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调整着眼点:跨地区资源再配置

结构调整应着眼于城市化进程中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这是中国发展的多赢策略

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持续增长的困难。在实体经济上,经济增长的动力已非常缺乏,长期依赖于投资和出口推动的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中国也将进入人口老龄化的时代,人口红利即将结束,而人口老龄化的趋势可能带来储蓄率的下降。如果劳动力和资本的增长速度均放缓,经济增长的动力只能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持续提高。

除了依靠教育和培训这些通常的方式外,在当前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还可依靠结构调整得以实现。当前,结构调整应着眼于城市化进程中跨地区的资源再配置,特别是劳动力和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这是中国发展的多赢策略。在资源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工业化、城市化和服务业的发展,人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内需和增长这些目标可以同步实现。不同的相关主体都将从中得益,实现共赢。

首先,不同地区的地方政府都将在劳动力和土地跨区域的再配置过程中获益。

沿海地区将通过获得更多的土地利用指标,取得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的空间,土地价格上涨的趋势也能得到有效缓解,制造业发展的空间将会进一步扩大。经济增长蛋糕的做大将为沿海地区的地方政府带来更多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欠发达地区的政府也没有受损。如果跨地区的建设用地指标交易可以解禁,将使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分享指标交易的收益。同时,在蛋糕做大的前提下,欠发达地区还能获得更多的财政转移支付,而这些收益加起来可能大于欠发达地区自己发展工业的收益。如果农村劳动力能够更多地转移出去,欠发达地区就能够更好地推进农业的规模经营,使农民逐渐向农场主转变,农民增收将变得容易。

第二,企业也将在土地指标的跨地区再配置中受益。

如今很多人认为,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企业向内地搬迁的现象,以及所谓的“产业转移”。很多人甚至认为,应该以政府推动的方式采取所谓的“倒逼机制”,以促使企业从沿海地区向内地搬迁。但问题在于,这种企业的搬迁行为并非是在市场机制下实现的,而主要是由于行政机制所导致的资源价格扭曲,盲目产业升级和产业转移的结果,很可能是使产业结构脱离劳动力资源的现状,一边出现“技工荒”,一边出现普通民工“求职慌”。若不存在资源价格的扭曲,企业选址将取决于资源的市场价格,进而实现有效率的结果。但是,如果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土地跨地区的再配置,则要素价格并非由市场机制形成。

第三方面直接和民生有关,将有三个群体在劳动力和土地跨地区再配置的过程中获益。

首先是进入城市的移民,他们在获得更多就业机会和更高收入水平的同时,还将享有平等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

其次,城市原有的居民。城市居民往往会错误地认为新移民的进入会危及他们自身的利益。但我们应看到,在城市化和劳动力流动的过程中,城市的发展获得了巨大的规模经济收益,就业机会增多,产业增长空间扩大,原有的城市居民也可以获得更快的收入增长。中国的城市,特别是沿海大城市,已经出现非常明显的老龄化趋势,一些大城市甚至已经出现养老金支付的赤字。而平均来说,城市新移民的年龄结构相对比较年轻,因此将有利于缓解沿海地区老龄化的趋势。

有一种观点认为,沿海大城市应放松对于生育的管制。但需要注意的是,中国的沿海城市并不等同于欧洲的国家。在不同的国家间,当一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趋势时,不妨通过鼓励生育加以缓解。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统一的国家内部,促进城市化进程和地区间的人口转移,显然是缓解城市老龄化问题更加行之有效的途径。特别是在大城市,如果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外来劳动力能够更为方便地获得城市户籍,则城市地区的人口质量将得到提高。

另外一个获益的群体是农村居民。有人认为,随着大量劳动力进入城市,如今在中国农村留下的人口绝大多数是妇女、老人和学龄儿童,即所谓“386199部队”,因此中国农村已没有新的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空间。这种观点并不正确。

我们应该看到,现存的劳动力迁移模式是在人口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产生的,如果户籍制度和公共服务制度可以得到改革,让流动人口得以在其工作和生活的地方稳定居住下来,那么中国未来的家庭迁移模式就可能从更多男性年轻人迁移转变成举家迁移。而如今中国的现状却可能使很多人认为,城市只是农村劳动力年轻时打工的地方,随着年龄的增长,这部分劳动力最终还是会回到家乡。

于是,很多人用其在城市打工所获得的收入在农村建造新房。笔者在农村调研的时候发现,一些地区农村住房大量空置,甚至出现一些新建住房的空置。这些现象均是在农村劳动力流动受到户籍制度制约的情况下产生的,其中隐含着巨大的资源浪费。我们应让农民工在城市长期居住下去,更多地在城市消费,而非返回农村盖空置的新房。

最后,劳动力和土地资源跨地区的再配置可以有效促进地区间和城市间的分工。

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是,认为发展工业才是致富的唯一途径。只有在人口和土地无法跨地区再配置时,这种观点才是正确的。但是,如果劳动力和土地均可实现跨地区的再配置,那么那些在地理和自然条件上不具有发展工业优势的地区就没有发展工业的必要。以发达国家为例,所有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均集中在少数几个工业中心。而在其他地区,只要能够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同样可以致富。这一过程将充分发挥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比较优势。

中国未来的制造业中心必将位于环渤海湾、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这三大都市圈,以及武汉、西安、成都、重庆、皖江都市带等少数几个地区性的都市圈。而中国的其他地区将主要发展农业和旅游业,同样可以成为经济发达地区。中国要完成这样的发展路径,扫清制度上的障碍是关键,而且是越快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