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大夏二年墓志铭赏析

大夏二年墓志出土于1993年，出土地是在内蒙古乌审旗境内的赫连勃勃大夏国墓葬群，也是鄂尔多斯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具有明确纪年的大夏墓志。在众多的北朝书法中是一件非常明显的书写文字风格由汉代隶书向魏碑过渡的作品，同时这也是一件证明民族交流融合和文化交融发展的作品。

该志出土于塞外毛乌素沙漠之中，而据史料记载并可考，大夏王朝为当时北方匈奴势力中较大的一支铁弗匈奴所建立，匈奴无自身体系的文字，从已出土可考的文献和实物也没有肯定证物。《史记·匈奴列传》中有“匈奴人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在《后汉书·南匈奴传》中也说：“呼衍氏等大姓，主断狱讼，当决轻重，口白单于，无文书簿领。”由是印证可知，作为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来说，大夏王朝所存在的十六国时期，其间因政权更迭频繁，导致的民族交流和融合频仍，使得各民族在政治、经济，尤其是文化上的相互渗透影响，促使一些游牧民族的文化文字交流得到了长足的发展。从这件作为社会上层人物的墓志铭就能看得出。

该铭为方砖制成，各边长54cm，上下两函，上函无字，下函阴刻53字，书体介乎隶书与楷书之间。因新出土缘故，保持较完整。字口清晰，刻工刀痕丝丝入扣，虽然整体书写风格界定较为模糊，但是可以看出作为贵族官僚所用，书写者写得极为认真。因刊刻的时间正是隶书渐次退出实用舞台，魏碑书体萌芽并逐渐盛行之时，所以书写中还带有极浓的隶意，若不是因为与刻工已基本适应运用魏碑书法的用笔和结字，魏楷风貌较浓，这件墓志铭甚至可用说是一件隶书作品。如此铭中“二”、“正”、“廿”、“凉”、“匠”、“之”、“督”等字纯以隶法书写刊刻。而在掺入方折斩截的魏志笔法后，此志反而生出了如《爨宝子碑》般的“朴厚古茂、奇姿百出”的趣味，如有不少字可与《爨宝子碑》中字相互对比印证，尤其“建威将军”等字极为近似，书写用笔以方折直切之法来表现，而结字还沿用隶法，使得这些字在平稳端厚之中增加了峻秀飞动的元素在里面。

铭文中除了端庄沉厚的字形之外，或许因书写者在文字演变中不成熟和生拙的行为，也使得不少字表现出一种质朴稚拙的味道，如志中“故”、“护”、“作”等字，一种挪移变形夸张等奇趣横生的气息扑面而来。除了一些沿袭汉隶的写法和结字外，还可以看到汉金文在当时的文字演变中的影子，如志中“丑”、“郎”等字，无论结字还是用笔，都可以看出当时在民族文化融合时文字沿边的撞击和相融。

若单论此志在魏晋碑志中的艺术性的话或许它并不出彩，甚至有些不起眼，因为文化流传到一些边缘地带，一些成熟的文字体系需要时间和地域的延展和传播，故而诸多的生拙和不规范在此志中也多有体现。但若是细考此志的出土地点和所处朝代，我们会发现它的地位和意义应是极大的。它虽然不能同中原邙洛北魏志铭相媲美，但作为由匈奴建制，都城定在鄂尔多斯高原和毛乌素沙漠南边缘的大夏王朝来说，这块墓志铭抛开书法水平的高超不说，它还是十六国时期民族融合和文化以及文字传播的一个缩影，它的出土不仅弥补了没有明确纪年的大夏墓志的空白，更证明了汉文字在发展过程中辉煌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