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拾得遗失物的法律适用及拾得人的权利

[摘要] 拾得物法律制度作为物权制度的一项重要内容，逐渐引起了法学界的广泛重视。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拾得物纠纷，使我们法学实务界在法律适用上感到无法可依。因此我主要从拾得物纠纷的法律适用和如何明确我国的拾得人的权利角度，分析了拾得遗失物的法律制度。

[关键词] 拾得遗失物不当得利无因管理报酬请求权

“拾金不昧”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它反映出广大劳动人民对拾得物的态度。但这只是一种道德约束，并不具有法律强制力。那么，我们拾到东西后该怎么办？如果拾得者不交还失主又会有什么后果？拾得者可以向失主索要报酬吗？……这一系列问题摆在我们面前，相关法律规定得不明确，法律制度的不健全，造成了法律适用上的无所适从。因此，当面临纷繁复杂的遗失物纠纷时，法律显得苍白无力，无法保护失主的正当权益，维护拾得人的正当利益，及惩罚恶意拾得人。为了提高法律效率，增强法律威信，稳定社会关系，有必要研究拾得物的相关法律问题，补充和完善拾得物立法。

一、拾得遗失物的含义

遗失物是动产的所有人、占有人因主观上的疏忽或自然原因致使失落它处的、失去控制的物品。法学广义上的遗失物包括同性质的、同特征的漂流物和失散的饲养动物。

要成为遗失物，首先要求它属于有主的动产，是属于某人所有的有主物；其次，遗失物在遗失人遗失后，拾得人拾得前，须不为任何人占有；第三，遗失物是非基于占有人的意思而丧失占有，并非是基于占有人的意思的抛弃物。符合这些条件，才构成遗失物。

遗失物的拾得，是指发现他人的遗失物并予以占有的事实行为。其性质，是法律事实中的事实行为，而非法律行为。因此，其成立不存在主体是否适格的问题，拾得人不以行为能力的具备为要件。

二、拾得遗失物法律纠纷的适用

在现实生活中，拾得遗失物的情况是较为复杂多样的，法学理论界和司法实践中，对此类纠纷的认识也各不相同。

我国《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是对拾得物的专门规定，此规定处于民法通则物权篇中，是基于物权关系对拾得物的具体规定。根据物权的性质，财产所有人即使因财产丢失而丧失事实上的占有，但并不丧失权利。不论财产落入何人之手，所有人都享有追及权，向实际占有人主张权利。民法通则关于拾得物的规定，确立的是物上请求权，失主享有请求返还拾得物的权利，并有偿还拾得人拾得物费用的义务；拾得人有义务归还拾得物，有权请求补偿拾得物管理费用。

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出，民法通则这一专门条款所包含的物权法律关系，并没有对拾得人的主观条件提出要求，即拾得人拾得遗失物，不论是出于何种动机与目的，都适用这一条款，将拾得物“归还失主，因此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但是人的行为是受人的主观意志支配的，拾得人拾得遗失物时，总会有一定的主观动机与目的，其主观动机也不外乎有两种：一是为失主予以管理，一是想据为乙有。因此产生了无因管理关系、不当得利关系及侵权关系的竞合。

1.与无因管理关系的竞合

我国民法通则对无因管理做了明确规定：“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或服务的，有权要求受益人偿付因此而支付的必要费用。”没有法定或约定的义务管理他人事物是无因管理的客观要件，有为他人谋利的目的和动机是无因管理的主观要件。

拾得人拾得遗失物，是没有合法根据占有他人财物；共对拾得物进行管理，是没有法定或约定义务管理他人事物。如果拾得人主观上是为失主谋利，在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不明的情况下，先行对拾得物进行管理，在找到失主后再行归还，那么，拾得人的行为就符合无因管理的构成要件，属无因管理行为，就发生了与无因管理的竞合。

在物权关系与无因管理竞合的情况下，我认为，为他人谋利而管理的拾得物应是包含在无因管理的对象中的。但既然民法通则对拾得物的专门条款单独予以规定，就属于特别条款。根据特别条款优于普通条款的法律原则，拾得物专门条款是对为他人谋利而管理的拾得物这一特殊的无因管理对象进行调整。因此当发生竞合时，应优先适用拾得物专门条款。

2.与不当得利关系的竞合

不当得利是指没有法律或合同的根据取得利益而使他人受到损失的事实，由此造成他人的损失，应当将取得的不当利益返还受损失人。不当得利强调的是取得利益的客观状态，不须具备主观动机条件。但取得利益总是有主观意志支配的。如果为他人谋利，就构成无因管理；如果为自己谋利，就构成不当得利。

实践中，如果拾得人取得不当利益的动机是想占为己有，而且拾得人取得拾得物又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则由此而造成失主损失，就符合不当得利的构成要件，因此发生与不当得利的竞合。

现实生活中如何确定拾得人想将拾得物占为己有呢？我认为，主要是看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后，是否积极寻找失主；是否做了公示招领；在失主索要时，是否拒不返还；是否公然宣称拾得物属自己所有等具体行为和态度。

当发生与不当得利的竞合时，如果按不当得利处理，则只须遗失人证明拾得人受有利益而没有法律根据，比较容易举证，更有利于保护遗失人的利益。另外，行使不当得利请求权，当拾得物毁损、灭失时，不论拾得人是故意还是过失，都必须承担恢复原状或赔偿损失的责任；如果适用拾得物专门条款，则拾得物毁损、灭失时，拾得人没有故意的，不承担民事责任。因此，当拾得人想将拾得物占为己有时，适用不当得利的规定，更有利于警戒恶意拾得人，保护遗失人的合法权益。

3.与侵权法律关系的竞合

物权是绝对权、对世权，任何人都不得侵犯。在物权关系下，拾得人明知拾得物系他人财产而据为己有，其主观上就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故意，客观上又有拒不返还的行为，就构成了对他人财产的侵犯。因此，最高院贯彻意见第94条规定：“拾得人将拾得物据为己有，拒不返还而引讼的，按照侵权之诉处理。”

笔者认为，最高院的规定似有不合理之处。如果按侵权处理，就意味着对拾得人的惩罚。而遗失物品，失主本人是有过错的。虽然拾得人拒不返还也存在过错，但毕竟是对遗失物进行了管理。如果拾得人不进行管理，失主可能遭受更大的损失，而且拒不返还遗失物与故意侵害他人财物的性质是不同的。

另外，如果按侵权处理的话，失主若能证明拾得人存在过错，构成侵权，那么将由拾得人赔偿失主的全部损失。而实际情况是，遗失物对于失主来说可能意味着极大的价值，但对于拾得人却未必有相应的价值。如果由拾得人赔偿全部的损失，则显然是不公平的。因此，笔者认为，当拾得人拒不返还时，应按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处理，不适宜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规定。

当然，不是一切情况下，对拾得人适用侵权法律关系都是不公平的。当拾得人拒不返还拾得物，又加以处置，进行转让或出质等的，仍应适用侵权法律关系的规定。

三、我国拾得遗失物立法的现状与不足

我国现行立法关于遗失物的拾得问题，主要规定在《民法通则》第79条第2款及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94条中。

我国现行的拾得物制度简洁、概括，却缺乏操作性。主要存在的不足是:拾得人与遗失人之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法律仅规定拾得人的费用偿还请求权，而未赋予拾得人报酬请求权，但同时又规定了拾得人的保管和返还义务，违反义务就要承担民事责任。这些规定过分强调了对遗失人所有权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拾得人的利益兼顾。其必然使道德水准不高的市民，在缺乏利益驱动的情况下，视法律为空洞的道德宣教，而形同虚设。另外，否认遗失物拾得作为动产所有权的取得方式，使物的利用价值降低。法律规定的这些漏洞，都导致了纠纷的增加和法律适用上的困难。

我国现行立法不承认拾得人可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这种立法设计，从立法动机上说，是为了倡导助人为乐、拾金不昧的良好道德传统。但从客观效果上说，却不能形成有效的和切实的利益驱动机制；从资源有效利用角度看，现代民法应更注重物的利用，实现物的经济价值，而不应再以确定归属作为确定所有权制度的本位。因此，拾得遗失物的制度在兼顾道德因素的同时，应强调利益驱动机制，使立法具有现实性和可操作性。

四、完善我国拾得遗失物立法

我国民法通则中有关拾得物的立法，只强调了对失利的保护，而忽视了对拾得人的利益的考虑。不仅使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等，更暴露出该立法的有失公正和科学。

众所周知，我国法律具有权利和义务一致性的特征：任何公民不得享有无义务的权利，也不得承担无权利的义务。在民事权利义务方面，这种一致性表现更为突出。为了实现在拾得物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的一致，维护我国法律的公正和威信，更应该完善我国拾得物立法。下面我仅从拾得人的义务和权利角度予以分析：

1.拾得人的义务

义务的履行是获得权利的基础。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研究员梁慧星在物权法研讨会上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草稿建议稿》中指出：拾得遗失物，应立即通知所有人、遗失人或其他有受领权的人，并将拾到的财物返还；如果遗失物的所有人、遗失人或其他有权受领的人不明，拾得人应自拾得遗失物之日起十日内将拾得遗失物的情况报告保存机关，如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等。由此可见，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后主要履行以下义务：

(1)通知或揭示义务。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应通知所有人，但不限于所有人，其他有权受领人如承租人、质权人、保管人或其他遗失人均可包括在内。在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不明时，应为招领的揭示，至于揭示的时间、地点、方法，拾得人应以诚实信用原则而为之。

(2)报告和交存义务。这种义务主要在两种情形下发生:一是在不知所有人或所有人不明时，而拾得人又不愿意为揭示义务，二是拾得人经揭示，所有人于相当时间内仍未认领。拾得人为获得相应的权利或减轻责任，可以报告有关机关，并交存遗失物。拾得人履行该义务后，拾得人的义务就移转给有关机关，而拾得人则仍有权依法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

(3)保管义务。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后，返还失主或交存有关机关，应以善良管理人的注意，负有保管义务。当然，此项义务，一般仅限于保存行为，不包括变价行为，如果因紧急情形需要变价，则应报告和交存有关机关，由其处置。

(4)返还义务。拾得人对于遗失物，在法定期间内，于所有人认领时，负有返还义务。这项义务既是拾得人作为善良管理人的法定义务，也是所有人返还请求权的效力的必然要求。但在返还遗失物的同时，拾得人还应负有审查受领人是否有权认领的义务。

综上所述，立法应将拾得人的各项义务从原来的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规范，使之成为法定义务．用法律强制力来约束拾得人的行为，保证拾金不昧这一优良传统美德流传下去。

2.拾得人的权利

按照权利义务一致性的原则，既然规定了拾得人应履行的法定义务，那么就应该赋予相应的权利。

(1)费用偿还请求权。我国民法通则中已经规定了此项权利，即“应当归还失主，因此而支出的费用由失主偿还”。其中的费用，应包括拾得人或有关机关请求偿还揭示或保管的费用:公开招领的费用、保管费等以保存遗失物的必要支出为限。

(2)报酬请求权。我国对拾金不昧行为的评价，仍然只停留在口头感谢和有关部门及传媒表扬阶段，得不到法律用物质方式的肯定评价。虽然规定了费用偿还请求权，但这一权利是同拾得人的实际劳动、费用支出相对应的，而并非是对拾金不昧行为的评价和酬劳。因此，单靠费用请求权无法体现对拾金不昧行为的鼓励。所以我认为构建拾得遗失物归还可获酬的制度是相当必要的，即应规定拾得人应享有报酬请求权。

拾得人的报酬请求权，实质是其履行了招领、报告、保管、交存等义务的酬劳。从最终意义上讲，是通过这种利益驱动机制，达到现实的保护所有人的利益的目的。如果拾得人不履行上述义务，就不应该享有报酬请求权。

至于报酬的多少，各国规定不同:英国规定获酬是遗失物的10％;德国规定为遗失物价值的3％～5％不等;俄罗斯规定为遗失物价值的20％以下；台湾民法则规定为遗失物价值的十分之三。梁慧星在草案建议稿中规定:“接受遗失物返还的人，应向拾得人支付相当于遗失物价值3％～20％的酬金”。但价值愈大对遗失物，其酬金的比例应愈小。遗失物价值难以衡量的，如书信、照片、证书等，可以参照其资力、身份、地位、感情程度等各方面，酌定价值，确定酬金。

(3)取得所有权。如果遗失人遗失物品后刊发了悬赏广告，应当视为向不特定人发出的要约，这就形成了请求权的竞合，拾得人可择一行使。但我认为，履行悬赏广告的承诺似乎更为合理。

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拾得人在履行了法定义务后，经过相当一段时间，仍无人认领，那么拾得人可否取得遗失物的所有权呢？关于这一问题，世界上主要有两种立法体例，即罗马法的不能取得所有权主义与日耳曼的取得所有权主义。罗马法规定，遗失人丢失其物后，只要没有经过消灭时效，不论何时都可以向拾得人提起占有物取回之诉。而法图与德国均采用日耳曼的取得所有权主义:在法国民法中规定，凡海上的遗失物以三分之一属于拾得人，陆上的遗失物以属于拾得人为原则;《德国民法典》对拾得人规定，拾得物的价值不超过十马克者，不需呈报官署。

综观各国的立法体例，我认为应该采取所有权主义，从速确定权利的归属而全其利用，以极大发挥物的经济价值，稳定社会关系。因此，如果拾得人拾得遗失物后，履行了法定义务，在经过法定期间后，所有人不明时，可以由拾得人依法取得遗失物所有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