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勇:我在艺术上绝不妥协

第一次在上海大剧院听上海音乐学院2012新年音乐会，感觉很新鲜；更重要的是，“学院派”的新年音乐会，演出市场上凤毛麟角相当罕见。“这的确是我们音乐学院第一次搞新年音乐会。今后可能要年年搞，争取做成上海市的一个品牌！”张国勇肯定地说。曾经听过他指挥N部歌剧、N场音乐会，还是第一次听他指挥新年音乐会。他的亲密合作伙伴、舞台阵容包括乐队、歌队、演奏家、歌唱家，全部由上海音乐学院师生组成。

这位留俄“海归”指挥家，是目前国内音乐舞台上最活跃的人物之一。上海新年音乐会结束的次日，他又将赶赴青岛排演当地交响乐团的新年音乐会。这次访谈别无选择，只能安插在音乐会谢幕之后的午夜时分。张国勇仍沉浸在激情与兴奋之中，满面红光神采焕发，思维敏捷出口成章。

一个偶然：少年入门发蒙

“我大概是艺术经历最特别的一个，在所有的国内职业指挥家里面。”怎么讲？“因为我并非出生音乐家庭，父亲母亲没人干这个。因为我十三岁才开始学习音乐，原先连简谱都不识。” 张国勇坦言，清澈双眸深透见底。

其实，从小他就非常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喜欢表演，“所有样板戏，一个一个全部背下来”。十三岁进了上海“五七”音乐训练班，那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有人提出了，学音乐的孩子，是否一定要‘子弟兵’？”这个非“子弟兵”，本来并未入班主任的法眼，有个同学是第一人选，谁知，老师看好的苗子，还没上考场倒自己吓回来了，这才轮到张国勇顶上去。从此，开始接受正规系统的音乐专业教育。

“我们那个时候，哪像现在的学生这么幸运啊！”工宣队成天在校园里巡逻，“所有外国经典不能听、不敢听。听《梁祝》唱片也要偷偷地、悄悄地躲在琴房里，同学轮岗放哨，有了动静赶紧发出信号……”新奇、紧张、神秘、刺激，张国勇一辈子忘不了，第一次听全《梁祝》以后强烈的幸福感油然而生，他情不自禁闭上双眼挥舞双臂，美妙音乐激发了少年蛰伏的潜能，“将来，我一定要指挥这样的经典作品！”

提及中国指挥“教父”恩师黄晓同，“所有弟子里，我对他最了解。”张国勇说，黄教授是个非常特殊的人物，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留俄学生里最年轻、最聪慧的人才。“黄晓同的指挥毫无任何花里胡哨的东西，中国指挥家最‘真’的就是黄晓同！”张国勇说，在艺术上决不妥协，坚持追求完美；清高风骨、不甘媚俗，这些都是在黄教授身上学到的做人、从艺的真谛。张国勇看得很清楚，恩师的学术立场、审美追求毫无任何功利，“这非常难能可贵。他的教诲铭刻在心：音乐不是表现自我，而是表现音乐。现在，视觉听觉全方位展示很潮流。黄晓同则是音乐界非常珍贵的‘老古董’，他的价值，将随着时光流逝，越来越真正体现出来。”

一个自觉自省的人，从一片褒扬喝彩中能够辨识接受批评之声。“我会自己找上门去讨‘骂’，真不能只听好话啊，好话听多了，人会飘飘然、昏昏然。”他们这些学生也都五十多岁的人了，黄先生见了面还是要批评。“听他的批评比听人的吹捧，舒服！这些批评就像‘清醒剂’，他会让我马上冷静、沉静。”黄先生身体和精神状况好的时候，张国勇也会请他到系里给现在的学生讲讲课、聊聊天，点评点评，“这些话，他们上哪里去听！什么叫‘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学生很欢迎，先生很宽慰。

张国勇说，在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本科学习阶段，他受黄先生影响最深、获益最大：一是治学严谨，二是注重结构。张国勇认为，精确掌握作品结构，求得合情合理合法度、有根有据有逻辑的结构感，这是指挥艺术的最高境界。

一种必然：青年出国深造

众所周知，莫斯科国立柴科夫斯基音乐学院授予张国勇博士学位那年，他三十九岁。他的导师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大名鼎鼎。“我和‘老罗’结缘绝非偶然，那是一种经过深思熟虑以后必然的理性选择。”因为受黄先生深度影响，张国勇在欣赏音乐和处理作品时，总会顺其自然地格外注重指挥家的结构感。“听来听去、比来比去，还是老罗最好。他，太有才了！”罗日杰斯特文斯基的“丰功伟绩”，张国勇绝对如数家珍：“我当时还不知道他就是阿诺索夫之子。但我知道他十九岁就任莫斯科大剧院首席指挥！”这位中国留学生拜在门下时，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已经六十六七岁了，名副其实的老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非常清高自负，非常智慧幽默。他的学问太大了！一个因学问而赢得尊重的人。”

张国勇留学期间，最清晰的记忆就是老罗到学院讲课的情景：“简直就像节日一般的喜庆热闹！大讲堂全部坐满了人，走廊也挤满了学生。”他发现这位大师经常会流露出老顽童一般的有趣的表情，“他会突然发问，你完全没有反应。”比如，老罗会提出最冷僻、最蹊跷、最意想不到的问题：“双簧管，在哪部作品里演奏难度最高？”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答不上来，老头儿便露出狡黠诡异的笑容，活像孩童一般快乐：“哈哈，告诉你吧，那是普罗科菲耶夫《古典交响曲》第四乐章里的双簧管低音区的快速音型！”那些听课的日子，张国勇常常在课后陪伴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他总是一拐就进了书店，然后拎一包书回家。这位俄罗斯指挥大师，很有意思，他非常喜欢鲁迅。中国那么多文学家，竟然偏偏对鲁迅情有独钟，真难得”。指挥艺术，单纯追求技巧不行，表现音乐没有技巧更不行。怎么把内心感悟领会的音乐，通过指挥技巧清晰准确地传递出来？光会说没有用，还要会做，做得到位、做得漂亮。在张国勇心目中，导师不仅学问大，而且技巧超级棒，“全世界指挥家里数他技巧最好！再重量级的作品到他手里，那也是举重若轻，四两拨千斤，拨动心弦画龙点睛”。

罗日杰斯特文斯基带给张国勇的重要影响，还在于如何把握乐队排练的进度与密度。“这正是老罗的强项。”无论经典还是新作，排练的“度”直接作用于现场演出。“真的，我太有体会太有心得了。你排少了不行，排多了也不行，很可能后者比前者的副作用更严重。”一旦乐队出现审美疲劳厌倦心理且发生大面积“感染”，那就一发不可收拾。

回忆留学生活，张国勇目光如炬。“那些‘混’在音乐厅、歌剧院的日子多美好！”虽然囊中羞涩，他仍然保持着求知的高度热情，“天天听音乐会、观赏歌剧、芭蕾。”日记里保留着准确的数字，“那半年我听了一百二十场！有一次波切利的演出，我从包厢翻过去找到了座位。”虽然经济拮据，他依旧享受着艺术的丰富滋养。有一场音乐会非常吸引他。票房外面排着长队，怎么半天没动？原来，全部门票早已预订一空，现在得等预订票的观众放弃领取才可出售。“我站在一边发愣，很孤独，很无助……”这时，一位穿着光鲜的俄罗斯妇女走过去，亲切地问他，年轻人想听音乐会？赶紧点点头。她有一张富余票，多少钱？不要钱，送给你！“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莫斯科音乐学院大音乐厅，幸福得一塌糊涂！”他清晰记得，听到卡契尼《圣母颂》时，“哦，Ave Maria！那位女士眼泪‘哗哗’地流。这个情景，永生难忘！”

一派欣然：中年奔走开拓

在张国勇的指挥艺术生涯中，曾先后与国内外著名歌剧院、交响乐团合作演出了大量经典与新作。他尤其钟爱并擅长俄罗斯音乐，目前国内公认他为“肖斯塔科维奇作品最佳演释者”，但他本人并不认同这种说法：“如果说真有什么独到之处，那是因为指挥家和作曲家有过相似的心路历程。”大师海廷克指挥录制的全套肖斯塔科维奇交响曲，有些专家认为其确实美，非常美，但，美得缺少肖氏深刻的思想内涵与丰厚的生活容量。“那种自嘲反讽、欲哭还笑的意味，西方世界的音乐家无法想象，更无法理解。”

张国勇说：“我们是最幸运的一代中国指挥家，相比我的老师黄晓同他们。但是，我们曾经历过太多的故事。这些故事，在一个健康、正常、文明的社会，永远不可能发生！这些故事，是我们成长成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财富。”2006年春天，中国爱乐乐团特意从上海请到张国勇执棒肖斯塔科维奇的清唱剧《森林之歌》，他的出色表现为北京观众留下了美好而深刻的印象。新世纪，张国勇当属指挥该作第一人。全曲的序奏，仍然是典型的肖斯塔科维奇大手笔。从俄罗斯民谣《黄莺唱着幸福之歌》提炼的主题，开朗舒展明媚乐观。前辈指挥家黄晓同信守的原则，在张国勇身上体现得最为充分。忠实于原作，忠实地还原作曲家意图。他的指挥，严谨醇厚、简明洗练且灵性十足，精到稳健又激情丰沛。那晚的北京城，正在遭受浮尘肆虐侵袭。《森林之歌》隽永的旋律，如同荒芜大漠的绿洲甘泉，枝叶舞动着一片青葱碧翠，溪流吟唱着一泓明澈甘醇。

“我的事业是我的生命的支撑！我这个人，如果没有事业绝对无法苟活生存。”歌剧，音乐艺术皇冠上的明珠，国内音乐评论家将张国勇喻为“艺术皇冠上的‘采珠人’”。2002年夏天他就任上海歌剧院院长，“我对职位不感兴趣，但对歌剧很感兴趣。更重要的是，指挥是表演专业，关在书斋里纸上谈兵一辈子不甘心”。2004年迎来上海解放五十五周年。4月，张国勇指挥威尔第歌剧《奥赛罗》中国首演，轰动申城辐射全国，上海歌剧院再度占领国内歌剧舞台制高点。同年6月，该院在美琪大剧院举行上海公演歌剧《江姐》五百场纪念活动，从1965年第一代演员任桂珍到2004年第四代演员黄蕾蕾，两位江姐实际年龄相差五十岁。《雷雨》《赌命》《半生缘》等自主专属原创剧目，无不兼具敢于开中国歌剧舞台同类题材风气之先的胆识与魄力。他，既是优秀的艺术家，又是出色的管理者，在他身上闪耀着艺术家个体的人性光彩与人格魅力。他总是着装得体，风度翩翩，歌剧院里的年轻人，在艺术上敬佩他，在生活中效仿他。张国勇身上还昂扬着艺术家的高贵与尊严，他从不轻易流露内心的忧伤与烦闷，永远以精神抖擞、神采焕发的姿态出现在排练场或舞台上。因为，他代表着上海歌剧院的形象。

整整十年了，张国勇带领上海歌剧院这支团队，开创了该院历史上崭新的辉煌。他说自己就是一个承前启后的艺术传薪者，仅是担任院长的头四年，上海歌剧院的演出年收入就从五百万上升到近一千五百万，演出年均两百场次，居全国艺术院团之首。2006年金秋第九届北京国际音乐节，张国勇挑梁担纲指挥肖斯塔科维奇歌剧《鼻子》的中国首演。这位“采珠人”说，中国歌剧的春天，也许在我们这一代不会到来；但是，“坚持自己的艺术理念，认准目标持之以恒，淡泊名利不言放弃，歌剧事业就一定充满了成功的希望”。

“我的噩梦，永远在循环重复，一年总会做五六遍：啊！马上就要登台演奏大提琴，我却还未做好准备……紧张心悸惶惑不安。”张国勇说，“我的美梦，永远在循环重复，一年总会做七八回：哇！又买到手一大堆绝版的珍贵总谱，我竟兴奋得如获至宝……欢呼雀跃欣喜若狂。”张国勇，历史使命感与社会责任感丝毫不输给任何人。这个刚刚过去的冬季，他卸掉上海歌剧院院长职务，继续担任艺术总监。那天宣布任免大会，从上海交响乐团排练场赶回来的张国勇，神色泰然笑容和缓：“院长也好，总监也罢，我就是我，我还是我。”这位与全国地方院团保持着长久良好合作关系的职业指挥家，在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主任岗位上也干得有声有色。“我相信自己绝对是一个富于仁爱心和责任感的好教师，我深知，教书必先育人。”职业乐团与学生乐团相比，后者的纯真、活力、无功利，还有极高的学习欲望和求知热情，“这些最可珍贵，钱，绝对买不来！”唯有“真”才有“美”，这是绝对真理，张国勇如是说。