决要回国，并像你在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如果我不带你回国，你将永远哭泣、思念，而且还会影响学习，那我将在莫斯科治疗后带你一起回国。

你接到这封信后，再想一下，然后告诉我你对这一问题的最后决定……”

至今，我保存下的爸爸给我的最后一信是他从巴拉维赫疗养院去黑海疗养院后寄给我的，那已经是1950年春天了。爸爸的心情很愉快，他告诉我：“我在3月30日和刘佳武同志一起，坐了两天的火车，4月1日到达黑海疗养院。我们疗养院在黑海边，那里很漂亮，可以看到海，并且可以在海里游泳。这里比莫斯科暖和，树绿了，花开了，我每天在这里散步。”随信附来一张黑海的照片。信末再次询问我：“你的学习和生活怎么样？希望你详细告诉我。”爸爸恨不得我每天都向他汇报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在苏联，经过近半年多的诊治与疗养，父亲的病情有所缓解，我们决定启程了。临行前，爸爸什么珍贵的东西也没买，只给我买了几本苏联小说和几本课本，给姐姐弟弟们买了一些学习用品。

自回国至进育英小学的5个多月时间，是我一生中连续生活在父亲身边最长的日子。父亲既是我的汉语教师，又是我在家中的“大翻译”。我是靠着父亲这座语言大桥和母亲、姐弟们开始了最初的交流。

父亲疼爱我，却不溺爱。每到休息时，他爱和秘书（我们称呼赖叔叔）下象棋、跳棋。后来，赖叔叔也常和我下着玩。开始，我经常因为输棋而发脾气、耍赖。父亲并不因为我年龄小就迁就我，而是严肃地批评我。这样不但纠正了我的毛病，而且促使我棋艺快速进步。不久，我的跳棋就经常能赢赖叔叔了。上小学后参加跳棋比赛我常得第一名，这当然有父亲的功劳。

病魔无情，我和爸爸回国不足半年，它就残酷地夺走了父亲的生命。我曾掰着手指计算过，有记忆以来，我也只是1950年5月至9月，这短短的5个月有幸和父亲生活在一起。12岁时我才见到父亲，不足一年他就永远地离开了我。这不能不说是我一生中永远无法弥补的缺憾。但是，时间的短暂并不能淡化我对父亲的爱，反而使我更加珍惜和父亲相处的点点滴滴，它们是我一生的回忆，沥岁月风尘，没有丝毫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