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重塑2014

微信圈流传一句话：（20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京津冀。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把珠三角带起来了，把“中国制造”带进了世界。而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至上世纪末中国经济已不能满足于仅仅以世界工厂的身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她需要几个有资格、够条件面向国际的金融、贸易和经济都会城市，可以与世界进行经济对话，这便有了“90年代看浦东”。浦东的开放开发，带领了长三角的崛起，使上海跻身于世界经济大城市之列。而今京津冀一体化话题持续发酵，并在这个春天上升为重大国家战略、一号工程，背后的驱动力仍然是中国经济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进阶的意志。

创新全球化时代的区域思维

“回顾一下北京周边地区有几种提法。20世纪80年代的‘京津唐’，90年代的‘环渤海’，进入21世纪现在提出了‘京津冀’。提法的变化背后是有逻辑的：20世纪80年代中国要发展高技术产业，‘京津唐’就是为了进行高技术产业的布局；90年代的‘环渤海’是应对长三角和珠三角的崛起而提出，把‘环渤海’作为中国新的增长极；现在的‘京津冀’可以说是被雾霾倒逼的，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和未来经济的持续长远发展的要求把‘京津冀’推到了一个很高的高度。这既是历史，也存在着内在逻辑，更需要看世界大趋势的变化。” 区域创新咨询专家、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所长王德禄说，虽然“大城市病”、雾霾等是京津冀一体化加速破题的直接原因，但创新全球化才是京津冀合作更为深刻的时代背景。

王德禄认为，全球化分两个阶段：一是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前十年的制造业全球化，二是金融危机以后的创新全球化。制造业全球化主要遵循“梯度转移”规律，基本以跨国公司为主体，低成本进行工厂的重新布局。制造业全球化的过程正好与中国改革开放相吻合，中国抓住了制造业全球化的机遇，实现了中国制造在全球的崛起。

金融危机之后，各发达国家都在进行再工业化，新思想、新商业模式取代低成本成为核心竞争力，世界进入了创新全球化的新阶段。创新全球化是一个高端辐射的过程，即哪里有新思想、新商业模式，要素便向哪里集中，近来席卷中国财经领域的互联网思维、O2O（线上到线下服务）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高端创新资源集聚于创新活力强的发达国家或地区，形成创新产出，再通过技术转让、设立企业、人才流动等方式实现向欠发达地区和国家的流动，形成创新全球化的大循环。

“在中国高技术创业项目多汇集在高新区，北京以中关村为代表的创业园区正是这样的地方。”王德禄说，“我认为京津冀的各个部门不要只是看对方怎么做，而是要放眼全球，在全球视野下找到自己的发展定位。越是全球化，京津冀的合作就越会深化。”

中关村管委会主任郭洪非常强调创新对京津冀一体化的引领作用。“新时期首都城市功能定位和京津冀协同发展是高度关联的。” 郭洪说，“在2月26日的京津冀协同发展座谈会上肯定了北京市提出的首都功能定位建议，并在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的基础上，又加了一个科技创新中心。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离不开科技创新，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率先实现创新驱动，要创立一种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低成本、多层次、升级版的科技与经济相融合的城市群发展模式，要在全国起到示范表率作用。因为靠传统的发展模式，先污染后治理难以为继了。”

怎么借助京津冀一体化打造科技创新中心？郭洪认为，最重要的是吸引世界资源往这个地方聚集，而这“不是中国自己的事”。京津冀区域的未来定位，必将是世界级的城市群，所以这个区域的创新合作、创新一体化发展一定要按照这个目标来走，而不仅仅是怎么把北京、把中关村的创新资源引到各个地方去。未来顶层设计视角一定要站得高，要通过中关村创新要素的辐射，使得这个地区成为吸引全球创新要素的高地，提高整个区域的创新能力。

价值链的跃升冲动

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要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促进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推动中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事实上面向创新全球化时代的价值链跃升诉求，中国产业界已经积蓄了相当的势能。

经历了30年代工、模仿、竞争等爬坡阶段之后，中国产业已进入向全球价值链顶端跃升的躁动期，这一点，在创新最为活跃的IT产业体现尤为突出。瑞信董事总经理陶冬判断，中国的IT业正在进入一个井喷式的增长时期，与世界一流技术、产品之间的差距迅速收窄，点面上的突破已经带来全产业链的跃进。陶冬回忆，在本世纪初，中国IT行业与世界一流水平的企业与产品相比，差距起码有十年，在不少领域差距超过二十年。五年前，在全球金融海啸中，对手的研发投入减少了，市场萎缩了，中国的IT行业资金投入却大步赶上。据全球最大的独立研究机构巴特尔纪念研究所（Battelle Memorial Institute）数据，中国的行业研发于2013年增加22%，达到2840亿美元，少于美国的4650亿美元（新增加4%），却超过世界上其它任何国家。研发投入上的强势，令中国的行业龙头如华为、中兴在国际竞争中站稳了脚跟，迅速蚕食市场份额。新崛起的小米手机、阿里巴巴、微信更已贴近世界最尖端的产品，个别功能上开始引领潮流。“20年间，中国IT行业已经由初级模仿制者蜕变成全球范围内具有影响力的业者。”陶冬总结说。

作为全球创新竞争的战略高地，环保产业似乎也走到了一轮爆发式增长的临界点。尽管对政府高层近期密集的京津冀一体化信号不太敏感，在水蓄能领域占据国内近80%市场份额的佩尔优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江源泉仍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空间突然被打开了。他的判断基于两点，一是环境污染倒逼出政策红利，节能设备从“补品”变为“必需品”，尤其在京津冀区域，节能环保领域的投资机会大为增加。二是得益于金融机构近来对房地产信贷的压缩，“前几年制定的绿色信贷政策，现在开始落地。”中国有不少企业在节能领域具备比肩全球顶级水平的专利和技术，但中国的环保企业都做不大，像佩尔优在这个领域已经做了20年，拥有自主节能技术，至今仍然只是一家规模不足500人的小公司。“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就是融资难。”江源泉说。不过从去年底开始，金融机构对节能环保产业的支持力度大了很多，目前北京银行、招行、浦发都成为了佩尔优的重要合作伙伴。国元证券预测，中国正在经历环保产业的快速成长阶段，未来的产业景气度还能长期维持在高位，发展空间十分巨大。

正是依托信息技术、节能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和发展，北京成为环渤海区域乃至全中国创新资源最为富集的城市，但在这些创新产业向全球价值链高端跃升的关键时期，北京的发展空间碰到了天花板。当人们在感叹北京地价贵，创业成本高时，郭洪却有另一番感叹：“中关村一块几百平米的地后面，往往有几百家企业排队等着，企业跟我们反应的不是地贵的问题，是拿不着。”据记者了解，曾为北京奥运开幕式提供LED画卷显示屏的利亚德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就因为“海淀没有地”，而不得不将生产基地建在深圳。而握有垃圾变石油技术的北京神雾环境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则是在资金、图纸全部准备就绪的情况之下，项目因为在昌平迟迟落不了地而一直搁浅。强大的环境资源约束和价值链进阶诉求，令京津冀协同发展迫在眉睫。

京津冀嬗变

截至记者发稿，传言中“即将”的京津冀规划仍未走出发改委的办公室。这个编制十载，几废其稿而迟迟难以出台的规划，已成为京津冀区域融合之难、进展之慢的一个缩影。不过，在研究京津冀多年、出版过三部“京津冀蓝皮书”的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教授祝尔娟看来，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我们在研究中发现了一个很好的现象，就是京津冀区域内产业正在向优势地区集聚。”祝尔娟说，“从市场份额的变化来看，我们发现石油、天然气开采逐渐向天津集中，黑色金属等矿采业开始向河北集中，通讯设备、计算机等由天津向北京集中，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由北京向天津转移，化工业和建材主要集中到了河北。现在京津冀在空间布局上出现了这样的局势：重化工业向沿海集聚，在那里逐渐形成了一个临港重化工业产业带；高新技术产业向京津唐（北京、天津、唐山）这条高技术产业带集聚；现代制造业向京保石（北京、保定和石家庄）集聚，正在形成一个现代制造业产业带。总体上可以看到，京津冀的产业在空间上正在进行优化和调整，当然这个地区的产业转型，任务还是非常艰巨。”

产业向优势地区集聚、转移的背后，是京津冀三地政府发展思路的转变和调整。北京过去的发展重心在北部和东部，现在逐渐开始往南移动。祝尔娟认为现在的南城行动计划，再加上新机场的建设，很有可能促使南部成为北京的新增长点和城市副中心。因为这个地方既有空间，又有产业的支撑。而天津工业原来主要是往东走，建设滨海新区，现在开始“东移北转”，北部将成为天津未来的经济新增长点和发展重心，北辰、武清、宝坻、蓟县这些区县区位上和北京比较接近，北京往南，天津往北，正好相互对接、相向发展，为区域内的产业整合、对接协作提供了空间，创造了条件。河北也在优化空间结构，着力打造沿海经济发展带，加快环首都绿色经济圈建设。

从相互背离到相互靠拢，京津冀区域内两大核心城市发展重心的变迁耐人寻味。而在京津冀一体化被提升为重要国家战略、一号工程之后，三地的合作步伐明显提速。

公开报道显示，京津两市正加快共建产业园区，所涉领域涵盖金融创新、科技研发转化、航运物流、文化创意、高端制造、高新技术等。与此同时，京滨工业园、京津科技谷、京津电子商务产业园、京津科技创新园和北斗新兴战略产业园等一批新建和谋划中的园区也在加速推进。此外，去年年底，中关村与天津宝坻区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共同打造京津中关村科技新城。

河北多地也在密集筹建产业园。河北省已经确立曹妃甸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要基地。不光曹妃甸，目前包括保定、唐山、秦皇岛等多个城市，都已经行动起来。据悉保定在对原有产业园区进行整合提升的基础上，新谋划产业园区17个，使全市承接京津产业转移园区达到34个，面积达1190平方公里。廊坊永清县将打造一个占地面积约30平方公里的高端产业园区，距正在建设的北京第二机场15公里。河北还规划了面积240平方公里的白洋淀科技城，涉及北市区、涿州、涞水、涞源、高碑店、高新区、安新7个县（市、区）。据记者得到的消息，去年底秦皇岛与中关村海淀园签署了合作协议，双方共建的中关村海淀园秦皇岛分园将于近期正式挂牌。

对于京津冀区域内目前高涨的基建热情，祝尔娟提醒，区域合作项目有政府推动的话进展会很快，但一旦决策失误，损失也会非常大。因此现阶段各地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资源禀赋找准定位，围绕目标定位增强对支柱性产业的吸引力。鉴于此，祝尔娟建议各地尽可能盘活、提升园区存量资源。同时她提出一个观点，规划要留有余地，未来才有空间上新项目，跟上时代步伐。“以香港新界为例，香港政府对新界规划非常谨慎，现在新界还预留大块土地不做开发。”祝尔娟说，“京津冀区域也要有这个意识，不要一下子让房地产占满了。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生态是整个京津冀的稀缺资源。”

一体化核心是产业集群化

面对园区开发潮，记者采访的多家园区开发者都有这样的共识：没有三地产业的融合发展，一体化就沦为修路盖楼。虽然一方面北京的高新技术企业需要外溢，另一方面津冀有高涨的承接热情，但这并不意味着园区搭建好了，创新辐射、产业融合就水到渠成。

据了解，目前在天津或河北设立分支机构的北京企业中，仅高新技术类企业就有数百家，这表明谋求京津冀发展布局，早已是北京企业的自发行为。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在津冀布局的北京企业，目前还主要是将津冀作为销售市场开展业务，京津冀之间尚未能依托企业建立起具有区域经济特色的产业集群。按照产业集群概念的创造者迈克・波特的定义，产业集群是特定地理范围内多个产业相互融合、众多类型机构相互联结的共生体。通俗一点来说，产业集群就是产业成群、围成一圈集聚发展的意思，它表现为特定地区内或地区间形成的某种产业链或某些产业链。作为一种新的空间经济组织形式，产业集群发展状况已经成为考察区域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

目前京津冀三地产业基本上还是各干各的、自成体系。比如汽车生产，北京有“现代”、“奔驰”和“北汽”等，天津有“丰田”，河北有自主民族品牌“长城”，三地各有各的零部件配套企业群。这样局限于本地和本体系的配套，产量难以达到经济规模，导致企业效益差，进而制约研发投入，最终制约整个产业链的创新能力。

同时京津冀异构产业也存在断面，津冀无法发挥区位优势有效承接北京的辐射。如北京电子产业规模大，但配套生产基地大都选在广东。北京的节能产业则大多将配套基地选在江苏。佩尔优的布局就很有代表性。这家研发型企业在天津、河北都设有分支机构，而制造则外包给了苏州一家企业。“虽然出差不便，但江苏配套能力强。”江源泉说。

一个地区配套能力的形成不是一蹴而就的，以高新技术产业为例，高新技术产品在产业链整合中的最大特点，就是通过核心半导体芯片引领软件开发、应用设计、产品配套，直至加工能力和工艺水平等一连串供应链关系的整合。因此，要向这一产业链寻求支持或分工，首先要求制造企业对核心技术具有相应的解析能力和周边开发能力，同时还要求制造企业必须具备适应供应链运作的IT能力。但是，津冀的中小企业普遍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目前也无力为掌握这样的能力而进行较大规模的投入。江源泉判断，津冀要培育承接北京产业的配套能力至少需要好几年。据记者了解，首钢的搬迁，在办公设备建设等方面，相当于再造了一个首钢，而曹妃甸目前的配套能力，包括生活设施配套等方面，尚未能完全满足需求。因此对于首钢来说，搬迁、运营成本是昂贵的。

与长三角、珠三角相比，京津冀区域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国有经济比重大，民营经济发育不足，市场嗅觉不够灵敏。王德禄认为，当前中国主要有两批人才创业：一是本土民营企业创业，二是海归创业。在创新全球化的时代，钱跟着新的商业模式走，跟着新创企业走。换言之，京津冀区域要吸引世界高端创新资源，引领中国产业向全球产业链高端进阶，必然要像珠三角、长三角一样，以改革开放为依托。而首当其冲的，要实现创新要素包括人才、技术、资本、知识产权等能够在京津冀区域自由的流动，尤其要着力打造吸引民间资本和海外风险资金的投资环境。仅凭一纸规划或行政命令，恐怕事倍功半，难以奏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