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物的有用性”出发对我国遗失物拾得制度之思考

中图分类号：D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2)O7-0048-02

摘要：近年来，关于遗失物拾得如何处理的问题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热议。我国对于遗失物拾得的处理不仅关系到具体个体之间的利益之争，更是关乎整个社会的民风导向。因此，笔者以为不妨跳出权利主体的思维限制，从"物的有用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我国现行的遗失物拾得制度，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关键词：物的有用性；遗失物拾得

2009年7月9日，北京的王女士在一停车场内将钻戒丢失，民警调取录像资料发现张某捡到了戒指。但张某表示，当时认为戒指是假的，就随手扔掉了。后经法院审理认为，张某拾得遗失物未妥善保管，具有主观故意，判决张某赔偿失主王女士4.6万元。该判决一经作出，即在社会上引起广泛热议。

与轰动一时的彭宇案相似，钻石丢失案之所以被如此关注的重要原因就在于该案亦导致了一种负面的社会效应：不要捡拾他人的遗失物。事实上，早在该案发生之前，我国的遗失物招领情况就已不容乐观。有人对桂林市某公园遗失物招领处进行了一次调查，该招领处在2000年收到上交物品2310件，2002年为1651件，到2005年仅为808件，到2010年更是少得可怜，仅为150件，一年的上交量比不上十年前一个月的数量。1 而全国各地的失物招领公司所面临的共同尴尬，则更是说明我国现行的遗失物拾得制度存在一定的缺陷。

诚然，拾金不昧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但法律规范并不等同于道德规范。在现实环境的考量下，人尽其才物尽其用才是和谐社会的应有之意。本文将从“物的有用性”角度出发，对我国现行遗失物拾得制度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完善措施。

一、“物的有用性”之概述

物的有用性是指物满足人们某种需要的自然属性。正如马克思所言：“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实际上，物为人而存在，物之所以对人或社会有使用价值，恰恰在于物本身具有能够满足人或社会需要的属性。而使用价值只在使用和消费中得到实现。一种物有使用价值必须是在人消费和使用过程中，才能证明其有用性。因此，要实现物的有用性，其条件之一就是确保对物的消费或使用。

法域内的“物”与哲学中的“物”均有广义和狭义之分。通常，在法律上所称的物，是指存在于人身之外，能为民事主体所实际控制或支配，并能满足民事主体某种需要的物质实体和自然力。2从上述定义中也可看出，法律中所指的“物”也应满足两点：具有有用性，为民事主体所控制支配。

因而，当“物”脱离了主体的实际控制，长期处于权利的真空状态，失去了正常的流转时，“物”的有用性就遭到了另一种意义上的剥夺。此时，无论是哲学还是法律领域内，失去了自然属性的物也就不再称其为“物”了。

二、以“物的有用性”理论观我国现行遗失物拾得制度

遗失物拾得是指发现遗失物而占有之事实行为。3目前，我国关于遗失物拾得的法律法规并未独立成篇，只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以下简称《物权法》）的若干条款中有所体现。

归纳而言，我国关于遗失物拾得的规定主要为：第一，拾得人的权利为：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悬赏广告报酬请求权及遗失物留置权；第二，拾得人的义务为：返还义务、通知义务、送交义务、保管义务；第三，拾得人的责任为：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使遗失物毁损、灭失的，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第四，有关部门对拾得人交还遗失物后的处理：于招领公告后的六个月内无人认领的，归国家所有。

（一）我国现行遗失物拾得制度的缺陷及其后果

1、拾得人的权利义务不对等，导致遗失物所有权的真空期延长。目前，我国对于“遗失物”的概念尚无明确的规定。大多的学者理解为：遗失物是他人（所有人和合法占有人）不慎丢失的动产。4 在法律上，所有权是指所有人依法对自己的财产享有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当“物”成为遗失物后，就已经处在了所有权的真空期，无法被其所有人真正使用和处分，变相失去其有用性。因此，要使遗失物恢复其有用性，拾得行为的存在就显得十分重要。

但我国关于遗失物拾得的规定却恰恰阻碍了拾得行为的发生。从拾得人权利产生的前提看，必要费用偿还请求权的产生在于，拾得人预先支出了必要的费用，该权利实际仅为拾得人自身权利的保障设定，而非额外收益的获得；而悬赏广告报酬权及遗失物留置权的产生又依赖于权利人单方的意思表示，即一旦权利人未进行悬赏，则拾得人并无主动索取报酬的权利。反观拾得人的义务：返还、通知、保管等等，并且在一定条件下，还要承担因遗失物毁损、灭失的民事责任。可见，拾得人在拾得遗失物之后，义务是强制的，而额外收益则是未定的，甚至还带有损失自身原有权利的风险。这种过高估计普通人道德水准的制度设计，无疑使更多的遗失物被“发现”而不是被“拾得”。长期处于所有权真空期的遗失物，其有用性又从何谈起呢？

2、 法律的模糊性规定，阻滞了遗失物的快速流转。在《物权法》的相关条文中，除第一百零九条以“公安等有关机关”进行表述外，其他条款均以“有关部门”来指代有权接收遗失物的部门。但“有关部门”除公安机关之外，还包括什么部门，却始终未以法律来阐明。由此，公安机关就成为现实中唯一能合法接收遗失物的“有关部门”。而现实中，这个唯一能依法接收遗失物的公安机关，大多并未设立专门接收遗失物的部门。换言之，即使有道德高尚的拾得人愿意无条件返还遗失物，也不知要上交给哪一级公安机关的哪一个部门。

即便遗失物被公安机关所接收，该信息对于权利人来说仍是屏蔽的。而《物权法》仅仅规定：有关部门在接收遗失物后，应“及时”通知、“及时”公告。但多久算“及时”，《物权法》却未给出明确的标准。可以想见，时隔几个月才的招领公告又会对权利人寻回遗失物有多大的帮助。正是因为法律如此的模糊性规定，才使遗失物回归正常流转的效率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