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的排萧

策划人语：

《新作文・高中版》为山西教育出版社新作文杂志社面向高中生阅读的专门性期刊。我们的口号是：思想提升作文，智慧开创人生。在作文期刊、图书日益泛滥且追烟逐尘的当下，我们以自己青春思想启蒙者的高贵姿态聚集了一批又一批对《新作文》有着恒定爱心的忠诚读者。我们将越行越远，在作文的路上栽种下更多新鲜的种子。以作文塑造心灵，以杂志提升精神，将一再成为我们工作的指针。

《新作文・高中版》从栏目编排、选文风格上已经完全脱离了传统作文杂志的呆板套路，换之以更多对新生活的关注，更多对人性的关注，更多对个体精神的关注。在编辑策划上，我们是中国作文杂志创新突破的先锋。

《新作文・高中版》“知论坛”从2004年改版之初，已经走过了近两个年头。2006年，在继承原有的“表达・中学生自由言论”栏目宗旨的基础上，我们拟定对当下中学生读物进行一次全方位的检阅，在批判的基础上发现问题，以期扫除中学生阅读的跟风和盲目，逐步培养他们从我出发进行自主阅读的习惯。

21世纪，是一个阅读的世纪。所谓信息爆炸，可谓形象万分。21世纪，同样是出版的世纪。而学生读物之可观利润，让各种背景的出版者蠢蠢欲动，所谓千军万马，所谓趋之若鹜，并不是夸大之辞，几乎就是当下学生期刊、学生读本的真实绘描。

这可以说是社会进一步商业化的重要特征。但在商业化之下，原来的问题可能还没有解决，但新的问题却又出现了。在期刊、图书出版这一领域尤为如此。在这种迷雾重重的情境之下，我们有必要以己之锋笔揭彼(我们将要批判的期刊、读本)之暗疮，让身陷阅读迷帐的中国中学生觉悟起来，开始一种自主的开放的面向未来的阅读。直白一点，我们就是要为这些读物挑挑刺儿。

本期登场边建松《理想主义的排萧――批判》。

――策划人／续小强

民间对语文教学现状的不满，由来已久。但至1999年《羊城晚报》的报道《误尽苍生是语文》才引发大规模的讨论；又至2002年《中国青年报》报道《撞南墙的语文教师》，写了一个不按照正规教材而自编教材上课的青岛语文老师王泽钊，才引发民间语文教材的编写热潮，出现了作家出版社王泽钊编的《新语文》、商务印书馆严凌君编的《青春读书课》，乃至本文要论述的广西教育出版社出的王尚文、吴福辉、王晓明教授主编的《新语文读本》。这些读本纷纷出现，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有人把这种民间编写语文读本现象，称为“新语文启蒙运动”。很多论者对这些民间编写的语文课本定位甚高，比如今年2月12日《新京报》一篇名为《新语文读本的启蒙意义》的文章说：“这些读本中，有几种实际上已经构成了完整的语文教材体系。”作者强烈呼吁教材的“个性”。而《新语文读本》初、高中卷的一出版，犹如惊涛拍岸，一时在大江南北卷起了千堆雪、万重浪，诸多大报媒体都开设专栏，详细报道，央视“读书时间”也对其做了专题介绍。《中国教育报》记者的文章中这样说：“它的立场、意趣、宗旨、格调以及编排方式都体现了它是不同于以往的全新的语文读本。”网上一位名叫顾悦的学生说：“《新语文读本》与现行教学的体制相适应，按照学生学习、领悟言语的阶段性特征与需要，建立一个循序渐进的阅读体系。”这些论述很有代表性，我无意诋毁所有新语文的教材编写者，但作为一个高中语文教师，我感到《新语文读本》急切需要繁华之后的反思、热闹之后的清醒。

过高的自我期许

对于《新语文读本》的编写目的，钱理群先生在广泛传阅的《新语文读本――编记》一文中，这样阐述：“要用我们民族与全人类最美好的精神食粮来滋养我们的孩子，让他们的身心得到健全的发展，为他们的终身学习与精神成长‘打底’。”我相信钱先生不是为打语文的人文性旗帜而发出这个声音的，但我不愿意回避这个事实，那就是：“语文到底姓什么?”

这里有必要阐述我的“语文观”――当然，人微言轻，有可能受到极大的嘲笑。在我看来，语文观首先要从语文史说起。如果说，中国有语文史，那么首先来自先民的结绳记事，仓颉造字，是语文的萌芽期；然后在艰难摸索中经历几个世纪，出现孔子这个有历史代表性的教育巨人，形成早期的语文定型期；然后一直延续，识字读书认理乃至个性写作，从世纪初一直贯穿整个封建时代，至十九世纪末期西风渐进，这是语文发展期；五四时期又一次新思想的大麾，影响和动摇了中国的传统根基，迎来了语文的转折期。既然转折，就需要另觅道路，再次定型，我们这一代语文教师实际处在当代的语文定型期。这里面的众多先辈或者凭借旧学，或者借用西方新理论，或者依靠个人感悟，群雄并起，各自编撰教材，出现了以叶圣陶先生为代表的专业语文教育家。语文而至专业，实际上是时展所致，无人能够阻挡。但如何专业，所专何业，需要更多的语文教育家在荆棘众生处开辟新路。因此，从语文史的角度说，我以为：当代语文尚未定型。既然如此，《读本》的语文观只是一种尝试的语文观、个人的语文观，他们的目的也是尝试的目的、个人的目的。

虽然在《新课程标准》中也这样认为：语文要“为造就时代所需要的多方面人才，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创造力和凝聚力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也没有提到语文的“为他们的终身学习与精神成长”。在《新语文读本》的“编者的话”中，有一句话：“我们是把《新语文读本》的编写作为一项学术工作来做的”，钱先生说：“这是确乎如此的。”我以为这样的说法是缺少理性和眼光的。有些论者说：“它(《新语文读本》)意味着一种新的语文观――一种有利于开发心智、丰富思想、培养性情、操练想像并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能力的语文观的产生。”实际上，几乎所有的自编教材都这样说，但没有经过一定的实践，只凭借几个“研究文学、历史、教育的研究员”“大学教授、讲师与研究生”“资深编辑，语文教育研究专家”“中学语文教师”的自吹自擂，没有经过一定的效果检验，仅仅凭借主观臆断――难免会武断――我感到学理上的空白，不应该是语文教材编写者的所作所为。这是一套传统重于“现代性”的《读本》。

狭隘的人文观点

那么，说说《读本》的人文性吧。在

纷纷把焦点集中在这里，但能否落实，能否体现，则是一个疑问。对《读本》的编写者来说，认识和行为之间，也存在一个差别。

语文的确需要人文性。关于“人文”，比较规范的说法，来源于拉丁文humanitie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乃是狭义的，不是正确的理解方法。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以及相关的学术艺文。而《新语文读本》在选文上，无疑没有落实到“人类文化的内涵”上，仅仅注重“学术艺文”。《读本》第五卷十五个单元，只有2个单元和“科学”有关，而其中一个单元是“基本图形的想象和思考”，两篇《论圆》都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第三册16个单元，只有三个单元为非文学的。这样给人的感觉是：这是一套文学作品选，而不是教材。只不过这套教材有一个很美丽的名字，就是“人文”。

我是叶圣陶教材影响下的学生、老师。叶圣陶先生和那个时代所有的有抱负的知识分子一样具有平民思想、启蒙思想，他的教材具有开拓性和务实观。我们说的人文性，在他早期的教材编写中已经体现出来了，可惜的是，与时俱进的他后来进入政治，我们的教材也一样。本套《读本》入选了大量别的地方不出现的文章，这种精神是我认肯的，比如说入选了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但作为教材，似乎不尽合理。因为我意识到，语文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面相当广泛。作为一门课程，从纵向看，它联系着学生的成长，每一年都必须有的一门基础学科；从横向看，它是所有课程中的一门，是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它既有教育的普遍性，即让学生学习知识、培养能力；又有教育的特殊性。而对这个特殊性的认识，老一辈语文教育家付出了多少精力！他们从科学角度对教材、教法进行讨论，慢慢形成了现在工具性和人文性统一的标准。叶圣陶先生早就说过，教材的选文应该“文质兼美”。而《读本》的一些篇目，仅仅是资料，比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很难说是“文质兼美”。

语文除了人文性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它来自汉语言。它不仅要培养对学生的人文意识，更要熟练运用汉语言文字；它不仅要有学生表达的内容，还要有表达的技能。文章意识、语法意识等，也是学生需要学习的内容。而现行教材，是从综观全局的角度，考虑到中国地域广泛的特点、考虑到学生学习的整体、考虑到文明传承的影响等方面，才进行编写的。而这一点，《读本》没有做到。我宁可把《读本》当作一次有益尝试的个人行动，而不是对语文学科的划时代的建设。或者，我可以借一个比喻说，语文教材是正餐，《读本》是补钙。人文知识读本和传统的语文教材是一种互补的关系，读本更多地选用“民间作品”，有利于扩充学生阅读的视野；但传统教材则在提高写作水平、语法规范等方面有着其他读物无法比拟的权威性和准确性。

“我们首先在全套书的结构上，把学生阅读《读本》设想为一次在书海的漫游，精神的散步，我们就是‘向导’――这可以说是一种角色的自我认定吧。”这是钱理群先生在《新语文读本――编记》的一句话。他对全书的结构看来比较满意。和现有教材以文体组合为主的单元编排，《读本》采用了以“主题”为主的编排方式。我们看到，《读本》基本每册都有15或者16个单元，全书往往有50篇左右的文章，但只有2篇文章的一个单元数量很多，比如高中第六卷十五个单元有九个单元是2篇，另外一个单元是1篇；第三册16个单元，7个单元2篇或者2篇以下。这样势必影响本单元的“主题”。打个通俗的比喻，选文的论据，“主题”无疑是论点，论据不丰富，“主题”就显得可疑了。高中第三册第三单元主题是“革命文学的传统”，选了茅盾的《春蚕》和夏衍的《包身工》。文章后面的问题是：“请你说说革命文学的特点”，且不说这个问题的“观念先导”，那么请问，这里为什么不选用其他的“革命文学”?认识这些特点对我们的“语文能力”有何帮助?怎样区分语文知识和语文能力?怎样随意选文和编排单元，使《读本》失去的不仅仅是“建设性的教材”的称号吧?我甚至感到，这本书是一些有热情的知识分子按照自己的“触觉”而产生的。为此，我建议借鉴叶圣陶《国文八百课》的体例，在《国文八百课》的序言里，这位前辈这样说：“有好几种国文课本是以内容分类的……这种办法，一方面侵犯了公民课的范围，一方面失去了国文课的立场。”因此，他提议要编写“侧重文章形式的书”，然后渗透文章的内容的层级性。

在编排上，我实在发现不了第一册到第六册的脉络。似乎第一册和第三册只是在数量上递加而已。有些地方刚有眉目却无下文遂成为“绝晌”，如高中第三册有一个单元“在对比中阅读”，自然这是讲阅读方法的，延伸的比较阅读另外有第五册“小说风格的比较”，可是找遍六册书，再无其他讲阅读方法的单元来呼应。在对比中阅读”选了周氏兄弟(鲁迅与周作人)为“三一八惨案”写的两篇文章：《纪念刘和珍君》和《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钱里群先生在《新语文读本――编记》中强调：“同一个事件，同一个题材，在不同作家笔下，会写出完全不同的文章。把文章放在‘比较’中来读，是会读出单独地看所读不出来的味道的。”看来“对比”与“比较”的概念十分模糊。作为比较使用的方法――“文本的拓展阅读”，我想编写者为什么不强调一下呢?对高中学生来说，一些阅读方法的训练也是必要的，为什么不安排一些单元作“精读、略读和浏览”“朗读与默读”“速读”的基本训练呢?

作为选文本，《读本》面对的还有一个难度，就是人民教育版的《语文》和《语文读本》。但我发现，似乎《读本》的编写者无视《语文》和《语文读本》的存在，大量将《语文》和《语文读本》出现的文章选入。比如《高中卷1》，有51篇文章，和人教版重复的有10篇，分别是：《我与地坛》《断魂枪》《受戒》《名人传序》《断章》《错误》《邹忌讽齐王纳谏》《祭十二郎文》《哦，船长，我的船长哦》《祭妹文》，重复率达到20％。自然每个人都有买菜的权力，但同样的菜不断出现，那就不仅仅是资源浪费，让人感到《读本》在选文上视野的狭隘。比如《我与地坛》属于“思考大地和生命”的单元，据我这样一个中学语文教师的阅读视野，就可以从梭罗《瓦尔登湖》中和山东作家张炜的著作中去选，如果再冷僻一点，可以从日本画家东山魁夷的论画文章和中国画家的吴冠中的文章中去选，马上可以避免重复的嫌疑。“读几首现代派诗歌”则更加显出《读本》的编写者的视野狭隘，这个单元重复的是《断章》《错误》，占数量上的40％。而这些“现代派”的诗歌也相当传统，技法上几乎很少用“现代派”技法，对学生实在是一个误导，以为“现代派”成就和手法不过尔尔。

隔靴搔痒的点评

王尚文在上世纪90年代就提出了语文的“语感论”，对语文教育有极大的启发，功莫大矣，但综观《读本》，我没有发现主编王尚文的“语感”思想。虽然在一些文学性的篇目里，点评者也提到语言。例如，在《小说语言的实验》这个单元里，阅读建议就是这样

写的：“从这篇小说的第一句话‘柏油马路起伏不止，马路像是贴在海浪上’，我们就可以感知到语言的独特和怪异。因为这‘马路’不再是物质的‘马路’，而是十八岁的少年初次出门远行时内心所见的‘马路’。这就是文学语言的变异。而从这个角度来解读这篇小说，故事情节的怪异和荒谬就获得了另一种真实――主观的真实。”这里对”马路”的点评甚为到位。但在其他的地方，则基本以内容阐释为主，没有引导学生深入文本、体悟语言，十分可惜。我以为，对高中学生来说，我们教材编写者要注重的不仅仅是内容，还要注意引导他们对语言的“触摸”。如陈独秀的《敬告青年》，我们不妨引导学生注意政论文的语言特点，而不是像《读本》点评的那样注重内容分析。《读本》注意到外国语言和中文的差异，在选文时选用不同名家的译文和原作，这是一个别致的地方，但在点评上，依旧没有落实。如里尔克的《豹》，在长达800字的点评中，只是抄录了其他评论者的一些对诗歌内容的评论和介绍，而没有让学生把注意力转移到三种译文的语言差异上。

因为这些点评没有切近学生的“得”，我觉得很可惜。《追悼志摩》一文，点评时候注意到引文的存在，但让学生注意的是：“这些引述对作者的表达有什么作用?”落点依旧是内容，而没有延伸一下：“什么文章需要引述?什么人才需要引述?”“永不褪色的友情”这个单元7首诗歌，只有《送柴侍御》有点评，其他诗歌根本没有提及，更遑论对语言、意象的把握。我们的点评是为了什么?不就是启发学生去阅读、去思考、去拓展吗?为什么不在重点上去着眼呢?在我看来，高中学生的阅读能力不在不能够读懂文章的内容，而是他们对文章的内容有可能没有判断，对文本的基本构成没有注意，对语言的领悟没有到位，《读本》的大多点评不尽如人意。《读本》的另外一名主编曹文轩教授在接受《中国教育报》记者采访时说：大学教授作为“局外人”的学术视野和看问题的角度，决定了他们对中小学语文教育的弊端的感受和见解。但从点评上看，他们延续的依旧是大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注重从文本中读出新见解，而不是从基础层面解决中学生的阅读难的问题。

百年中国语文教育的历史，就是一部随着历史的动荡而风雨飘摇的历史。可以说，中小学语文教育，是受议论最多的学科，也是变化最剧烈的学科。无论20世纪上半叶还是下半叶，百年中国语又教育从来没有处在一个平静的港湾中，它一直受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广泛而热烈的关注。“我们自称为一群理想主义者”，钱理群先生在《新语文读本――编记》中这样说。理想不是终点，它只是遥遥路程中的暗夜灯火，而《读本》无疑是这些理想主义者吹奏的一声排萧，在美丽的音符下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憧憬和不停止他们前进的脚步。本文虽然名曰“批判”，实际上是敲边鼓，期待中国语文的崭新面貌。

作者介绍：

边建松，1970年中学高级教师，毕业于上海师大研究生班。浙江省诸暨市优秀教师。发表教学论文多篇。并在《中华文学选刊》《诗选刊》《诗刊》等几十家报刊以及港、澳、台等地发表文学作品130多件。苦有诗歌集《第一种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