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历程

摘要：裕固族是中国的人口较少民族之一，其两种本族语言已经成为濒危语言。改革开放以来，裕固族地区先后开展了3次裕固语教育试验，展开了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奋斗历程。该个案研究在描述这一社会过程的基础上，阐明该历程实际上是多个社会行动者在一定社会文化脉络中展开话语竞争的过程，并对在此过程中人们很少关注和倾听儿童青少年主位“声音”的现象作出反思，进而指出，被“进步”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的意识形态过分束缚和过分鼓荡是当代中国问题的一个显著特征。

关键词：裕固族；裕固语；语言教育；本质性个案研究；教育人类学

中图分类号：G4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2)03-0060-10

一、引言

毫无疑问，当代人类的知识先锋早已认识到，全球少数民族语言是人类语言多样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和最为重要的表征，而语言多样性中珍藏着人类祖先留给子嗣后代的历史记忆和实践智慧。但是鲜活的社会事实——许多少数民族语言正像生物物种一样在灭绝或濒临灭绝，在重复昭示着认识与行动、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就横亘在当代人类的面前。在一份由像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1908-2009)这样的人类学巨擘出任名誉委员的世界文化与发展委员会的报告中称，当前全世界仍在使用的5000-20000种语言在21世纪将有90％会消失。

裕固族有两种本族语言，是亚洲，这一世界上语言多样性最丰富地区的至少两千余种语言中的两种语言，分别被称作西部裕固语和东部裕固语。目前，这两种语言都已成为濒危语言，发展前景不容乐观。面对本族语言濒危的状况和情势，裕固族地区先后进行了3次语言教育试验，力图为本族语言的传承和振兴探索行之有效路径。

本研究将在使用笔者自1996年以来数次在甘肃省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和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田野调查所获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描述3次裕固族地区基础教育领域的裕固语教育试验，来勾勒裕固族作为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不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历程。更具体地说，本研究将采用本质性个案研究(intrinsic case study)的策略，以“过程一事件分析”(process-event analysis)为基本视角，对裕固族在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社会过程进行教育人类学研究。

二、作为社会事件的3次裕固语教育试验的描述

截至2010年，在裕固族聚居区学校教育中共开展了3次裕固语教育试验，其中前两次教育试验以失败告终，第三次教育试验仍在进行中。兹将这3次语言教育试验的背景、过程、结果，以及简要的归因分析分述如下。

1.第一次裕固语教育试验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国家生活的拨乱反正，从“阶级斗争”全面转向“四化建设”，受到之前诸种社会政治思想和运动影响而搁浅、扭曲甚至取消的民族政策得到了全面恢复和创新发展。特别值得一提的，一是1980年10月9日，教育部和国家民委在《关于加强民族教育工作的意见》中重新肯定了教育对少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性，指出“少数民族地区的四化建设和繁荣发展，需要大批建设人才，必须发展各类学校教育。……我们帮助少数民族，最有远见的办法，就是要从办好教育，大力培养人才做起”，同时针对语言文字教学问题指出“凡有本民族语言文字的民族，应使用本民族的语文教学，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兼学汉语文”，“没有本民族文字而有独特语言的民族，应以本民族语言辅助教学”；二是1981年2月16日至25日在北京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民族教育工作会议上则更加明确地指出，“民族学校是发展民族语言文字的重要阵地”，“我们应积极提倡，少数民族学生在小学和中学阶段首先学好本民族语文，同时学习汉语文”。

正是在上述的宏观背景下，第一次裕固语教学试验出现在裕固族的聚居区之一——酒泉地区酒泉县黄泥堡裕固族乡(现为酒泉市肃州区黄泥堡裕固族乡)。该乡的前身是成立于1954年4月11日的黄泥堡裕固族自治区(乡级)，隶属酒泉专属，下辖5个行政村，1955年11月，撤区并乡成立隶属于酒泉县直接管辖的黄泥堡裕固族乡。从1958年政社合一，与邻近的汉族聚居的漫水滩合并成立黄泥堡开始，直至1981年7月落实民族政策重新成立黄泥堡裕固族公社，中间黄泥堡的行政隶属多有变更，其民族乡的身份也不复存在。1983年8月27日，按照体制改革的要求，将其名称改为黄泥堡裕固族乡沿用至今。

当地的裕固人的先民主要操西部裕固语，但从户族姓氏和民间记忆看，也有操东部裕固语原居祁连山中的少数部众融入其中，由于与汉族农业村落邻近，加之生产方式由以畜牧业生产为主逐渐转变为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在与汉族文化的接触和互动中，本族语言逐步衰退，汉语汉文逐步兴起，在19世纪中后期就出现了裕固族秀才，甚至还出现了在附近汉族地区开学授课的秀才。至1949年解放前，至少在公共领域已经普遍使用汉语文，能以本族语言进行日常会话交流的民众已属凤毛麟角。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以汉语文为载体和工具的学校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汉语文的使用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在1978年之后，自1957年开始的在历次激进社会政治运动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意识形态氛围中受到压制的、以民族认同和文化认同为主的身份政治话语开始活跃起来，终于以本族语言教育试验为主要载体展演出来。

1983年11月至1984年7月间，黄泥堡裕固族乡中学开展了裕固族地区第一次普及西部裕固语的课堂教学活动。按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可分述为：1)教师：聘请了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原明花区明海乡(现明花乡明海片)人安翠花任教，她当时是高中毕业生，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但是没有受过专门的师范教育和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2)学生：在校的裕固族、汉族学生都接受西部裕固语教育，分成3个大班，其中小学生一、二、三年级为一个班，四、五年级为一个班初中生一、二年级为一个班；3)教学内容：当时没有裕固语教材和可以参考的资料，只能采用口耳相授、汉字注音的方法，教学内容以教计数体系、亲属称谓和日常用语等为主。这种教学活动的难点是学生普遍发音不够准确，需要反复教。但学生学习态度认真，年龄越小的学生掌握得越好。从总体上讲，获得了较好的教学效果。但是，由于学生学习西部裕固语影响了年龄较小的学生对汉语文的学习，而且在校的裕固、汉两族学生都学习西部裕固语，由此引起了一些汉族学生家长的反对，再加上缺少语言环境，无法巩固学习成果等原因，最后只好停止了西部裕固语课堂教学活动。

这次课堂教学活动，在裕固族其他地区引起了一定的反响。起初，在那些本族语保持较好地区的裕固人看来，这只是黄泥堡裕固族乡已经“汉化”的裕固人为了证明自己的民族身份而作的一次努力，只有极少数的人开始意识到本族语的保持已经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社会问题。直到1990年代中后期，随着裕固语使用范围的萎缩、使用频率的减少，产生了“本族语言危机”。在此之前，根据日常生活得出的“只要裕固人存在，裕固语就会保持下去”的常识弥漫乡野草滩上裕固人中，这时的裕固人才逐步认识到，情况未必如此，很可能将来会出现“裕固人还存在，裕固语却消亡了”的局面。于是，对这次教学活动的积极评价越来越多，甚至成为2004年始的裕固族地区第一次开发本族文化课程和编写第一本裕固族乡土教材——《裕固家园》时的灵感源泉和行动示范。

2.第二次裕固语教育试验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十四大报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次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于是，波澜壮阔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活动在中国大地上展开了。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原本在“两个大局”的第一步“东部地区先发展”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思想指导下造成的东西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越来越严重，至1990年代末期，其弊端，例如资金、技术和人才一味地“孔雀东南飞”等已经充分显露出来。为了全面贯彻“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面向新世纪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1999年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做出了进行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次年1月，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同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把实施西部大开发、促进地区协调发展作为一项战略任务，强调“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关系地区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是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西部地区多为民族自治区域和少数民族聚居区，如何在促进其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同时，保护好该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这一问题，迅速成为备受国际国内社会各界关注的现实问题。为了应对这一挑战，2003年3月，“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正式启动。

正是在上述宏观背景下，第二次裕固语教学试验出现在现在裕固族的另一个聚居区——张掖市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该自治县的前身是成立于1954年2月14日的肃南裕固族自治区(县级)，隶属酒泉专属，1955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改称为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自治县人民政府改称为自治县人民委员会，同年10月，改属张掖专属，1981年，自治县人民委员会改称为自治县人民政府，直至今日。

自治县境内的裕固族操4种语言：操西部裕固语的裕固族主要分布在皇城镇、红湾寺镇、明花乡和大河乡，操东部裕固语的裕固族主要分布在皇城镇、红湾寺镇、康乐乡，操汉语的裕固族主要分布在明花乡和大河乡，少数操藏语的裕固族主要分布在皇城镇。历史上，自17世纪末期，本族文字——回鹘文最终退出历史舞台以来，在宗教界和世俗部落联盟制政权上层曾使用藏文和汉文。这里是裕固族现代学校教育的兴起之地，早在20世纪30、40年代，祁连山北麓的藏传佛教宗教领袖顾家堪布七世在中华民国南京政府蒙藏委员会驻酒泉调查组的帮助下，先后在裕固族聚居区兴办了4所学校：莲花寺小学、明海寺小学、红湾寺小学和慈云寺小学。1949年新中国，随着教育发展，特别是1958年“教育”之后，汉语文迅速进入了裕固族聚居区的日常生活中。改革开放以来，汉语文的使用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本族语言使用人口占本族总人口的比例逐渐下降，代际断裂特征越来越明显，使用频率逐渐降低，汉语借词增多，与汉语的“混合化”程度越来越高。1997年，裕固族全民族实现“基本普及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目标。

这次裕固语教学活动肇始于一次教师节座谈会。2003年9月8日，中国共产党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委员会书记阿布带领自治县4套班子在教师节前夕慰问教师，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自治县人民医院医生巴战生作为家长代表发言，提出：肃南是一个以裕固族为主体的多民族县，学校教育中没有任何少数民族文化内容是不应该的；学校应该在不影响学生升学的前提下，以多种形式开展以少数民族文化为主要内容的教育教学活动，特别是学校教育中应该鼓励裕固族学生学习裕固语，最好以兴趣小组的形式开展学习裕固语的活动。他的主要理由是，一方面，裕固族人口少，没有文字，熟练使用裕固语的人数在不断下降；另一方面，学习裕固语能使裕固族学生增强民族自豪感和学习动机，还可以整合被闲置的教育资源，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这一建议立即得到了自治县人大副主任白忠诚和裕固族文化研究室主任、著名作家铁穆尔的赞同，经过讨论，座谈会上确定由自治县教育局具体落实这一建议。9月11日，自治县教育局下发了文件，指出“为继承和发扬我县少数民族优秀文化、传承民族文明，要求全县少数民族聚居地所在学校以兴趣小组的形式积极开展民族语言第二课堂活动”，并作了具体安排。

文件下发后，实际上只有坐落于红湾寺镇中心区的自治县红湾小学落实文件精神，于2003年9月至2004年7月间开展了西部裕固语兴趣小组的第二课堂活动。按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可分述为：1)教师：由该校体育教师钟玉琴担任，她是原明花区莲花乡深井子村人，大专学历，能熟练使用西部裕固语，但是没有接受过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培训；2)学生：该校自愿报名参加的学生，人数一度在26-43人左右；3)教学内容：兴趣小组的学习内容主要以亲属称谓、常见事物名称和日常用语为主，教师的参考资料也十分有限，只有《西部裕固语简志》和《裕固族风情》等数本学术研究和文化知识书籍。2004年9月，只有高年级学生8人报名参加兴趣小组，学校认为小组人数太少，停止了兴趣小组的活动。笔者通过各种途径了解到的该兴趣小组的实际情况和停办原因主要有：一是，低年级学生语言学习成果巩固率较高年级学生为差；二是，部分学生家庭使用的语言为汉语，而且整个社区语言以当地汉语方言为主，学生缺乏学习西部裕固语的家庭及社区语言环境，影响语言学习成果的巩固；三是，部分学生参加兴趣小组，不是出于自己的兴趣，而是出于家长的意愿，这些学生不参加或退出兴趣小组也是出于家长的意愿；四是，部分主课任教教师认为，学习西部裕固语影响学生学习汉语文、英语文，因此对学习西部裕固语持反对，至少是不赞成的意见；五是，个别家长除不让自己的子女参加兴趣小组的活动，还在社会上散布“少数民族语言无用论”和“少数民族语言落后论”，破坏了兴趣小组的社会支持性环境。

这次兴趣小组活动的失败，不仅在裕固族地区引起了关注和思考——为什么裕固语教学不能顺利在学校教育中开展并保持下来，而且引起了国际国内学术界的关注和思考——裕固语教学实验的经验在当下的全球化时代意味着什么。笔者也曾应邀参加2006年3月在中国北京大学召开的“北京大学首届教育社会学国际研讨会”和2006年4月在美国迪金森学院召开的“少数族群教育肯定性政策国际研讨会”，发表了两篇论文分别从学校教育功能和民族政策过程的角度描述和分析前两次裕固语教学实验活动基本情况和失败原因，引起了与会专家学者的兴趣和关注。

3.第三次裕固语教育试验

在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三农问题”一直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并要求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坚持从各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扎实稳步推进新农村建设。之后，中国政府连续出台一系列“惠农新政”，使广大农村地区的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现代化进程全面展开和纵深推进，包括裕固族在内的“人口较少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从学术研究进入了国家公共政策的视野和议程。根据国务院要求，国家民委、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扶贫办5部门联合编制了《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规划(2005-2010年)》；2005年5月18日，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该《规划》；2005年8月29日，国务院召开“全国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工作会议”部署实施，就目前情况而言，该项政策取得了显著的发展成果和社会效益。在基础教育方面，面对区域发展差异和社会多样需求，以及学校课程“大一统”和“一刀切”所产生的种种弊端，2001年6月，经国务院同意，由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开始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另外，于2010年7月29日国家正式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第九章民族教育”中规定，“国家加大对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的扶持力度”，这就明确了国家在改革和发展人口较少民族教育事业上的责任和义务。

正是在这样的宏观背景下，第三次裕固语教学试验拉开帷幕，目前仍在持续发展中。这次教学试验不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制学校，也不是六年制初等教育学校开展，而是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幼儿园中进行。该幼儿园创办于1980年4月，截至2011年3月，共有幼儿318人，分属裕固、藏、回、满和汉5个民族，其中城镇幼儿占全园幼儿总数的54％，少数民族幼儿占全园幼儿总数的65％，裕固族幼儿139人。占全园幼儿总数的44％。

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幼儿园的裕固语教学试验是于2007年秋季学期开始，针对中班和大班的裕固族幼儿开展的。是年9月，该园开展了东部裕固语教学，第二年3月，西部裕固语教学也开展起来了，于是，该园就成为目前全世界惟一在进行两种裕固语和汉语教学的双语教育机构。这次教学试验活动，按学校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可分述为：1)教师：西部裕固语的授课教师分别是杨爱玲和索蕊，都是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明花乡人，杨爱玲毕业于张掖市体育运动学校柔道专业，中专学历，索蕊毕业于甘肃民族合作师范专科学校汉语言文学专业，大专学历；东部裕固语的授课教师是高玉梅，肃南裕固族自治县康乐乡人，毕业于张掖师范学校幼儿师范专业，中专学历。3位教师都能较为熟练使用自己所教的裕固语和汉语，但至今3位教师都没有接受过少数民族语言教学的专门培训；2)学生：该园中班和大班的裕固族幼儿；3)教学内容：因为没有教材，教师在教授语言时更多地采用口语发音和肢体语言来进行示范，教学计划基本上遵循由简到繁，由易到难的原则，教学内容从学习基本词汇，例如数数字、动植物名称、亲属称谓等开始，慢慢过渡到简单句的学习。2009年秋季学期前，两种裕固语都是隔天教学，每次课30分钟，其中：星期一和星期三教西部裕固语；星期二和星期四教东部裕固语；星期五放学前，即下午2：30-2：40，每次邀请3-4名精通东部或西部裕固语(两种语言交替轮换，如第一周为东部裕固语，第二周即为西部裕固语)的家长到园和东部或西部裕固语班的幼儿进行分组交流，以口头对话为主。2009年秋季学期起，两种裕固语的教学是每天16：00-16：30进行，同时取消了邀请家长到园进行语言交流的活动。在社会各界的帮助下，该园正在文丽华园长的带领下，汇聚力量，争取资源，自主开发校本教材，包括光盘和磁带等辅教学资料。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3月20日，该幼儿园邀请了自治县领导、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研究人员、精通裕固语的部分幼儿家长召开了有史以来第一次“裕固族语言课教学研讨会”。会议对开展裕固语教学的意义、方法和教材开发等教学资料建设进行了热烈而富有建设性的讨论，还邀请6名精通裕固语的家长作为幼儿园裕固语课(校)外辅导员，每周轮流到幼儿园与幼儿进行语言互动、交流和辅导，以激发幼儿学习本族语言的兴趣，为幼儿创设一个学习语言的良好环境，达到延伸教学活动，巩固教学效果的目的。

从上述3次教学试验活动看来，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学习裕固语，从娃娃抓起”的理念。其中，共同存在的问题是：1)裕固语课程没有形成体系，幼儿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之间的衔接问题还未被正式提出；2)没有制定课程标准和进行系统的教学设计；3)教师都没有接受少数民族语言教学和裕汉双语教学的培训；4)没有适宜的教材等教学资料和课外读物等巩固性学习资料；5)家庭和社区语言氛围较差；6)以基础教育教学促进裕固语的保护，目前还没有形成完备的政策、法律与社会支持体系。

三、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社会过程的分析

自从20世纪20年代以英国社会人类学家马凌诺斯基(B.K.Malinowski，1884-1942，又译马林诺斯基、马林诺夫斯基)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R.Rad-cliff-Brown.1881-1955)为理论旗手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崛起以来，人类学抛弃古典进化论和古典传播论对人类历史宏观社会过程的想象和探讨，“过程”的视野哨然退出了人类学理论研究主流。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社会文化人类学的分支领域和学科——仪式人类学和政治人类学等领域重新燃起了对社会文化过程探究的热望，以1954年“斯坦福大学教育与文化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为确立标志的、文化取向的美国教育人类学也处在这一学术潮流中，一度把教育视为文化过程，被称为“美国教育人类学之父”的斯宾德勒(G.D.Spindler)还曾主编了富有时代特色且拥有高引用率的文集——《教育与文化过程：人类学的路径》。

依照社会人类学，特别是其分支学科——以社会分析为核心的政治人类学的传统，可以将学校教育看作是一个多元主体参与其中的、多元话语竞争的社会过程，但实质仍然是权力博弈的社会过程。在对田野研究所获民族志资料进行梳理分析的基础上，兹将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社会过程分析如下：

1.该社会过程是多元社会行动者互动的过程

3次裕固语教学试验是3个表面孤立，内里连续的社会事件。就3个社会事件勾勒出的社会过程的现实情况而言，参与其中的作为群体的主要社会行动者有：

(1)政治精英根据著名以色列社会学家艾森斯塔德(S.N.Eisenstadt，1923-2010)的洞见，政治精英“几乎直接致力于社会上的权力调节”。用田野报道人的话说，政治精英“手里有权力呢。他们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一个事情，他们说行，那就行，他们说不行，那你还得争取”。这里所谓的“政”，对于地方社会的政治精英来说，是指对公共领域中的权力、资源和价值的再分配。在地方政治精英中，党委和政府“一把手”的立场、态度和观点常常更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对此，地方党委领导者也不讳言，在公开讲话中认为确实存在“在宗旨观念上小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至上，把公共权力部门化、把部门权力个人化，把管理服务的职能变成管制卡死的手段”的现象。另外，政治精英不仅拥有对社会舆论的强势的影响力，而且常常有公共话语的优先权和主导权。

(2)文化精英文化精英，根据艾森斯塔德的观点，他们“创造了文化秩序的模式，主要从事意义的创造”。自1939年祁连山北麓藏传佛教领袖七世顾嘉堪布创办现代学校教育以来，裕固族地区的学校已经成功地替代了藏传佛教寺庙，培养的具有现代学校教育背景的、以钟进文(中央民族大学教授)、贺卫光(西北民族大学研究员)、铁穆尔(甘肃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为代表的本族文化精英取代了藏传佛教喇嘛僧人和萨满教从业者“也赫哲”(西部裕固语，意味沟通神、鬼、人三界的“使者”，东部裕固语为“额勒齐”)，他们关心本族文化的保护、传承和发展，通过他们的学术和文艺作品，有时甚至直接通过对党委和政府官员提“政策建议”的方式影响“干部”和“群众”。

(3)学校教师学校教师，在教育学中常常被看作是向学生传递文化知识的职业人群，但是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观察，学校教师常常扮演着沟通学校组织与“大社会”和“小社区”的社会角色，尽管在更多的时候，他们是“决策”的执行者，但是他们则主要通过对教育质量的控制来反作用于其他社会人群。在3次裕固语教学试验中，教师都是裕固族中具有一定教育背景的女性，这是一个巧合吗?在田野调查中，绝大多数报道人都认为在裕固族传统社会中，在儿童青少年学习本族语言，甚至整个教育问题上，母亲的作用远比父亲的作用大。至于在从“传统”向“现代”的社会变迁中，是否发生了“母亲”的家庭角色向女性教师的社会角色的显性或隐形的转移，还有待今后更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2.该社会过程是一个多元话语竞争的过程

纵观世界，教育人类学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完成了两个转向，第一个转向是从规范分析转向实践分析，第二个转向是从实践分析转向话语分析。规范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教育的抽象的普世价值是如何适用于具体的教育的社会文化事实的，实践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教育是如何在一定社会文化脉络(con-texts)中真正运作的，话语分析取向的教育人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是在教育的社会文化过程中什么被认为是真实发生了。下文以话语分析为取向，展开具体的分析和阐释。

法国思想家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在其著作《权力/知识：访谈和其他作品选集》中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没有话语的生成、积累、循环和运作，权力关系自身就无法建立和巩固，同时也无法实现”；“话语以微妙的、隐含的方式行使权力，……话语的力量在于它既是斗争的直接目标，又是进行斗争的工具”。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社会过程中，主要有以下4种类型的话语：

(1)“社会进步”话语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有3种代表性观点：1)包括裕固语在内的裕固族传统文化是一种落后的文化，社会进步就是要优胜劣汰，这种落后的文化必然被淘汰，而且语言使用与生产生活方式和整个社会环境有密切关系，随着社会流动和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学生考试升学和工作就业的压力越来越大，裕固语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裕固族最终也会被汉族同化，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所以学校教育没有必要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2)目前在裕固族地区开展裕固语教育包括教师教育、课程资源和经费支持等在内的客观条件还不完备，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将来人们会有办法解决裕固语的保持问题，所以不用急于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3)能认识到民族文化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巨大作用，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结果，所以，现在就要大胆探索在学校教育中传承本族语言的路径和方法。

(2)“民族政策”话语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有两种代表性观点：第一种观点更强调作为文本的民族政策，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作为中国的根本大法，规定各个民族一律平等，赋予了少数民族在政治上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有权利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自主发展本族文化教育，而且于2010年7月29日甘肃省第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审查通过，由肃南县人大常委会颁布于8月10日起施行的《甘肃省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自治条例(修订)》第六章第四十六条规定：“自治县在幼儿园和小学开设民族语言文字教学课目。”第四十九条规定：“自治县继承和发扬民族传统文化，发展具有裕固族和其他民族特点的民族文化事业。加强乡村文化设施建设，促进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自治县加强对裕固族语言的研究、传承和保护工作。自治县加强对少数民族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挖掘和保护工作，重视保护地质遗迹、古文化遗址、名胜古迹、珍贵文物和其他重要历史文化遗产。”而且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教育局曾于2003年和2010年两次下文要求裕固族聚居区学校开展裕固语第二课堂教学活动，现在裕固族聚居区各学校不执行法律法规和政府决策是不应该的，甚至可以说是违反法律和政策规定和要求的。第二种这种观点更强调作为实践的民族政策，认为虽然法律和政策上有各种规定和要求，但是如何落实这些规定和要求，首先需要一个实践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其次是需要认真考虑裕固族地区的多民族、多语言、多文化的实际情况，民族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而且是裕固族地区发展的现实基础，所以，在裕固族自治县和民族乡都要慎重考虑过于强调裕固语的传承和教学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

(3)“身份政治”话语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是认为使用裕固语是裕固人民族身份的最重要的表征，也是裕固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质，裕固语的消失会使裕固族失去构建文化边界的凭借，进而使裕固人的身份认同失去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用田野调查中一位乡村“意见领袖”的话说，就是“我们说，既然有裕固族这个民族，我们就得有特色，就得有个明显的标志。我们说，语言、风俗习惯，特别是婚丧事情，还有宗教是一个民族的3个特色。语言很重要，没有语言，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特色了”。所以，裕固语保持要“从娃娃抓起”，要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在普通民众中，流传着“裕固语是裕固族最后一把金钥匙”的说法，而且大多持有一种朴素的“语言民族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最常见的逻辑是：“如果你不会说裕固话，你就不是裕固人。”在田野调查中笔者还发现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在乡村社会中许多裕固人把肃南裕固族自治县“裕固族文化研究室”称作“裕固族语言研究室”。

(4)“文化遗产”话语这种类型的话语，主要是着眼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语言虽然不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全部，但是它却是一个民族最重要的文化特质和社会财富。裕固族现在没有本族文字，以裕固语为载体的口头传统，正在随着裕固语使用频率的下降、使用范围的萎缩，文化传承人的遗忘或去世而飞速消亡。“一个老人的去世就是带走了一座图书馆”，目前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正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虽然裕固语并不是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惟一载体，但却是最主要的载体，同时，裕固语还是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假如没有对裕固语的保护，对裕固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将是事倍功半，甚或可说是徒有其表的。随着裕固族地区寄宿制学校教育的发展，家庭和社区在儿童青少年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都降低和减小了，所以，要保护裕固语，当务之急就是要在学校教育中开展裕固语教学活动，传承本族语言。还有裕固族文化精英指出，当前裕固语作为裕固族优秀文化遗产，已经以“肃南裕固族口头文学与语言”的名称列入第一批甘肃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其在学校教育中的传承受到于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的支持，其第一章第二条规定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了“传统口头文学以及作为其载体的语言”；第四章第三十四条规定：“学校应当按照国务院教育主管部门的规定，开展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教育。”

第一次裕固语教学实验的开展过程中，主要是“社会进步”、“民族政策”和“身份政治”三种话语间的博弈，但是在第二次、第三次裕固语教学实验的开展过程中，“文化遗产”的话语参与进来，开始了4种类型话语间的博弈。如果将作为社会事件的3次裕固语教学试验所勾勒的社会过程看作“整体性社会事实”，那么就会发现，实际上人们在社会过程中不断吸纳有利于自身利益的立场观点、事实依据，不断审时度势做出策略选择和调整理性预期。也就是说，每一类型话语的具体观点，都处在不断的变化中，都在纷纷扰扰的社会政治争议中被改变着。在田野研究的参与观察中，笔者发现不同类型话语间的竞争更可能是“情境性”的，在不同的情境中，人们主要根据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身份认同，以及场域氛围和实际效果来选择性地述说、肯定或反对某种主张，甚至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姿态，或表示出“无所谓”、“走一步看一步”等等随波逐流的态度。另外，每一类型话语对于特定情境中的持有者来说，都是富有特定的社会文化意义的，同时，每一类型话语的建构对于问题的最终解决都会产生影响，因为其中都包含或暗示了某种问题解决方式和办法，正如福柯所指出的，“每种话语都包含着一整套具有一定一致性的关于行为的范畴和理论：用于命名事件和人物的一系列词汇以及用于解释行为和关系的某种理论”。

教育人类学是研究一定社会文化脉络中的教育，中国教育人类学研究已经将地方政治的权力网络与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改革发展之间的关系纳入了探究视野，产生了数项有较大学术影响的研究成果，例如人类学家陈志明和袁同凯“通过比较马来西亚地方政府和中国大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学校教育的行为态度”指出，“探讨弱势族群学校教育的成败，避开地方政府、地方权力等关键性问题，就难以发现问题的真正症结”。笔者多年来在裕固族地区的田野调查表明，裕固族地区的社会政治过程相当复杂，至少受到党政科层制、公共政策、民族关系、亲属关系、受教育程度、身份认同和文化差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但就其实质而言，常常是各社会行动者围绕党政科层制所提供的权力和资源展开争夺的过程，这个争夺的过程是多元话语竞争博弈的过程，常常以某种话语或在形式上或在实质上接纳其他话语的合理之处，通过权力运作再分配获得相应的资源和价值从而占据主导社会地位为结束。

3.该社会过程是儿童青少年主位“声音”缺失的过程

认真检视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历程，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即儿童青少年主位“声音”的缺失。直至今日，包括笔者的研究在内的对裕固族儿童青少年及其教育的研究中，均未对这一现象进行必要的反思，在数量不多的研究中也只是把他们当作研究客体加以对待，落入了传统的儿童青少年及其教育研究的窠臼，相对而言显示出“成人”对“儿童青少年”的文化霸权。不过，这一现象也存在于国际学术界，正如印度社会人类学家比赫拉(Deepak Kuma Behera)指出的，“细细查阅几十年来众多著名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我们会发现明显缺乏儿童的声音”。

中国是法治国家，依法尊重保护和贯彻落实儿童权利，为儿童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势在必行。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Convention on the Rights ofthe Child)由1989年11月20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第25号决议通过，1990年9月2日生效。中国自始积极参与了该《公约》的起草和制定工作，1991年12月19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中国加入该《公约》，1992年4月1日，该《公约》正式对中国生效。由于该《公约》对所有签署国都有约束力，比赫拉指出：“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新的全球性事实，因为公约及其神圣原则可以约束国家党派(States Parties)，优先于国家法律。”值得一提的是，该《公约》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缔约国一致认为教育儿童的目的应是：(A)最充分地发展儿童的个性、才智和身心能力；(B)培养对人权和基本自由以及《联合国》所载各项原则的尊重；(C)培养对儿童的父母、儿童自身的文化认同、语言和价值观、儿童所居住国家的民族价值观、其原籍国以及不同于其本国的文明的尊重；(D)培养儿童本着各国人民、族裔、民族和宗教群体以及原为土著居民的人之间谅解、和平、宽容、男女平等和友好的精神，在自由社会里过有责任感的生活；(E)培养对自然环境的尊重。”第三十条规定：“在那些存在有在族裔、宗教或语言方面属于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人的国家，不得剥夺属于这种少数人或原为土著居民的儿童与其群体的其他成员共同享有自己的文化、信奉自己的宗教并举行宗教仪式、或使用自己的语言的权利”。

《儿童权利公约》确立了“四项基本原则”，即非歧视性原则，儿童的最大利益原则，确保儿童生命权、生存权和发展权完整的原则和尊重儿童意见的原则。为了保障儿童权利，专家学者有义务模范遵守该《公约》的“四项基本原则”。在人类学界，为了通过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来保障儿童权利、促进儿童福利，2001年7月19日，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常任理事会正式批准成立“儿童、青少年与童年人类学委员会”，并授权其开展工作。作为该委员会主席，比赫拉说：“我们的初衷之一，也是最重要的目标和意图，就是鼓励那些把儿童作为主动参与者的研究，而不是像过去常常出现的那样，仅仅把他们作为研究的对象。”

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裕固族儿童青少年同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儿童青少年一样，他们是有独立尊严的人和正当权利的享有者，是社会文化建设的积极参与者，他们可以为对他们自己生活有影响的活动和决策提供意见和建议，而且他们的意见、建议和体验对裕固族在学校教育中追求语言公平传承的成败至关重要。对于研究者来说，我们应当尽力从多学科、跨文化的角度提供关于儿童青少年及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的全面知识，“适当考虑到每一民族的传统及文化价值对儿童的保护及和谐发展的重要性”，帮助他们作为积极参与教育及社会过程的主体，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以便实现权利、改善生活和谋求公正。

四、结语

自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其社会政治制度最重大的变化是民族-国家(nation-states)的兴起，“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和“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成为现代人类历史的关键词。直到今天，在世界范围内的少数族群教育中，在理论和实践上如何处理学校教育与语言/文字的关系一直是一个争议颇多且操作困难的问题。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意见书——《多语并存世界里的教育》中指出的，“语言，特别是教育中教学语言的选择就是这样一个问题，而且经常引发截然不同的观点，大家各持己见。个人的属性、国家的地位与权力都与教室里使用什么语言密切相关。而且，语言本身也有其自身的规律，既有连续性又会不断变化，并在这一过程中对不同社会的交流方式产生影响。教育政策制定者在语言、教育与课程方面的决策很不容易，因为技术和政治因素常常交织在一起。虽然，从教育的角度看，用母语(或第一语言)教学的理由很充分，但是，必须兼顾用本地语言学习和通过教育掌握世界上其他语言进行交流这两个方面”。

裕固族的现实是有两种本族语言，但本族文字在历史进程中已经失传了。新中国成立后，政府曾先后给多个民族创制或改进过文字。有学者曾指出裕固族没有创制本族文字的要求，根据笔者的田野调查，这不是事实，实际上至今裕固族中仍有部分人有创制本族文字的要求。值得一提的是，解放后，在学术研究中，大多数语言学专家使用国际音标来转写东部裕固语和西部裕固语，部分其他学科专家用汉字来转写部分裕固语名词。1983年至1987年间，裕固族青年安冬等人用拉丁字母创制了一套记音符号，试图用来同时拼写两种裕固语，但是没有得到推广和使用。2003年6月在肃南裕固族自治县成立的裕固族文化研究室在世界少数民族语文研究院东亚部的帮助下，于2004年创制了一套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记音符号，试图用来同时拼写两种裕固语，这套记音符号是否能得到认可和推广，目前尚未可知。但是，面对现在没有文字的实际，裕固人仍克服种种困难，积极学习汉语文，这种热情和态度至今没有变化，变化的只是对本族语言的态度。整体来说，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裕固人的真实诉求是在学好汉语文的基础上，保持自己的本族语言，希望本族语言在学校教育中能被公平地对待和传承，从双语教育的类型学上分析，属于保持型双语教育，而不是过渡型双语教育。

综上所述，3次裕固语教育实验是当代人类为保护文化多样性而作的卓绝努力的缩影，无论怎样分析和评价，其背后的文化精神和社会价值都是值得积极肯定的。但是，真正值得忧虑和反思的是，被“进步”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的意识形态过分束缚和过分鼓荡的当代人类，自己为自己制造了一个文化牢笼，在这个文化牢笼中，不断上演的是为了争夺“财富、地位和声望”而在文化上进行“骨肉相残”的社会悲剧。这个问题在中国，正如对中国的历史与社会有着精深洞见的新加坡国立大学莱佛士(Raffles)人文教授、美籍印度裔历史学家杜赞奇(PrasenjitDuara)所指出的：“我们需要寻找发展和生活之间的平衡。目前中国的问题似乎是很难控制，如同普罗米修斯被解开了锁链，一切都被发展所驱动，释放出来追求利润的力量很难被收回，这是最大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