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的支点在“京津石”

摘 要：京津冀协同发展缺少第三支点，因此，发展存在着非均衡性。借助“轮辐外溢驱动模型”指导京津冀人口、资源、环境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以资源换空间，让存量空间得到优化，从而使资源空间由“非均衡”逐步向“均衡”发展。为此，必须对京津冀区域的空间结构进行重新规划，解决该区域独缺的“第三支点”问题。应选择将石家庄市作为河北省的战略支点，使其升级为支撑起京津冀发展的“第三级”，即“京津冀”的支点应确定为“京津石”。

关键词：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石；战略支点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5）06-0007-04

资源空间的差异化决定着空间发展存在着“非均衡”性。为使存量空间得到优化，使资源空间由“非均衡”发展逐步实现“均衡”发展，就必须对“空间结构”进行整合。

“京津冀”一体化蓝图为该空间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要实现这一蓝图，应借助“轮辐外溢驱动模型”理论来指导京津冀人口、资源、环境与城乡一体化协调发展；其发展支点，应该确定为“京津石”。

一、轮辐外溢驱动模式

1. 轮辐外溢驱动模式的机理。“轮辐外溢驱动模型”的运作机理是：当一国或地区内的整个空间结构中同时存在多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增长区时，选择培植并发展其中起支配地位的、最具潜力的、呈对应状态的一对经济区域作为增长极，由这对增长极分别承载并驱动各自的发展，通过辐射逐步实现彼此间融合，使这对增长极所覆盖的全部区域聚合成为一个整体，最终实现空间的均衡发展与经济结构的层级提升。

2. 轮辐外溢驱动模式的功能。要最大限度发挥“轮辐外溢驱动模型”的功能，需要满足四方面条件：一，合理选择驱动“轮辐”，这是未来实现“自驱动”的关键；二，建立增长极的“自驱动”机制，根本动力是产业及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价值溢出；三，建立增长极的能量向外辐射机制；四，确立增长极区域内的“增长支点”，以“增长支点”建立增长极内轴带的联通机制，实现将原有两个孤立的增长极聚合成为一个“大增长极”的目标（见图1）。

“轮辐外溢驱动模型”要求“京津冀”区域明确并重构其功能：必须明确北京的核心功能和主导地位、天津的次主导地位与河北的辅助功能定位；必须确立北京是“大轮辐”、是“能量聚集核”；必须规划北京的核心功能在自身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要将能量向区域外辐射外溢，并通过轴带通道、推动其所辐射的区域空间实现整体聚合。

二、轮辐外溢驱动模式“内在要求”

轮辐外溢驱动模式的内在要求，是通过“轮辐外溢驱动模式”机理发挥北京的更大作用：一是参与国际高端产业分工，调整产业空间布局；二是加强区域合作，以资源换空间；三是调整主次功能布局，实现城市空间取舍；四是调整“两轴两带”陈旧布局，构建“两轴四带”新发展模式。

1. 切入国际高端产业分工体系，调整产业空间布局。北京市在战略上应主动承担起为国家争夺部分“国际产业分工的分配权”的重任。为此，北京市应为高端产业发展提供空间：要加大对产业的梳理推动传统产业外迁；要加大对前沿科技研究和技术研发成果转化的力度；要聚集高技术产业的总部基地；要加大对新兴业态的扶持力度；要加大力度实现金融对高端实体经济的支撑。

北京市凭借自身优势，正在发挥其作为环渤海地区“辐射外溢”的主功能作用：正在依靠创新带动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先进装备制造业向周边“辐射”和“外溢”；正在确立北京位居环渤海地区产业链的“支配中心”的优势地位。

2. 加强区域合作，以资源换空间。北京市在产业集聚和经济发展方面已经迈上新台阶，形成了自己独特优势。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优势明显，总部经济、要素吸聚强劲。因此，北京市的战略定位，不应停留在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上，应高瞻于全球新一轮经济升级下的中国产业升级道路的引领上。

北京市拥有的经济高地作为大轮辐，已经形成“能量聚集核”：向北“外溢”建立由“生态功能区”、“养生功能区”、“资源功能区”这“三大功能区”做支点构成的产业带；向南“外溢”建立由“物流功能区”、空港功能区”、“港口功能区”这“三大功能区”做支点构成的产业带（见图2）。

3. 调整主次功能布局，实现城市空间取舍。北京市作为首都，城市的功能具有综合性质，其中核心功能包括政治中心、文化中心、科技创新和国际交往中心功能；支撑功能包括经济与社会管理功能；特殊功能包括旅游、商务、交通枢纽等；此外还包括贸易、教育、娱乐、居住等城市拥有的一般功能。

北京市目前城市功能叠加严重，因此，调整城市主次功能的布局尤显重要。调整方向一：整合低附加值的批发和零售业功能，向郊区转移；调整方向二：整合工业采掘环节、物流业功能，向其他区域转移；调整方向三：整合部分教育培训、卫生功能，向其他区域转移；调整方向四：整合加强金融服务主功能，提高其对资源配置的效率。

4. 调整“两轴两带”布局，构建“两轴四带”模式。研究认为，《北京市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提出的“两轴-两带-多中心”布局，符合过去北京市空间布局演变趋势，是以往规划中的精华。“两带”的提出，为中心城市的空间拓展提出了方向；“多中心”的提出，改变原来单中心发展的状况，旨在缓解日益凸显的“大城市病”现象。随着北京城市继续扩张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两轴两带”的形态和功能，已经发生很多变化，客观上要求未来的布局必须与时俱进。

一方面，人口规模不断膨胀，对资源环境承载、公共服务、社会管理和稳定提出了严峻挑战。北京常住人口总数2009年底为1 972万，已突破北京城市总规确定2020年城市常住人口总量控制在1 800万人的目标，2014年底北京市常住人口已达2 151万。尽管已开始实施人口调控，但常住人口数量依然不断上升，表明北京在产业升级和非核心功能疏解方面进度缓慢。而简单粗暴限制落户，并不符合“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

另一方面，北京市北、南部产业发展迅速。产业载体，不再仅集中于“两轴两带”的原有规划区域。随着南北六环路、七环路等重要的东西向交通要道的开通，东西之间的产业联系不断增加。沟通路径，不再仅依托于沿长安街的东西轴。南部发展带和北部发展带的雏形，已日益凸显。

从趋势看，北京市城市空间布局的关键点，在于“新增两带”的空间与功能定位上。这是从北京市实际情况出发，兼具一定超前性，兼顾京津冀之间协同发展做出的前瞻性判断。

根据轮辐外溢驱动模型原理，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以往北京的规划只关注自身，能量向外辐射的轴带通道没有建立起来，致使区域一体化空间的整体性被割裂。因此，构建“南北两带”应成京津冀协同的空间发展方向。其中东西延续“东部发展带”和“西部生态带”的思路，南北则要有大突破，要构建起两大功能产业带，成为“四带”中最具空间发展潜力的区域。

空间发展逻辑是：在北京市历年城市规划所积累的经验基础上，在“两轴两带多中心”的城市总体布局基础上，综合考虑京津冀“大首都圈”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构建起“两轴四带”的“轮辐外溢驱动模式”（见图3、图4）。以此模式为基础来构建空间发展格局。

三、轮辐外溢驱动模式“外在要求”

要实现区域一体化发展，必须明确该区域的“发展支点”是什么。目前，已经明确了北京和天津这两个战略支点，独缺“第三支点”――河北省自己的战略支点。

由于该区域没有建立起担当空间枢纽的“第三级”，难以实现将原有两个孤立的增长极聚合成为一个“大增长极”的战略目标。

我们认为，选择将石家庄市作为河北省的战略支点，进而使其升级成为支撑起“京津冀”发展中的第三级。只有这样，才能为“京津冀”整个空间的发展提供张力。

从发挥“轮辐外溢驱动模型”的功能分析，要使“京津冀”空间彰显强大张力：一要合理选择驱动“轮辐”，我们已经明确北京和天津作为两大轮辐。二要建立增长极的“自驱动”机制，我们已经确立由北京市和天津市的产业及产业升级带来的经济价值溢出提供动能。三要建立增长极的能量向外辐射机制，这需在该区域建立起担当“空间枢纽”的“第三级”责任，这是目前缺少的“战略性要素”。四要构建增长极的轴带联通机制，打通增长极之间的联系网络，通过两极向所覆盖的次发达、欠发达等全区域空间“输送”或“吸损”，实现将原有两个孤立的增长极聚合成为一个“大增长极”的目标。这一点，只有在上述“三大要件”完成后方能最终实现。

目前看，没有在该区域建立起担当“空间枢纽”的“第三级”，是绝对不能实现将原有两个孤立的增长极聚合成为一个“大增长极”的战略目标。这是实现将能量向区域外辐射外溢，并通过轴带通道推动其所辐射的区域空间实现整体聚合的基本前提。

从区位分析看，为了使“轮辐外溢驱动模型”的功能发挥出更大功效，“第三点”的选择在理论上应放在“北京市与天津市连接线”的南北两面；但由于北面的发展空间受到自然空间限制，“第三点”的选择自然落在南面；由于保定偏近、黄骅地域空间狭小，“第三点”最适合放在石家庄市（见图5）。

四、确立京津冀“发展支点”的建议

从石家庄市的战略地位与承接能力看，它具备担当“第三级”的条件。

1. 从提升首位度入手，重新定位石家庄的战略地位。首位度是以区域内经济总量占第一位中心城市与第二位城市之比值。首位度越高说明中心城市的资源凝聚力与经济引领功能越强。从国家战略纵深看，北京――石家庄――郑州――武汉――长沙――广州，这是一条位居我国中东部之间、整体性承接东部沿海产业“外溢”的“南北大纵深产业带”（见表1）。它整体性发挥战略性产业带的承接、整合、提升作用。在这条南北产业带上，石家庄正处于低洼地带。

为此，河北省在制度上应大胆创新，要确立石家庄作为京津冀整体空间中的“发展支点”地位；要以此配置资源以确立其作为京津冀区域内与“南北大纵深产业带”的战略枢纽地位。

2. 从空间规划入手，重新确定石家庄的战略布局。历史原因致使石家庄市发展空间狭小、产业聚集能力差、区域影响弱。为此，建议将省域政治中心与石家庄市分离，将经济重心北移至正定，为产业聚集区提供优化空间条件，为石家庄市成为京津冀区域中的“发展支点”创造条件。而绝非是借助北移之机，大肆扩张城市规模。

3. 从配置资源入手，提升石家庄市的产业结构层级。为配合北京市资源要素外溢，石家庄市应预留优势空间，多角度做工作，成建制地承接北京外溢的高校，为石家庄市形成高校人才基地、高端人才培训基地、高技术产业聚集区的“三高链条”奠定基础。

4. 从规划入手，确立石家庄市的新地位。要在《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和国家“十三五规划”中，确立石家庄市作为京津冀整体空间中的“发展支点”地位，为下一步在国家层面为石家庄市争取和配置战略资源创造有利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