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专家纵论12类“未富先懒”现象 谁阻碍了中国人的上行?

除了未富先懒之外，还有未富先疲、未富先撤、未富先奢、未富先剩、未富先退、未富先颓、未富先痞、未富先娇、未富先败、未富先宅、未富先炫和未富先赌等12种社会乱象，12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学者将一起探寻种种乱象背后的社会形成机制。

刘瑜　更大的问题是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

社会阶层之板结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允许竞争的领域，竞争已经相对饱和，在不允许竞争的领域，机会还没有出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底层上行”的机会大量涌现，和当时各领域一个接一个地放开有关系，所以出现一片一片的“空白点”。比如允许民营汽车业出现了、允许外资合资企业进入中国了、报业市场化经营了、允许住房商品化了……第一批冲向市场经济的人可以说特别幸运，因为竞争非常不充分。这些人今天也会觉得“生意越来越难做”了，但毕竟他们及时完成了“原始积累”，和后来者比还有一定优势。

今天同样聪明、能干、勤奋的人，却未必还有这个机会。这一点不但适用于“商场”，用在“政坛”、“学术界”、“艺术界”、“娱乐界”也是一样的。拿80年代来说，《射雕英雄传》可以导致万人空巷，因为当时根本没有电视频道可以选择，今天来看，它其实很粗糙，不过是电视上同时播放的20种武打片之一。在一定意义上来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一个非常时期，它不可能持续，相比之下，今天这种“充分竞争、上行很难”的状态，才是正常的。和发达国家更充分的市场竞争比，中国其实还有很多“空白区”或“半空白区”。就现在来说，有些人还是会说“还是中国的钱好挣”等等。

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向上流动的阻碍里，虽然也有市场竞争激烈的因素，但政治因素还是比西方多一些。政治因素有两种，一是政府的改革力度有所削弱，有些本可以允许更多竞争的领域人为地阻碍竞争，导致本属于民间的“空白区”被国有部门把持。从而缩减了年轻人上行的去向。

还有一种就是所谓的“权钱交易”，腐败丛生，导致本来就有限的“上行机会”被一小部分人以不公平的方式垄断了，这可能会加剧某些年轻人的愤懑。这么说吧，比如两地的年轻人，A在中国，B在美国，各自的愿望都是办一个像《纽约时报》那么成功的报纸――这在两地都不大可能。在中国，更多是因为政策对独立办报的种种限制；而在美国，是因为报业竞争已经相当充分了。市场细化深化已经无孔不入了，再异军突起一个《纽约时报》几乎没有可能。

一个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上行机会一般来说不会太多，这不一定是很大的问题。更大的问题不在于如何让底层流向上层，而是如何让底层也过上体面的生活。另一个问题是有限的上行机会能否公平“分配”――也就是这个社会是奖励智识、才干和勤奋，还是奖励家庭出身、关系网络和皮厚心黑。如果更多的是奖励后者，那结果只能是“劣币驱逐良币”，这个社会的各种产品、服务(包括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质量伪劣。当然坏处不仅于此，它还会导致社会不满情绪积压所影响社会稳定、“愤世嫉俗”感的流行从而导致人的精神面貌变得乖张暴戾(比如仇富仇官、一看到“精英”两个字就咬牙切齿)等等。

对于因其他原因上行遇阻的年轻人，我下面的话可能有点“坐着说话不腰疼”，但确实是我的真实想法――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可能不那么美好，但也没有那么糟糕。在今天的中国，还是有智识、才干和勤奋的一席之地，所以还是要尽量学习、思考、奋斗，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个聪明、能干、勤奋的人。这不仅仅是因为这样的人更可能成功，更因为这样的人即使不成功，也有尊严，而有尊严比什么都重要。

(采访／张　坚)

未富先疲　自我沉沦的职场混混

他们有的初入职场，有的历练多年，但共同点是都对职业生涯倦怠无比。未涉世事，却自认为人情练达；还没起跳，却已经看到了玻璃天花板；他们不乏能力，却懒于变现；他们没有理想，却面对无比沉重的现实。许三多不是他们的理想，陆涛才是他们看到的现实。

但这不是电视剧，这是一代人的真实生活。在许多职场的文章、帖子中，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极品”；在身边的格子间里，我们也能发现不少这样的职场“达人”。上班是为了下班，上网是为了聊天，电脑是为了游戏，办公室是为了约饭局。香港歌手组合农夫有首歌《日出而作》讲述职场人士熬时间的体会：“第一个钟轻轻松松，等等第二个钟：第二个钟去site visit，顺便去game zone；第三个钟打电话打整个钟才接通……进厕所冲下冲下又打瞌睡；拿杯咖啡冲下冲下，这样就冲到了最后一个钟。”

60后正在掌权，70后还在等待；80后还没上位，90后已经出头。一代一代人绞杀在资源匮乏的年代里，演绎着沉沦一奋斗一沉沦的轮回。

未富先撤　产业投资无门的山西煤老板

煤老板的原罪之一是，金钱获取的不道德：原罪之二是，金钱使用的不道德。众多小煤窑的血泪故事一度让煤老板成为媒体和公众的千夫所指，而那些买房一出手就几百套，几十辆悍马、宾利换着开的逸闻也成为社会情绪的宣泄出口。

双重不道德并未成为他们收敛自己的原因，却反映出中国社会的分配失衡和投资渠道匮乏。突如其来获得的巨大财富，既无良好的金钱道德去规范，又无更好的投资出口，只能成为瞎折腾，乱消费的动力。据媒体报道，山西省利用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洗牌，意欲终结“小煤矿”时代，大量煤老板被迫集体转型。据说，山西各地“煤老板”手中大约有3000亿元的资金，而这样大量的资金何处去依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不稳定因素。

郑也夫　懒惰是这一代人的一种特征

懒惰是这一代人的一种特征，不能说全部人，但比上一代人显然要普及。主要原因，我个人一针见血地说，跟我们的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跟从小生长的环境、父母的娇惯都有关系。

在人类历史上，不管中华民族还是其他民族，都没有过这样大面积的独子现象。在计划生育政策下，对子女的过度娇惯是极为流行的，过去都是多子女，对子女的养育看起来稀松平常，不会格外娇惯。这直接导致了下一代人的懒惰和不能自立，不愿意去进取，这是懒惰的主要因素，而不是什么贫富分化。

你不能说“一看到买不起房我就不愿意干活了”，你的辛勤和懒惰难道和你的收入没有关联吗?每月挣了三四千块钱我发现我还是买不了房，那脆偷懒，每个月挣一千块算了，这并不符合逻辑。你这样懒惰，不仅是住不好，可能吃都吃不好了，但为什么还可以懒惰下去?可能有保护伞吧?或者说你有一种积习了。好多人从起步起，就不够敬业不够刻苦，比如在念书的时候。

贫富差别是一个问题，人懒惰与否是另一个问题，不能说社会贫富差距大了，导致社会大面积的人懒惰。中国古代社会里贫富差距也不小，但中国古代人就比较勤劳。

社会当然也有很大的举措要做，比如低保，比如医疗保障。低保应该覆盖全民，而不仅

仅只覆盖城市人，早日打碎城乡二元结构，让城乡人都能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应该享受的共同权利。低保的额度可以原地踏步，因为覆盖的人更宽了，哪怕降低点水准，但必须保证全民，而不光是城市人。这些事情应该早日思考，早日出台政策，我们的公民应该是平等的。

关键还是计划生育政策要早日终结，如果不终结的话，我们的下一代将会出现很多性格上的问题，将难以解决；另一方面，我们的教育，又很大程度上忽视这个问题。社会应该认真地思考独子问题。存在决定意识，什么时候家里不再只有一个孩子了，家长对待孩子的态度不像以前那么娇惯了，这种现象就会马上好起来。

如果把年轻一代塑造成很向上、很积极进取、很愿意付出劳动的性格，贫富分化问题是另一个问题，社会不公也将是另一个问题，他总归是很努力的一个人了。

(采访／丁晓洁)

未富先奢　节衣缩食买名牌的伪白领

时尚杂志最大的恶行就是让奢侈品流行化。所有的时尚杂志都是商品目录，而它们的目的就是造成一种幻觉：这些是你的生活必需品。一般来讲，奢侈品应该是资产者使用资产盈余来购买，而现在的社会现实是，并未“资产”的人们也在节衣缩食购买名牌，并视之为进入圈子的通行语言。

购买名牌，已经不再是生活方式问题，而成为了社会问题。“港女”被指斥的最大问题是名牌崇拜，日本中学生的直接目的也是购买名牌，普通中产家庭的孩子和刚刚立足社会的白领毫无抗拒地接受了名牌等于城市生活、职场生活的通行证这一伪概念，脱离自身购买力去消费。近年来，盲目的名牌崇拜者越来越多，幼稚的时尚主义大行其道，呈现出价值观失序的社会景象。

周瑞金　改革的利益要让大家均占，而不是让一部分人独有

说到“未富先懒”，好像责任在于民众，是大家不愿意再创业了。其实不是这个问题，而是我们的政策导向和分配方向出了问题。

30年改革走过来，从一开始官员都要下海、都不愿意在官场里做了，到现在拼命往官场里挤。跟改革开放初期跳出机关、跳出国有企业才有活路不一样，现在是进了国家机关、进入国有企业才可以得到更好待遇。这是因为现在的分配导向不一样了，国家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收入越来越高，无形的报酬也越来越高。

再一个就是“特殊利益集团”起到的作用，国家的权力、资源和资金，三方面高度集中，也不利于创业。不能怪大家没有创业热情，改革的利益要让大家均占，而不是让一部分人占有。

“仇富仇官”现象也是因为社会分配存在不公。这要靠社会调节，要建立社会保障制度，更加重视民生问题。当然根本上还是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的热情一定要发动起来，从广大的底层民众中激发起来。

短期内，应该通过改革的调节，使分配均匀一点，这个工作当前很艰巨。现在资本力量越来越强大，失去控制了，资本越来越集中、越来越垄断，结果就是整个社会利益受到损害，社会不公平的问题凸显出来，走上两极分化的道路。要防止这一点，关键是要决策更科学、协调性更强，让改革的成果更加公平分配，让广大民众都得到利益。改革进行到这一个阶段，市场在整个社会资源分配上已起到了很大作用，在一次分配时，我们追求效率，二次分配时，就要解决公平问题，这是和改革第一阶段不一样的地方。

当前有钱的人更有钱。滚雪球滚得很厉害，广大民众只有从自己的劳动当中才能得到报酬，差距越来越大。怎么样让老百姓也能从资本市场得到利益?现在要从这方面来改革。

在私有经济为主的发达国家，民众可以从资本市场得到利益，我们现在资本市场不健全，信息不对称，有信息的资本高手越来越富，而我们想从市场得到利益的散户，往往都会吃亏。这也是我们资本市场不完整的结果，改革就要使资本市场更科学、更完整，监督得更好一点，让老百姓不但从自己的劳动中得到报酬，也能从资本市场里得到财富。

特别要注意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我们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就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要目标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1993年马上就提出来应该建立相配套的社会保障体系，但十几年过去了，直到这两年中央才开始重视，但我们已经延误了十多年时间。

各方面政策要做一些调整，如果不做调整的话，这种现象重新会走到老路上去，重新恢复完全依赖国有企业和政府的老路，致使个人投身创业、发挥个人创造力的动力受到损害。所以要更多地鼓励创业，鼓励民营企业，鼓励自己的创造，这一点要有新的措施出台。

现在中国也有自己的情况，人越来越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这个是现实。在这个情况下，每一个人要有明确的个人奋斗目标，和接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步的明确要求。从受教育阶段开始，大学和中等专科学校就应该首先要有创业精神的教育，再和社会利益导向配合，逐步转变这种“未富先懒”的社会风气。

(采访／丁晓洁)

未富先剩　婚都懒得结的剩女

单身现象变为单身危机，性自由变成婚姻瓶颈，现代社会不缺乏激情，只缺乏把激情变现的动力。“剩女”有3S：Single(单身)、Seventies(生于上世纪70年代)、Stuck(被卡住了)。从出生到现在，“剩女”经历的三十年可以说是人类史发展变化最大的三十年，焦虑和不确定性成为时代的心态。凡事只要努力就一定有收获的想法在以往的年代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在如今却成为无法确证的理想。很多事情不为自己所能掌控：房价成为婚姻最大的阻碍，婚姻所造成的事业停顿、独生子女性格所造成的个性差异和沟通鸿沟，机会充盈所带来的感情稳定度下降，以及城市生活和异乡漂泊造成的归属感缺失。“剩女”的逻辑是：与其凑合，不如闲着。

梁文道　读书是正在板结的阶层中最好的沟通方式

时代变了，现在机遇比以前更多，但代价更高，人们变懒了，不愿意读书不愿意思考。一个人的时间用在哪里，是看得出来的。当代人不读书，根本不是有没有时间的问题，而是一个选择什么的问题。现在人们要创业，别的不想，先想着要成为比尔・盖茨；要学习，就想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追求出名，追求发财，都想成功，不管出名的手段是什么，非常着急。

我从来不否认自己是精英，有时候甚至为自己获得一些优越的条件而觉得自责。但现在中国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分裂，“精英”有时候在变成一个贬义词，我处在里面，觉得尴尬又奇妙。

你看我参与各种社会运动，当时是热血沸腾的，会容易兴奋；但也会很快抽离，让自己重新成为旁观者，去看那个过程中的自己，去重新审视过程。

当年有人十分欣喜地提出中国中产阶层在壮大，最近几年，随着房价的居高不下等各种因素，没人再这样乐观了，反而是社会阶层的分裂、中产的萎缩、权贵资本的集中引起注意。

所以现在一个忧虑就是中国社会的“拉

美化”。这是最值得警惕和担忧的，也是最迫切需要面对的问题。中国的阶层问题很严重，内地目前进入阶层板结，大家现在都很混乱了。到底是有自由好，还是没自由好呢?人们普遍陷入困惑和茫然，甚至没有人静下来读书，向内审视自己。仇富的现象是有，但世界各国都有这种问题。我们国家虽然高度集权，但依然太平。

这不是一个自由化、民主化的问题，中国有很多很具体很细致的问题，你要一样一样去疏解，并需要人人做好自己的本分。我对自己的定位就是做好一个读书人和媒体人，这个本分就是，说话负责任，写东西负责任，怎么样让大家都能够更平等、理性地去讨论问题。

在任何时代，我都主张读书，我相信读书可以改变命运、创造财富，最基本的是，它可以令你思考。享受如果没有思考，快乐也不会很深。你说忙，我就开设《开卷8分钟》向你们推荐自己已经过滤了一遍的书。读书是正在板结阶层中更好的沟通的方式。

(采访／白瑞燕)

未富先退　年过四句被迫退休的国企职工

他们从未奢望过35岁退休，却在壮年之后“被迫”退休；他们从未体验过市场，却在需要“计划”的年纪被“推向市场”；他们从未听说过“结构性失业”这样的国际化名词，却最先被国际给“接轨”了。整整一代人在国企里奉献青春，在企业包办一切的天地里以为会就这样了此一生，却不想没赶上风云变幻的革命年代，也还要度过大进大出的社会变革。在这些国企职工的思维里，手艺是安身之本，人品是立命之道，邻居、同事、师兄弟是他们全部的社会关系，厂、食堂、家属院、职工医院，子弟学校构成了他们的生命空间。而这一切都不是市场经济年代下的生存要素。

他们出售了自己的过去，却无人购买他们的未来。

茅于轼　计划有“天花板”，但市场没有

年轻人没有经历过以前，我们的市场已经比过去好多了。过去农民不能进城，也不能考公务员，现在这些限制取消了，给了我们很多机会。但是有一个点越不过，就是竞争。现在大家都有机会，少数人就没有竞争力了。市场是公平的，好的市场是淘汰差的，留下有活力的，大家要有精神准备。

全世界都有贫富问题，中国的情况更糟一些。贫富差距特别大，阶层对立更严重。主要原因是有的人致富不是靠正常手段，而是靠贪污、走私、贩毒和特权，靠欺负别人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还有我们总认为富人是剥削者，仇富是有道理的，你剥削了我，我就应该恨你。为什么要忆苦思甜，就是叫你仇富。为什么别的国家没有发生太大的仇富问题?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我创造的钱，是多少就是多少。要自己致富而不是去仇富。我们现在还在学剥削理论，更加剧了这种仇富思想。只有不再灌输这种思想了，社会才能安定。用剥削的思维来讲这个问题，就是挑动穷人对富人的仇恨神经。出了问题，就觉得是人家挡住了我，不是我的问题。

社会上很多人靠不正当方式得到收入，要改变社会上权力的不平等，大家同样得到保护，这才是人权。现在有些人受保护很多，损害了别人，变成特权，就不是人权了。大学生毕业找工作难是事实，跟宏观经济不好、扩招太大、供过于求有关系，和国民经济完全不成比例。找不到工作只是人生中间的一个阶段。不要被一时的困难所吓倒。我们处在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里。你有本事并适应这个环境就能成功。计划有“天花板”，但市场没有。

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的前途和机会很多。你还有机会调整自己的心态、知识结构。将来会得到很多的收获。你学的这种东西社会上没有用，你得改行，是要你去适应社会，不是社会适应你。

(采访／白瑞燕)

朱大可　首先学会水平流动，寻觅垂直升迁的突破口

在转型中国，表面上看机遇很多，但改变命运却要付出高昂成本。高考似乎是相对公平的方式，但今天每个家庭都要为孩子高考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这种人才生长的社会成本的急剧增长，已经成为严重的弊端，它势必造成上升通道的萎缩。

鉴于上访道路被彻底堵塞，现在除了互联网和手机短信，看不到其他什么更好的方式。但是，自从地方政府开始跨省追捕所谓诽谤造谣者以来，这扇门也变得越来越窄。表达意见的风险太大，令民众难以承受。表达意见的基本权利，正在遭到恶意膨胀的公权力的压制。

贫富差别增大形成的哑铃状结构，是导致社会仇恨指数急剧增长的根本原因，此外还有几个原因：第一，由于缺乏普世价值教育，不同阶层之间无法建立健康的对话平台，彼此之间只有鄙视、谩骂和仇恨。第二，代表公权力的官员和警察滥用权力，激化了与民众的矛盾。第三，大部分富人未能以慈善方式返饲社会，赈济穷人。第四，知识分子不能站在民众立场为其说话――知识分子本名叫做“批判知识分子”，但这个名字正在被“知道分子”所置换。甚至知识分子自己都以为自己只是知识的占有者而已，他们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天赋使命，那就是孜孜不倦地为社会挑错，并探求社会改进的道路。知识分子的这种自我认知错乱，是民众对其产生蔑视和敌意的重要原因。第五，中国社会有仇视精英的历史传统，“”就是一个最近的例证。

知识界对此有一个共识，就是必须发展中产阶层，作为贫富两极的缓冲地带。但中国中产阶层一直面临不断加码的高额税收及高房价的冲击，早已沦为“负翁”阶层。具有强烈的破产特征。这两年，中产阶层加速萎缩，正在沦为边缘人群，其中一部分转而成为贫民。除非政府对中产阶层实施高度优惠的税政，给予这个阶层以更大的政治权力，此外我看不到任何解决的出路。

我的教学和书写，都是试图以语言方式跟学生或网友进行沟通。但有时会觉得很难，因为只有少数人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交流的难度远远超出了五年以前，这是很奇怪的景象。

在建设个人自由空间方面，中国人正在变得聪明起来。我们身边有大量这样的例子。在世事无常的年代，人们都在努力寻找健康和自由，但这自由首先属于心灵。只有放弃对威权的膜拜，捍卫个人独立的人格，我们就能获得比别人更多的自由。垂直流动当然是最理想的，因为成本最低，而斩获最大。但在特殊的年代，水平流动可以帮助你有限地改善处境，并赢得时间来等待垂直流动的契机。尽管阶层垂直对流的机遇变少了，但阶层内部的平行流动还是比较容易。作为一个普通人，最好的方式是学会更多地展开水平流动，以此寻找垂直升迁的突破口。这就像你在冰层下游泳一样。你必须先学会在水平方向游动，然后才能找到冰层最脆弱的地方，完成破冰飞跃之举。

(采访／白瑞燕)

未富先颓　遭遇就业危机的大学生

未毕业先失业、全职考研与缓期失业、自愿性失业、被就业……大学生群体从来没有这么紧密地和工作联系在一起。天之骄子、象牙塔等名词早已过时，现在的大学生面对的是竞争激烈的劳动力市场，可怕的是他们早已在进入之前就被贴上了标签。

就业从来不是一个数学问题，但计算―下上学成本和职业收获就可以得出简单的结果：如今的社会现

状把读书就业变成了一个成本收益非常低，甚至倒挂的“投资渠道”。高校扩招，学费上涨，就业人数增多，专业技术人数下降，导致高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供过于求，初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市场反而求过于供。同时，大城市竞争过度，中小城市则垄断过度，在市场化的地方找不到买家，在垄断的地方又不需要卖家。大学生的就业危机就在这一环环怪圈中悄然呈现。

李昌平　必须加快“国民待遇同等化”进程

农民工、刚毕业大学生等人群融入城市越来越困难，这一趋势很危险。它极有可能影响后面的改革：一方面，政府要花大力气建设低收入人群安居工程，在公交能够到达的地方，建设超小户型(20平方米左右)的新工人、新市民社区，每平方米价格在2000元以下，让农民工、大学生等在城市居住下来，然后才能市民化，才有向上跃升的可能。现在二代农民工不再像父辈那样，将大部分钱寄回家乡，而是大部分用来自己消费。他们已是这个城市主要的生产者、消费者，城市没理由不接纳他们，不让他们安居。

另一方面，要坚决扭转“一国两民”、“一国多民”化趋势，加快“国民待遇同等化”进程，必须下大力气破除行业之间的垄断与地区之间的阻隔，让不同阶层之间的人、财、物能够自由流通，让人民有自由迁徙的自由。比如，农民工在深圳打工，企业为他交了社保，但当他们离开深圳时却不能把社保关系转回原籍，所以他只能提取自己缴纳的那部分，而将企业交的那部分留在深圳。这种事情完全应该由中央来统筹，问题虽然很小，但已经影响到了无数国民对国家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危害极大。

上世纪80年代倡导的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方针实际上已经将农民、工人排除在政治权利体系之外，他们很少能直接参与到国家治理过程中，也在当今的权力结构中缺少话语空间。这就造成了当今农民利益、工人利益屡屡被剥夺，他们又缺乏有效维护手段。在法律制定方面，许多与农民有关的法律法规的制定，本身并没有农民参与，在法律体系中也找不到他们的影子。

现在改革已步入深水区，要重新思考改革的方向和动力问题。政治上的干部“四化”标准、经济上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舆论上的改革“代价论”等等都必须彻底反思和纠正了。只有作为个体的人站立起来了，掌握了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才能逐步解决这类积弊。

(采访／陈永恒)

未富先痞　“连左手都不相信右手”的犬儒主义者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正在成为充满无力感的犬儒主义者。星岛环球网曾有文章《大话文学与犬儒主义：中国式的亚文化形式》，认为由王朔小说开端、周星驰和林长治等的无厘头文艺为代表的大话文化，具有明显的犬儒主义特征，是中国亚文化的一个特征。和公元前五到四世纪的犬儒主义不同，我们奉行的一种是走向了反面的“只认外在世俗与功利，否认内在德性与价值”的价值观。

深圳作家王四四在《我们现在还相信什么》的文章中讲到了一个“我们连左手都不相信右手”的问题。这背后是一幅中国犬儒主义者的生存图景――一方面是精神偶像沦丧、权威迷信丧失、理想退守与政治冷感，一方面是后现代式的自我解构――理想主义由此变成犬儒式的人生态度，它的现实、投机、玩世不恭背后，是阶层的板结与对秩序的不满。这种情绪最终转化为“不拒绝的理解”，正如王尔德所说：“犬儒主义者对各种事物的价钱一清二楚，但是对它们的价值一无所知。”

陈志武　现在的升迁机会比清朝更低

密歇根大学的教授James Lee对东北一个满族村做了多年研究。他发现，这个村庄在清朝、民国、“”和现在四个时期里，村里普通人变成精英阶层的升迁机会，总体变化不大，升迁机会最高的是民国，而现在的升迁机会比清朝时还要低一些。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改革，曾经减少资源的政府管制，让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谁可以得到创业机会、工作机会和社会上行机会。但最近十来年，尤其是近这几年，既得利益团体以及政府对资源的控制越来越紧，普通阶层得到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

要是政府掌握着这些资源为大众创造就业机会还好，但事实却相反。国家垄断着土地资源、金融资源和各个行业发财致富的机会，他们用整个社会资源来集中力量办大事。很多中国人迷恋这种方式，他们可能不知道办的大基础设施和大工厂，对于劳动就业是很不利的。最近十几年，大国企每年都在损失掉几百万个就业机会。76％的就业机会都来自民营中小企业，但他们得到资源的机会越来越少。由此带来的结果，不管是农村年轻人还是城市普通阶层，就业前景越来越差。未富先懒的这种局面，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被迫的，他们没有选择。

本来民营企业希望打破垄断，近几年有一些民企已经成为行业的主导者，但他们反过来结合官权形成更多的壁垒，把新进入的-％k创业者和私营企业排斥在外。原来是政府管制使私营企业无法进入更多行业，现在又加上了新晋私营企业，使社会阶层的变迁比原来更难。

整个社会变得越来越靠关系才能得到机会。谁有关系，谁没关系呢?当然是有权有势的人有关系。最大的受益者就是那些有关系的人，最大的受害者就是普通家庭出身的人。有些高收入者也不一定属于这个群体，中低收入阶层就更不用说了。我身边也是这样，学生们会因为不同的社会关系而有不同的就学和就业机会，人生也会因此而不一样。

社会底层的年轻人变得未富先懒一样，新富阶层的子女也变得越来越懒。一些学生到耶鲁大学来读研究生或者博士生的时候，他们都还没有很好的生活自理能力，他们的妈妈甚至跟过来照顾他们。很多中国父母有点钱就往自己孩子身上扔，使子女没有任何动力自我奋斗。家庭越有钱，子女可能越没有自我奋斗的动力。

中国人很可爱，他们希望政府把这些事情都管起来，维护社会公平。但老百姓没想到这种良好的愿望会使这个社会更加靠关系，他们越来越没有机会提升自己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我们以中国是关系社会而自豪，没想到这对普通人来说，是很不利的一种制度安排，甚至是最糟糕的格局。

(采访／邝新华)

未富先娇　无法断奶的“啃老族”

他们是欠缺独立意识的独生一代。他们有的靠考研、出国留学延缓就业压力，有的靠上网聊天、玩游戏龟缩逃避，有的四处旅行以进行所谓的“体验生活”――其共同特征是，到了自立年龄的他们，至今依然靠父母供养。他们始终认为自己将会有更好前途，但到目前为止，这个虚无缥缈的前途仍未能养活自己。当购房也要421――4位父母的积蓄给2个独生子女购买1间房子，啃老族亦成为社会之痛。“就业”

被认为是成年人生活独立、承担社会责任的开始，经济上无法“断奶”，啃老族面对的是“无法成人”的局面。他们是充满失败主义的一群，其失败在于或是失败而不自知，或是自知却无法逃离失败的命运――啃老族啃吃的不仅是父母的积蓄，还有那本当大有可为的青春。

李强　流动率太低太高都不是好事情

我们通常测试流动率的方法，就是测代际流动，观察祖父母、父母、子女这三代人之间的变化。其中最主要的差别就是职业：爷爷是农民，父亲进城当了工人，孩子考上大学做了一个公务员，这样代际流动率就比较高。

在中国，1949年以后流动率一直不算低。解放以后，统治阶级，让工农子女获得机会，自然流动率上升：改革开放以后，刚开始流动率也比较高，那时候经济市场化，就是看谁能挣钱，各种人士都有可能，也有一些出身地位不是很高的人，后来也挣了大钱。总的来看，中国传统的流动率并不低。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特别新世纪以来，我们发现流动率有所下降。为什么呢?就是结构开始变化。比如，过去有一个人想当房地产商，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知道怎样进入这个行业，所以也没有什么界限，但90年代中后期以后，制度逐渐形成了。你要当房地产商，你得有几千万注册资本，没有你就被淘汰了；你想考公务员，你先得上过大学，你得有文凭。各种各样证书和考试制度就开始建立起来了，这个是过去没有的。

其实任何社会都会形成制度化，制度化会使流动率趋于稳定，使人们按规矩去走，使社会更有秩序。比如说，在80年代初，中国连律师都没有，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当律师；但是现在你先得学法律去，你得大学毕业，然后考证……律师有律师证，会计有会计证，投资分析有投资分析师证，各种制度非常繁多。

我过去说得很多的“底层精英”这个概念，就是想说，太多制度限制，会使一些很有本事的人缺少上升机会。比如农民工，你以为农民工就没本事?中国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人家生产出来的，里面也有很多有能力的人。但是现在非得大学毕业，他们就不太容易通过这条路上升。

任何社会都不应该只是一种制度来选择人才，而应该是多制度。高考制度是一种选择人才的方式，连古代还有文举武举呢，岳飞就是考武举的。应该为多种人才创造制度和机会，使得所谓“底层精英”的一部分人上升。比如说技术评级，人家有本事考了八级磨工，你就应该给人家很高的收入，因为人家是高级技术工人。

今天中国社会，除了高考，还有一个很大的体制叫市场，但是大家发现，真正在市场上竞争，自己向银行贷款贷不到，而大企业却能贷到钱。可见在贷款上，我们没有把制度做公平，我们就应该给任何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贷款的机会。

流动率是很复杂的事情，一个社会应该不能流动率太低，太低就会阻碍人们的上升，但是流动率太高，也不一定就是好事情。中流动率最高，那时候造反就可以当官，社会完全失去了秩序。我的意思是，制度化本身也不是绝对的坏事情，但我们应该创造多种上升渠道，我们过去的缺点是千军万马走独木桥，必须都得高考。比尔・盖茨高考也成功了，但是人家没上，从哈佛出来办企业了，我们也应该有这种机会。社会应该给人们提供多种制度和机会，这样就能避免流动率下降。

(采访／丁晓洁)

未富先败　先天不足的创业失败者

最近10年的156个四川大学本科毕业生创业案例，失败比例占83.97％，完全创业成功的只占5.13％-――这是四川大学的《我国本科毕业生创业失败的原因调查与对策研究》所得出的数据。而业内流传的另一个数据是：国内创业企业每100家企业中只有20家到30家可以熬过1年，而熬过3年的企业只占这其中的30％。

对一个人来说，创业失败的原因往往是缺乏创业技能、经验不足、创业盲目、缺乏融资渠道、缺乏可整合资源和团队建设等；对一个社会来说，过分倚重人脉关系的熟人社会的商业模式、利益纠结的行业垄断，市场化程度变高带来的核心竞争力要求都让创业存在无形的门槛。这是一次“狭路相逢勇者胜”到“赢者通吃”的时代之变：30年前，一个小学毕业的车间主任若有勇气下海办厂亦能成为一方巨富；30年后，有舆论鼓动就业失败的大学生自主创业，却无视一个悖论――若拥有创业成功所需的人脉、竞争力、创意，就业真的会比创业难吗?

崔之元“共同富裕”就是让“小资产阶级普遍化”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1995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麻省理工学院政治学系，并曾在德国柏林高等研究中心，略佛大学法学院从事研究。被国内外媒体评论为中国“新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

究竟如何认识今日中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智力和道德难题。一方面，从孙志刚事件、腐败频发和下岗职工增加等现象来看，社会矛盾已十分突出；另一方面，从国际比较来看，中国改革还是取得了许多成绩。我到俄罗斯开会，在一些大城市里要找一家中档餐馆很难，看到的要么是手推车，要么就是豪华五星级宾馆。

这说明：虽然中国改革中有收入不平等、地区差异大等弊端，但总的来说，中国改革的受益者比俄罗斯多。黑格尔说真理是全体，而我们的观察往往是局部的。如何在各种片面的但又不无道理的观察中理出头绪?这就需要

个统筹全局的新概念框架，对具体的局部观察进行重新整理。照我的个人解读，“小康社会”的提出，就是对这一新概念框架的探索和追求。

“小康社会”的实践和理论，需要丰富的精神资源，需要批判地借鉴人类已有的理论成果。我认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可以成为“小康社会”的精神资源的一部分。马克思早已指出，共产主义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也要消灭无产：阶级。严格说来，社会主义社会不应该再存在单纯出卖劳动力意义上的无产阶级或工人阶级。但显然也不能永远只让一少部分人富起来。因此，“小康”或“共同富裕”的一种解读可以是“小资产阶级普遍化”。事实上，我国改革进程中已经大量地借鉴了“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理论。最突出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提法。

我从去年11月来，去中国年轻的直辖市重庆考察了6次，提出了一个“重庆经验”的说法，其可以概括为“国资增值与藏富于民携手并进”。到2008年6月底，重庆市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突破7000亿，比2002年1700亿增加了4倍，在过去几年全国性的“国退民进”的火环境中形成一道独特的风景。更令人惊奇的是，这利，“国资增值”，不仅没有“与民争利”，反倒促成“藏富于民”。例如，当全国多数城市购房的契税是3％至5％时，重庆购房的契税一直保持在1.5％。又如，中央给西部12个省市的西部大开发优惠政策之一是允许他们对企业只征15％的所得税，但目前只有重庆还在使用15％的税率，其他省市由于地方财政压力主动放弃了优惠，仍然在2008年1月1日前征收33％的企业所得税。

在应对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中，重庆又出台一项“藏富于民”的重大措施：居民第一次买房贷款可以从地方个人所得税中抵扣。我知道这一政策的争议较大，一些舆论担心这是有利于富人买房的措施。但今年第一季度重庆区

县居民在主城购房比例高达42.5％，说明这还是“藏富于普通老百姓”的政策，真正的富人买房是根本不用银行贷款的。

重庆增加国有净资本从而带动社会资本，使我想到了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米德(James Meade)所提出的“自由社会主义”――结合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传统。米德一个最深刻的思想就是“公有资产的市场收益可以降低对税收和国债的过度依赖，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我们可以香港为例来直观说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中公有资产收益和税收的关系。香港连续数年被国际评级机构评为世界上“最自由的经济体”，因为香港税率很低，鼓励人们创业和增加工作努力。但人们往往忘了香港之所以能承受低税率同时又能给居民提供免费的基本医节是因为香港政府有一大块公有资产――土地，其土地使用权的市场拍卖收益为政府所有。香港之所以如此，也是和19世纪社会主义运动有密切关系的，当时亨利・乔治(Henry Georg e]的地租社会化、土地国有化理论在世界影响很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来自亨利・乔治。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感到在英国改变土地私有制阻力太大，香港就成为了一个“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地。可以说，“重庆经验”正在以比香港更大的规模和维度上进行着“自由社会主义”的实验。

(采访／潘滨)

未富先宅 自行堕入下流社会的“隐蔽青年”

日本有宅男网上请愿要娶漫画人物，中国台湾则有调查：18％的网友认为梦中情人是网络美女DODOLOOK，13％的网友认为应该是《电车男》中的爱马仕小姐――这便是典型的宅男心态。大部分中国症状轻微的宅男宅女特征是，下班几乎全部在家中上网、看电影、打游戏；更严重的宅男宅女是真正的“隐蔽青年”，他们时常自我封闭在家中，以将社会拒之门外。宅男宅女是个人选择，亦是城市与社会环境使然――当城市交通问题严重、公共空间缺乏、文化生活不足，社会压力巨大、人际关系冷漠，青年亦染上了消极心态――他们自行堕入下流社会，成为了上行社会中板结的一群。

傅军 如果只有国家资本家，那你就没有选择了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曾任职于中国外交部，执教于哈佛大学，香港大学，清华大学并担任清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还担任过跨国公司的咨询员，高级顾问，国内公司的顾问、独立董事以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第一届上市委员会委员。

未富先炫 钱多烧得慌的“炫富族”

“小龙少爷”在博客里用大叠百元人民币来点烟，“雅阁女”称月薪低于三千是下等人。“贵族帖”在网络此起彼伏，楼上“富人”炫富，楼下“穷人?谩骂――其背后既有富人的炫富病态，也有穷人的仇富心态：既有网络炒作阴谋，也有供大众发泄压力的娱乐功能。

而天涯则有“砖手”说出了“庶民”们应对的“炫富”的心态：“当大家都以普通人的姿态说话的时候，突然冒出个贵族。他们所描述的贵族生活，远远超出所有网友甚至大富之家网友的想象，在每个人心中造成巨大的震撼。”

重庆大学心理咨询专家朱美云认为“雅阁女”可能患有“夸大妄想症”或“超价观念”，属于心理疾病。但是当房地产商将“奢华”、“豪宅典范”、“上流人家”、“至尊”和高昂的房价建立关联之时，当中国人早已习惯“炫耀性消费”之时，其实全部人都在这个物欲时代堕进“求不得”欲望并发症中――不仅富人炫富而病，对“贵族生活”可望不可即的穷人亦有难言的心病。

对我来说，未富先懒没准是对的，没准是错的。我们在做这个判断之前要问一下，我们看清我们要看的东西了吗?它有普遍意义吗?这种现象说不定以前也有，只是我们没有关注而已。

一旦这种现象从过去到现在有显著的变化，那要问一个为什么。人们能向好的地方走，他不会不走。也许是他觉得，他要花的精力、要做的太多，把障碍克服的概率太低了，所以才放弃。

最后我们要做的就是证实或者是证伪。不过这样的判断不能随便下。我能提供的仅仅是一些可供参考的数据。

中国的农民，改革开放以前只能在农村，是出不来的，出来也无事可做。那时候我们用文学词汇来形容他们以及他们的生活――很苦。是的，他们的生活环境很糟糕，他们的收入很低，但他们实际干活的时间不一定很长――只需要播种收割，所需时间加起来一年就几个月，剩下很多闲适时间。即使说平时要除草，但也不需要每天去，草长得没这么快。

改革开放以后，农民中有两亿人来到城市，他们一年干活十二个月、早中晚三班倒、军事化管理，日复一日地踩着缝纫机生产衣服。他们的工作时间比以前长多了。

如果还从文学的角度来形容他们的生活，那么，他们什么也没变。他们并没有因为教育水平提高而改变自己的境遇。

单单从时间来看，他们的生产率提高了很多。不过我估计，他们效率的提高跟收入的提高是不成比例的，假如说成比例的话，我们就不用出口这么多产品，而是自己消费了。

在抓市场经济环境中，有国家资本家和市场上的资本家，市场上的资本家有很多，不是垄断的，而国家资本家只有一个。你在给市场上的资本家出售劳动力时，如果他给你的报酬很低，你可以找另外一家，只要市场上有足够的资本家，你的报酬慢慢地会上去――所以，资本家的数量越多越好。另一方面，如果只有国家资本家，那你就没有选择了-一爱干不干，这是很深层的一个问题。当然，这样的逻辑不仅仅可以用来解释中国。

(采访／邝新华)

雷颐 要给农民换车道的可能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未富先赌 投机成风的“全民炒家”

1990年，上海、深圳两个交易所先后成立，中国人开始了19年的与金钱的恩怨情仇。时至2009年，安徽的黄梅戏剧团团长与深圳小卖店老板娘都没有忘记在工作时打开桌面的笔记本电脑，以关注股市行情。

有1调查结果显示，八成中国股民认为自己炒股上瘾，55％的股民认为“炒股上瘾”算是心理疾病。网络则有网友总结的一个散户炒股上瘾的“历程”：看好某股不买一直涨――追涨买后开始下跌――气愤不过又卖掉，卖后立即又大涨――两选一，必然选错，买的下跌，没买的大涨――选错后改正错误，换股，又换错――下定决心不搞短线，长期持股，则长期不涨――终熬不过，抛了长线，第二天涨停――又去搞短线，立即被套――为了解套，越跌越补，越补越跌，最终深套。

散户被套牢的不仅有金钱，还有生活。满仓、斩仓、平仓、低吸、高抛、割肉……这些由陌生到熟悉的名词背后，是一个社会关于财富生成、权力流变、阶层变动的体温计全民变成炒家背后，是对财富与机会均等的强烈向往。一个不能忽略的问题是，这种向往的最终结果不是全民富裕，而是加剧了财富两极分化的速度。

中国阶层间不能流动，最大体现在城乡二元结构，农民的城乡差别，把农民从一种职业变成一种身份。农民工无论是报酬还是各种福利，都不能享受平等待遇。

改革开放以来，允许农民进城，是一个巨大进步，但也应该看到，那是30年前的事情了。30年前，进城是农民梦寐以求的，当时他们的福利待遇比现在还低，但当时的农民可以说是欢天喜地。但是经过30年，没有更往前进步，他们的第二代、第三代，面临着“进城总也进不去”的状况。第一代农民工虽然受到种种不公正待遇，但是和在农村比，总是个进步，所以他欢天喜地，但他们的子女就不会有这种对比了。他们更多看到的是：我从小在城里长大，城里人对我的各种歧视，我和城里人的各种区别。

所以30年前农民工进城是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这一步迈开之后，步伐太小了。让他们经过劳动后成为城市公民，从身份上泯灭城乡差别，从这一方面来说进步太慢。国家还是以城市利益为主导，无论在哪个城市，如果说农民要来分享各种福利，城市居民都会很反感。

经过30年的变迁，第一代农民工几乎都已经老了、要退休了，但是他们的子女现在还是农民工。这时候他们的不满和愤怒就会很强烈了，他们没有归属感，农村也不是他们的家，城里也不是他们的家。当一个庞大的阶层几十年没有归属感，往前跨不了那一步，融入不了那个环境，那么这个社会将会潜伏下动荡的种子。

本来农民和工人都是一种职业，可以变来变去。我去做工我就是工人，我回家务农我就是农民。人要有换车道的可能，当不能换车道，只能在某一个阶层固定的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处于一种分裂状态，而不是一个有机的结合。社会肯定是会分层的，但每个层次之间应该是可以流动的，流动得越充分，渠道越畅通，这个社会才会越和谐。

所以说要给农民“国民待遇”，实际上农民享受的是低等的待遇。给城里人享受的待遇，农民也应该享受，他们的劳保、工资待遇，应该跟城里人一样。他们在哪里生活，就意味着在哪里工作、在哪里交税，他们的孩子就应该有权利在哪里上学，就不应该另外再交一笔很高的费用。

(采访／丁晓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